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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江红-怒发冲冠》这首词，自从明代天顺二年（1458）在岳飞的故乡汤阴县岳王庙的一个诗碑上出现就迅速传开了。 弘治十一年（1498）杭州岳庙刻诗碑《满江红》，嘉靖十五年（1536年）《满江红》一词被内阁大学士徐阶编入《岳武穆遗文》一书。这首词这么快传遍全国，这是有道理的。 首先词的艺术性非常感人，即使在宋词中，也是非常难得的上品佳作，堪与苏轼《浪淘沙》媲美，当然会深受欢迎。 其次强烈的爱国情怀在词中发挥的淋漓尽致。 第三因为是抗金英雄岳飞的大名如雷贯耳。 明代河套地区，经常被北方游牧民族不断侵扰，虽然没有严重失去国土之痛，但是由于管控不严，往往成为鞑靼、瓦剌、蒙古游牧民族肆意出没频繁的地区，干扰和破坏了边疆地区的安宁，令明朝非常头疼，为此花费了不小的军力作战于河套地区，最多时曾计划部署15万精兵。 所以，完全收复河套地区的管控，也是大明朝野的一种呼声。 《满江红》这首词，也很容易激励明朝对国家安全问题的危机感。 《满江红》作者的官司由来所以，《满江红》就成为一曲爱国主义的高歌，人们一直认为是岳飞的作品，从明代吟诵到民国。 但是，当代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据说，最早传播这首词的是明朝，正统天顺年间一个叫王熙的人，是他第一次公布了《满江红》这首词词，明确说是岳飞的词，但是，没有说明从何而来。 这就给后世怀疑《满江红》为岳飞作词，留下了打不尽的笔墨官司，至今莫衷一是。 不少怀疑者认为，《满江红》应该是明代人写的，具体来说涉及正统十四年的“土木堡之变”和弘治十一年的王越在贺兰山的“贺兰山大捷”。 千里马认为，这都是一些穿凿附会之议，与《满江红》的文学与现实意义都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 首先，《满江红》一词的艺术特色和思想内容，都是爱国报国精神被压抑的愤懑之情。 明代的边防斗争都是国家正面积极支持的斗争，朝廷内部是不存在主和派问题的。而南宋岳飞所处的政治环境是主和与主战派之间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 其次，明代的将士也不存在“靖康耻”、“臣子恨”的问题。 岳飞有“臣子恨”是因为报国无门。明代哪一个将士的抗敌会被制止呢？ “土木堡之变”是怎么回事明代著名的“土木堡之变”发生于正统十四年（1449）春。 这年二月，东征西讨大体统一了草原几个部落的瓦剌首领明朝太师也先遣使2000余人贡马，进京朝觐，按惯例，明朝都要给朝觐的人马如数赏赐的。 也先觉得这种“走亲戚”的方法是非常便宜的一桩买卖，所以，经常虚报人数，榨取明朝的赏赐。 这次又把2000人报成3000人了，宦官王振坚持按实际人数赏赐，还把马的价格给砍了一大半。也先没有得到预期的赏赐，就用军事讹诈的损招了。 七月，也先兵分四路骚扰明朝。也先亲率一路进攻大同，参将吴浩战死于猫儿庄。 消息传到北京，明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决意亲征。于谦、王直等劝谏无果。七月十六日，明英宗率50万大军从北京出发，八月一日到大同。 明英宗到大同后，也先就撤军了，太监郭敬报告，这是也先的诱敌深入之计，王振错误判断指挥大军北进，结果明军至宣府，瓦剌大军追杀而来，明军中了也先的埋伏，3万骑兵覆没。 八月十三日，明军仓皇逃到土木堡，第二天，瓦剌就包围了土木堡，也先使计诈和，并主动撤退。明英宗信以为真，就下令驻扎整修。已经非常疲惫的明军，饥渴难耐，纷纷向河边奔去寻水，这时瓦剌趁机进攻，明军只能仓卒应战，被有备而来的也先杀的大败，大臣战死数十人，明英宗突围无望，跳下马面向南方，盘膝而坐，等待就缚。 明英宗被瓦剌军发现，觉得是个大人物，就带他见赛刊王。赛刊王还没有见过英宗皇帝，就问“你是何人？”英宗反问“你是何人？是也先？是伯颜帖木儿，或者赛刊王？” 赛刊王一听这口气，报告也先，也先立即去给英宗请安、磕头行君臣礼，并献上美食。 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到北京，英宗的弟弟成王朱祁钰称帝改元景泰。 也先把英宗作为人质，从瓦剌军营几次带到大同城门下，企图攻入大同城，都被郭登识破，郭登也想方设法营救英宗，但是没有成功。在郭登火战的打击下，也先终于屈服，把英宗送回北京。 英宗于景泰二年八月十五回北京后，被景泰软禁于南宫。景泰八年（1457）石亨等人正月十七日发动“夺门之变”，英宗复位，正月二十一日改元天顺。 那么，天顺二年（1458）这一年在汤阴岳王庙出现岳飞的《满江红》已经与“土木堡之变”事件（1449）相隔八年了，与所谓的岳飞抗金斗争的恢复国家京都汴梁，根本不是一回事。 而且与岳飞词中“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差距太大，因为天顺二年（1458）英宗朱祁镇已经复位一年多了，应该说耻已雪，恨已灭了，谁写诗没有真情实感去写呢？ 在岳王庙题岳飞的《满江红》纯粹是正常的纪念岳飞之举，这是一个孤立事件，我认为与“土木堡之变”没有任何可靠的联系。明朝人写《满江红》也就说不过去。 王越作《满江红》是很轻率的一个判断在明朝人写《满江红》的说法中，夏承焘先生提出《满江红》是明代将军王越创作的，给出出的理由是《满江红》的“踏破贺兰山缺”与岳飞无关，而与王越的“贺兰山大捷”有关。 那我们看看，王越会不会写《满江红》呢？ 王越（1426——1499）一生活了73岁。 景泰二年（1450），25岁的王越中状元，授浙江道巡按，可谓少年得志，第二年，调任四川巡按。 两年后，景泰五年（1455）27岁的王越父亲去世，他回家“丁忧”三年，景泰八年（1458）丁忧期满。 王越在为父守孝的三年中，他确实写过一些不想做官，希望隐居的诗，也躬逢“土木堡之变”，年龄也在30岁以内。只是他当时没有“八千里云和月”的经历。 那么，岳飞《满江红》一词中的“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云和月”都不是想象之词，而是属于写实，所以，30岁的王越就不可能写这样的词了。 王越为父丁忧期满后，他连升三级，做了山东按察司，可谓春风得意呢！他哪里来“臣子恨”呢？ 天顺九年（1463），大同巡按都御史韩雍被免职，内阁学士李贤等大臣推荐王越给明英宗朱祁镇，英宗召见了王越，并任命王越为大同巡按。 这可是一个重任。14年前，即正统十四年，正是明英宗亲率50万明军，被也先打了一个落花流水，有“土木堡之变”，也因此有英宗8年的软禁南宫的苦难。 王越被任命大同巡按肯定是朝廷上下的精心安排了。 不过，不巧的是，王越到任大同未几日，就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按制度，王越要立刻回家“丁忧”为母守孝三年，可是英宗不同意王越“丁忧”。王越是个实干家，也确实没有辜负朝廷的期望，他发展经济，稳定社会。这一时期，王越不会写出“凭栏处潇潇雨歇”这样的诗句吧？再说，“八千里云和月”王越才走了一两千里！这一年王越37岁。 成化三年（1467）王越随抚宁候朱永出征河套地区。这是王越真正的军旅生涯的开始。 这一年，他的功名16年，年龄41岁了。 成化五年（1469）鞑靼在河套地区骚扰滋事，边疆不得安宁。遂宁巡抚王锐向王越求援，王越兵分三路，逼迫鞑靼撤退。王越也撤了。谁知王越还在撤退路上，延绥又告急了。王越火速到延绥作战，把鞑靼赶走了。 但是，朝中一伙人找茬，说王越擅离职守才招致延绥之危，好在孝宗朱见深是个明白人。 河套地区是明朝的疆土，但是，有效管理非常有限，因此，给北方鞑靼入侵大明留下了方便之门，所以，有一种意见，就是把河套地区收复回来。 成化八年（1472）朝廷再次提出这个问题。 王越是收复河套的主要主持人。他们根据实际情况，认为河套地区地势开阔，有利于骑兵作战，出兵河套，需要精兵15万。这个计划，遭到朝中一些大臣的弹劾，说王越贪生怕死，夸大敌情。王越被降职。 成化九年（1473）9月12日，鞑靼可汗满都鲁、孛罗息、乩加思兰率精兵走出河套，深入内陆，直逼甘肃南部的秦州（今天水市）、陕西北部安定（今子长县），王越兵分两路，绕道攻击满都鲁后方大本营红盐池。 这时大风忽作，天昏地暗，王越进退有些犹豫。一名老兵说：将军，天赐良机啊！乘大风扬尘，遮挡敌人视线，我们杀他一个出其不意！ 这一仗果然非常顺风，这就是著名的“红盐池大捷”。 后来王越提拔了“红盐池大捷”有一言之谋的这个老兵为千户（相当于从士兵到团长）。 红盐池大捷大涨了明军士气，给敌人以重大的震慑，改写了明军消极防御的一贯军事战略。 成化十九年（1483）王越受太监汪直的牵连，削去一切职务。这一停职就是十年。王越停止期间，写了不少诗文，也不断为自己申诉，弘治七年（1494）才恢复了他的都御史职务。 这一年，王越已经是68岁的老人了，他的功名44年了。 弘治十年（1497）十月，鞑靼可汗巴图蒙克再次犯边干扰陕绥甘宁地区，先杀死了甘肃都督许欽，然后大举进攻大同，气焰非常嚣张。受屠庸的举荐，王越任延绥、宁夏、甘肃总制，又一次取得反击大捷。 弘治十一年（1498）鞑靼犯边，七月十五日，明军全体出击，72岁的王越亲自上阵。明军用弓箭和火炮与鞑靼交战，获得“贺兰山大捷”。 但是，这时朝中发生了宫廷内斗。明孝宗宠信的宦官李广获罪自杀，在李广的家中发现的高官贿赂李广的名单的，有王越送礼的记录，谏官指责李广是王越同党。 明孝宗并未过问王越之意，但是王越闻之，感觉宦海生涯的低谷到来了，心中非常担忧，次年1月12日在甘州（甘肃武威）去世，享年73岁。 孝宗闻讯非常悲痛，罢朝一天，追赠他为太傅，谥号“襄敏”。 王阳明亲自为王越抬棺，并主持葬礼，负责督造坟墓，可谓哀荣甚隆。 王越是明朝很有影响的诗人和武将，他的诗集也流传甚广，明代就对他评价很高。如果有《满江红》艺术是如此成熟的作品，肯定会广泛流传的。怎能不为人知？ 清代纪晓岚对王越的诗文评价很高，说“越本魁杰之才，其诗文有河朔激情壮之音”。 从文学来说，似乎王越真的有这个可能性。 例如，诗歌水平很高，又有“贺兰山大捷”之战。 但是，从《满江红》全诗来说，从王越的经历来说，就不完全了是怎么回事了。 比如说，王越从中进士（1451）以来到他的“贺兰山大捷”（1498）已经有47年！远远超过《满江红》里说的“三十功名尘与土”。 如果从王越进入打仗的大同巡按（1463）到死（1499）是36年，也不能用“三十功名尘与土”来形容。毕竟三十一二年还可以说是30年，已经36年了，怎么说，他都无法写下“三十功名尘与土”这样的诗句。 再说，王越是朝廷支持下的封疆大吏，他也是打了大胜仗的功臣，他有什么“臣子恨，何时灭”的遗憾呢？ 再说，最早发现《满江红》是天顺二年（1458）而王越的“贺兰山大捷”是弘治十一年（1498），《满江红》一词的出现，比王越的“贺兰山大捷”早了整整40年！说王越因为与“贺兰山大捷”相关，就说《满江红》是王越写的，显然这个判断是非常轻率的。 而《满江红》一词中的贺兰山，从文学作品来说，也无法确认就是实指“贺兰山”这个地名。 历史上，使用贺兰山作为古战场，在唐诗里面已经多见。 例如。王维的《老将行》里，就有“贺兰山下阵如云”这样的名句了。 王维是唐代著名的诗人，他的诗，后世不读的人很少。这里的贺兰山只是一个古战场的名词而已，在诗中是一个虚用典故。并不是说，王维到过贺兰山。 我们看王维《老将》一诗的部分诗句： 誓令疏勒出飞泉，不似颍川空使酒。贺兰山下阵如云，羽檄交驰日夕闻。王维以回忆的手法，描写了老将功勋卓著的一生，这是开始部分。而且，疏勒与贺兰山也相距很远，出现在诗中，都是泛指沙场的意思。 此外，唐代韦蟾的《送卢潘尚书之灵武》一诗中的“贺兰山”却是真实的地名，也是直接描写，而不是借喻。 看诗： 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水木万家朱户暗，弓刀千队铁衣鸣。因为韦蟾诗中卢潘去的地方灵武，就在今天的宁夏。安史之乱以后，唐肃宗曾在这里登基。 再看看晚唐诗人贾岛《送李骑曹》这首诗，也有“贺兰山”一词。但是，诗中的“贺兰山”是诗人想象中的实际地方，这些地方与诗人送李骑曹是有关的。 因为李骑曹要到贺兰山，所以，他在南方送别时，就想象贺兰山顶的草，大概也像帆一样任凭风吹，暗喻宦海身不由己。 朔色晴天北，河源落日东。贺兰山顶草，时动卷帆风。金代元好问的词《征西壯士謠》，虽然诗中的“贺兰山”不是具体的贺兰山，但是，诗人还是想象，哪怕就是在贺兰山这样的边疆沙场，也要建功立业，以金鞍绣帽还乡。 总为官家金印大，不怕百死向沙场。捉却贺兰山下贼，金鞍绣帽好还乡。我们从以上的唐诗和明代以前的诗来看，“贺兰山”有时实指地名，有时又是古战场的代名词，但是，无论指什么，都要符合诗歌作品具体的明确内容。 我们从《满江红》这首词的整体内容来看，与王越的经历和事迹都不完全符合。而语岳飞的实际情况更符合一些。 贺兰山毫无疑问在《满江红》一词中是沙场的暗喻而已，如果生搬硬套，怀疑岳飞为什么要写“贺兰山”，那只能说已经违背诗歌作品本身的具体性。 我们知道，诗歌作品中的词，往往是可以多意解释的，但是，不能违背诗歌作品的整体思想。如果违背诗歌作品的整体思想，那就是孤立的词解读了，而这样的解读没有任何意义。 《满江红》流传下来的不解之谜《满江红》一词，到底是怎么流传下来的，却是是一个谜，但是，自从这首词流传以来，没有人怀疑过这首词，都相信这就是岳飞所作的。 也许，从明朝到清朝，都没有人怀疑过。 但是1958年，著名文献学者余嘉锡出版了《四库辨证提要》一书，在其中卷十三《岳武穆遗文》条中，余嘉锡对《满江红》的作者提出质疑，从此，拉开了《满江红》作者之争。 余嘉锡先生当时怀疑的理由是：这首词最早出现在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徐阶所编纂的《岳武穆遗文》中，这是根据弘治年间浙江提学副使赵宽抄录自杭州岳坟词碑的，其不见于“宋元人之纪载，或题咏跋尾”，岳飞孙子岳珂编纂的岳飞文集。 但是，现在发现《满江红》最早出现明朝的时间是1458年，比徐阶所编纂的《岳武穆遗文》早了78年，也比赵宽从杭州岳庙抄来的《满江红》早了四十年。那么，徐阶才发现《满江红》就已经站不住脚了。 继余嘉锡先生之后，夏承焘也写文章质疑《满江红》。 他赞同余嘉锡的怀疑，认为词中“贺兰山”并非岳飞时代的用语。 他推测明代王越是《满江红》的作者。 因为该词刻在杭州岳庙时，正是王越建功立业之时。王越武功盖世、军功显赫，而且博学能文，擅长诗赋，更重要的是他确实曾经有征战贺兰山的经历。 上面我们对王越的事迹已经做了考证，比杭州岳王庙刻《满江红》更早的是汤阴岳王庙的《满江红》刻词。而王越的“贺兰山大捷”比汤阴岳庙发现《满江红》玩了41年！ 针对文献学家余嘉锡和词学家夏承焘的看法，宋史学家邓广铭先生，认为《满江红》一定是岳飞所作。 邓广铭先生首先从历史学家的眼光提出自己认为《满江红》为岳飞所做的四个理由： 首先判断《满江红》是否属于岳飞所作归根到底要看词的风格是否符合岳飞的文风，脱离词本身的一切论述都是次要的。 从《满江红》的文学风格来说，也与岳飞其他诗词文章完全相符，这就是说，岳飞首先具备创作这种文学才能和艺术风格的能力，如果这个能力都不具备，一切都无从谈起。 这首词为何没有被岳飞儿子岳霖和孙子岳珂收集并且编入《 家集》？据岳珂自己所说，其父岳霖对于搜集岳飞的各类作品下了很大功夫，但是岳珂本人用功不够，只是加以编辑刊印，所以有所遗漏是完全可能的。 第二为何《满江红》词不见于宋元人时代的其他文献中呢？邓老认为，不能因为我们没有看到相关记载，就断言宋元人书中没有出现过。 因为宋元时代的文献尤其是笔记和小说一类的文献流失得非常厉害，我们能看到的只是一小部分，不能排除有宋元文献记载《满江红》被明代人看到，把《满江红》收入了岳飞集，但原书后来失传了的可能。 第三有人在岳飞故乡河南汤阴县的岳庙中发现了一块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刻有《满江红》的石碑，明确写到《满江红》为岳飞作。这块石碑比杭州岳庙的《满江红》刻早四十年，比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编辑的《岳飞集》早七十八年。这能够说明，《满江红》非出于明代编辑《岳飞集》人的伪造。 第四“贺兰山”的问题经过很多词学家的后续考证，一般认为在宋代，“贺兰山”已经成为了边疆少数民族的泛指。岳飞“踏破贺兰山缺”乃是比喻，意思是要抗击金人，直捣黄龙府。而且词中还有“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等岳飞特有的经历，足见《满江红》并非他人所作。 邓广铭先生的考证，能够以文学作品本身为依据，这是可喜的一种方法。 但是，关于《满江红》在明代出现，却是值得思考，如果没有充分证据，《满江红》词作，虽然不是明代人所写，但是，岳飞所写的证据仍然值得研究。 新的证据应该有据不过，根据1986年在江西发现的《须江郎峰祝氏族谱》记载，绍兴三年（公元1130）岳飞有《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一首，同时也有祝允哲的《满江红-祝允哲公和岳元帅述怀》一首。 《须江郎峰祝氏族谱》所载的岳飞《满江红》原词是这样的： 岳飞《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怒发冲冠，想当日、身亲行列。实能是、南征北战，军声激烈。百里山河归掌握，一统士卒捣巢穴。莫等闲、白了少年头，励臣节。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金城门阙。本欲饥餐胡虏肉，常怀渴饮匈奴血。偕君行、依旧奠家邦，解郁结。 这个词有十四个句子，与现在的《满江红》不一样。但是，大体就是和句式是基本一样的。因此，千里马认为，这应该就是岳飞《满江红》的原稿，也是手稿的抄录本。 古代抄录会出现误抄，但是，误抄一般只是个别字，这首《满江红》十四个句子与今本不同，肯定不是误抄问题，而是手稿本来就是这样的。 祝允哲《和岳元帅述怀》仗尔雄威，鼓劲气、震惊胡羯。披金甲、鹰扬虎奋，耿忠炳节。五国城中迎二帝，雁门关外捉金兀。恨我生、手无缚鸡力，徒劳说。 伤往事，心难歇；念异日，情应竭。握神矛，闯入贺兰山窟。万世功名归河汉，半生心志付云月。望将军、扫荡登金銮，朝天阙。 而祝允哲的和词，只有一句与现在的《满江红》一样，这说明，如果岳飞的《满江红》如果是后人修改成现在这个样子，那么，主要是依据岳飞的手高修改的，基本精神也是岳飞的，也多多少少吸收了祝允哲的词意。 《祝氏族谱》对岳飞和祝允哲两首《满江红》记载的内容，我认为都比较可信，尤其是岳飞的《满江红》词中的大部分句子与今本《满江红》一致，这说明岳飞确实写过《满江红》。 至于《祝氏族谱》中岳飞的《满江红》为什么与今本有一些不同，这就是次要问题了，因为从《祝氏族谱》的记载来看，祝氏录下的赠词肯定是岳飞的手稿，这是没有商量的。 至于今本就比较复杂，我们也不好做结论，但不外乎几种情况，岳飞自己后来修改过和后人有编辑修改这三种情况而已。 岳飞肯定没有修改过《满江红》原稿我个人认为，如果《须江郎峰祝氏族谱》中记录下来的岳飞和祝允哲的两首《满江红》词，都是真的，那么，岳飞自己后来修改词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因为古人赠诗是非常普遍的一种文化生活，一般来说，文人非常重视赠诗，一是对别人的敬重，诗写的不满意，那是不能赠出去的，像岳飞这样的武将，他们一般不会非常在意写诗，写出来，朋友喜欢抄一首完事儿了。 当然，也不排除岳飞自己修改的可能性，毕竟这是自己的述怀，有一肚子的话儿要对自己说。 我个人认为，如果《满江红》今本还是岳飞的作品，那么后人修改的成分就很大了。 因为《祝氏族谱》中岳飞的原词最后一句不是“朝天阙”，而祝允哲和词的最后一句是“朝天阙”，这显然是后人读到这个资料以后，把两首诗的优势综合了一下并加以修改的。 如果是岳飞自己修改，他怎么会用别人的句子呢？这不合乎一般的常理。因此，现在的岳飞《满江红》是后人根据岳飞原诗和祝允哲和诗而整理修改的一个版本。 那么，到底什么时代修改了《满江红》呢？这个就不好说了，因为证据明显不足。 如果新发现的《须江郎峰祝氏族谱》是真的，那么，我们以上的推测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错误。 岳飞今本《满江红》词的来历也就清清楚楚了。 《祝氏族谱》是可靠的简谱但是，1986年新发现的《祝氏族谱》公布以后，议论不一，最大的议论是有人怀疑这个族谱的真实性，提出了不少疑问，这里就不多说了。 我个人认为，那些怀疑基本上是一些低水平的怀疑，根本没有什么严密的科学性。 例如，怀疑者说，岳飞当时不是元帅，为什么族谱中称岳飞元帅？ 这实际怀疑的真是非常没有水平的。 因为，族谱是后人编辑的，所以，岳飞和祝允哲二人《满江红》词的标题，不是岳飞、祝允哲做的而是后人做的，后人出于对祖先敬重，他们当然要以后辈的口吻称呼前辈，所以，称谓往往“不合理”这非常清楚也很正常，这种情况基本属于诗歌编辑的一般情况，说这是一个错，那是非常幼稚的。 可喜的是，祝氏后人于2007年发表文章，对《须江郎峰祝氏族谱》的不足和真实性做了客观的说明，对于有些学者盲目简单否定《祝氏族谱》的学术粗暴行为，用事实给予了一一回答。 现在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地说，《祝氏族谱》记载的人物事实以及岳飞《满江红》和祝允哲与岳飞的和诗基本都是真实的。 后人修的《满江红》大部分是岳飞的词句今本《满江红》是在岳飞和祝允哲和诗的基础上加工修改而成的，而且，修改后的《满江红》是更好的一首词，也是歌颂岳飞的杰出诗篇。 由于大量的诗句保留了岳飞的原词面貌，因此，记在岳飞名下也是当之无愧的。 只是我们不清楚，到底是宋代人修改的？还是元代人修改的？或者是明代人修改的。这就有待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发现了。 目前，我们只能说，岳飞的现在通行版本《满江红》是后人修改过的一个版本，岳飞的手稿与现在的版本，大部分词还是一致的，但是，修改后的，作品更加完美精致，是中国文学史是的一颗明珠。 仅此，修改岳飞《满江红》的学者，也是词林高手，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位无名英雄。 我们在欣赏《满江红》的时候，也默默向他致敬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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