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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是清代咸同时期理学名臣，他的思想对晚清社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是程朱理学的信仰者，但他的理学观念与传统程朱的一套又有很大不同。他的学术以理学为核心，广泛吸收百家杂学，甚至博杂到不太象是理学了。清末一位正统的理学家夏震武批评说：“湘乡（指曾国藩）训诂、经济、词章皆可不朽，独于理学则徒以其名而附之……儒者学孔孟程朱之道，当独守孔孟程朱，不必混合儒墨，并包容为大也。”他还痛斥曾国藩“讥程朱之隘”是“乡愿之见”，说曾氏学术“以杂为博，以约为陋，以正为党，博学多能，自命通人，足以致高位、取大名于时而已，不当施之于讲学。”① 也就是说，曾国藩根本不配称是一个理学家。如果站在纯粹的程朱理学立场上，夏氏的批评不为无见。但这也恰恰从反面说明，曾国藩没有教条主义地对待理学，他的学术能与时俱进，对传统有继承，更有创新。他在继承理学基本观念的同时，广泛吸收当时的显学汉学以及杂学，甚至是西学，增强了理学的经世功能，使晚清理学从僵死衰落中重新焕发出生机，并使咸同时期一度出现了理学复兴的局面。然而吊诡的是，由于曾国藩理学体系的博杂，也为晚清理学的终结埋下了伏笔。 一、曾国藩对理学的反思 自乾嘉以至道光初年，理学的处境非常狼狈，从民间到官方都弥漫着一股反理学思潮。学界甚至出现了“不骂程朱，不得谓之通人”的局面。所谓宋五子周、程、张、朱的书无人读，书店中理学书也卖不出去。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官方暗中支持汉学是分不开的，乾隆帝钦定的《五经》注疏尽废宋儒义解，全采汉说。可见对宋学的鄙视是一种普遍的学术风气。理学的困境到了嘉道之际仍很严重。曾国藩回忆说：“嘉道之际，学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风……有宋诸儒周、程、张、朱之书，为世大诟。间有涉于其说者，则举世笑讥唾辱。”② 曾国藩的理学老师唐鉴道光年间在京师传授理学，竟要顶着“犯万众之嘲”、“骂讥唾辱”的学术压力。曾氏向唐鉴学习理学是要有点“特立独行，诟讥而不悔”的勇气的。③ 乾嘉以来，理学受到学者的大肆抨击，并逐渐被汉学所取代，当然有其内在的理路和历史的合理性依据。清初以来，不少学者鉴于明亡的教训，纷纷批评理学的空疏无用，主张以汉唐的经学取代宋学；同时理学的严苛的理欲之辨，也因其不近人情导致如戴震等学者的反感。其后的汉学家无不讥讽理学。概括起来，汉学家认为理学之弊有三：一是理学杂糅释老，造成或不近人情，或遁入玄虚不能致用；二是理学家解经多臆断，学问空疏，背离了经学的原意；三是理学家内部相互争吵，或是朱非陆，或是陆非朱，莫衷一是。汉学家阮元说：“两汉经学所以当尊行者，为其去圣贤最近，而二氏之说尚未起也。”④ 他认为两汉经学不杂释老，最合圣人的原意。汉学家江藩认为： 汉兴，儒生攟摭群籍于火烬之馀，传遗经于既绝之后，厥功伟哉！东京高密郑君集其大成，肄故训，究礼乐。以故训通圣人之言，而正心诚意之学自明矣；以礼乐为教化之本，而修齐治平之道自成矣。……然而为宋学者，不第攻汉儒而已也，抑且同室操戈矣。为朱子之学者攻陆子，为陆子之学者攻朱子。至明姚江之学兴，尊陆卑朱，天下士翕然从风。……陆子一传为慈湖杨氏，其言颇杂禅理，于是学者乘隙攻之，遂集矢于象山。讵知朱子之言又何尝不近于禅耶？盖析理至微，其言必至涉于虚而无涯涘。……有明儒生，龂龂辩论朱、陆、王三家异同，甚无谓也。⑤ 在这里，江藩表彰了汉学，认为只有汉学才是真正的修齐治平之学，而理学家学问空疏，愚腐无用，不仅攻击汉儒，而且同室操戈，程朱陆王各派相互吵架，甚是可笑。 汉学对理学的批评不能说没有道理，汉学在乾嘉时期取代理学成为学术潮流也有其学术和历史的必然性。但世变时移，学术风气也在变化。道光时期，社会矛盾进一步加深，士大夫及大小官吏道德堕落，贪贿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面对帝国的危机，一些救世心切的学者企图重新复兴理学以唤起士人的道德感。如曾国藩的理学老师唐鉴说： 天下之患莫大于不顾防检，不敦节，不修礼义廉耻，不遵规矩准绳。破廉隅而趋异偄，弃闲范而就奔驰，容悦以为恭，媕婀以为敬，揣摩以为智，迁就以为才，委蛇以为识时务，和同以为近人情，饰巧诈以固恩权，假声华以固名誉，扬扬自得而不以为可恧，赫赫凌人而不以为可悲。……丧其所固有，而亡其所本来，审若是也，道几不绝乎？⑥ 唐鉴认为，学术正则士风正，士风正则政术正，政术正则人心定、风俗正。他主张研习程朱理学以端正士风，作为拯世救时之要务。程朱理学讲存天理、灭人欲，唐鉴认为，如果士人和官员能以理学要求自己，就会遏止人欲横流的社会风气，从而维护清王朝的长治久安。虽然“理欲之辨”对于统治者来说多是对人不对己，更多地转嫁到他人或百姓头上，成为以理杀人的“伪道学”，但也不可否认，无论在朝在野，确实也有不少人在真诚地信仰理学，实践理学。所以道、咸之际，在士风堕落、道德滑坡、贪贿公行的大背景下，在汉学的冲击下一度消沉的理学有渐渐抬头和复兴的趋势，这有其历史的原因和必然性。因此当理学家唐鉴团结一批有社会责任感的士人于道光年间在北京组成理学小团体时，曾国藩就被吸引住了，最后成为其中的中坚人物。 当然仅仅从拯世救时的角度来说明曾国藩接受理学和实践理学的原因是不够的，因为拿理学作手段治人与作为信仰律己毕竟是两码事。除了时代的机缘之外，曾国藩信仰理学，还有一个内在的原因，即是寻求自我的精神超越。如何克服自己憧憧不安、欲念缠绕而又难以安定的精神浮躁，这是曾国藩颇为困惑的问题。最后他在理学那里找到了寄托。 尽管曾国藩成了唐鉴虔诚的弟子，他对程朱的信仰也终其一生，但他与唐鉴的学术不尽相同。唐鉴是一个纯粹的程朱派学者，门户之见颇深，他的著作《清学案小识》对陆王心学以及当时显学汉学的攻击不遗余力。但渴望能经世致用的曾国藩毕竟不是拘守门户之见的腐儒。他学识渊博，对学术史的流变也十分熟悉。他有奇偶互用、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认为学术史的发展也是“变一说则生一蔽”⑦，对各家各派的利弊可以说了然于心。尽管他推尊宋学，但来自对立面汉学家对理学的批评却不能不引起他的重视，他注意从反面吸取教训，吸收各家各派之长，以期给陷入僵化、陈腐的理学振衰起弊，试图重新焕发其生机和活力。具体做法是：一是将汉学家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纳入朱子的思想体系，吸取汉学家训诂之长，以补理学空疏之病；二是重视史学，旁采百家，强化理学的经世功能，以救理学家愚腐无用之弊；三是会通理、礼，为汉学家的“礼学”寻找宋学根据；四是以濂、洛、关、闽所谓宋五子书为宗尚，同时不废陆、王等其他各派之长，消融理学家内部的门户之争。上述几点，是曾国藩鉴于清初以来理学不断遭受批评并被学界主流所唾弃而作出深刻反思的结果。他试图重新整合思想资源，恢复并张大理学所固有的通经、修德和致用功能。前几个方面我们将其放在后面论述，这里先讨论曾国藩对理学门户之见的反思。 曾国藩在《汉阳刘君家传》中说：“自乾隆中叶以来，世有所谓汉学云者，起自一二博闻之士，稽核名物，颇拾先贤之遗而补其阙。久之风气日敝，学者渐以非毁宋儒为能，至取孔孟书中心性仁义之字，一切变更旧训，以与朱子相攻难。附合者既不一察，而矫之者恶其恣睢，因并蔑其稽核之长，而授人以诟病之柄。”⑧ 这段话说明什么问题呢？一是说明曾国藩是站在宋学立场上的，反对汉学家非毁宋儒；二是说明曾国藩对汉宋之争中宋学一派因厌恶汉学而一并否定其考据之长的做法也表示不满，因为这样做徒授人以柄，被人讥笑为空疏不实。正确的做法是吸收对立面的长处，让人无话可说。汉学家讥笑理学家内部有门户分争，整天吵得不可开交，这也引起了曾国藩的注意，他是怎样处理这个问题的呢？ 在理学内部程朱派与陆王派的门户分争中，曾国藩是程朱派的信徒，他并不赞成陆王心学。他认为程朱派的即物穷理是孔孟之正轨，而陆、王信任本心和良知的修行方式，则容易使后学荡闲防检，以欲望为本心，最后逸出礼法规矩。⑨ 这种看法其实是明末以来程朱派理学家之通识，并无新鲜之处。由此观念出发，曾国藩推尊清代程朱派或接近程朱派的学者为学术正统。他认为；“平湖陆子（陇其），桐乡张子（履祥），辟詖辞而反经，确乎其不可拔。陆桴亭（世仪）、顾亭林（炎武）之徒，博大精微，体用兼该。其他巨公硕学，项领相望，二百年来，大小醇疵，区以别矣。”⑩ 陆陇其、张履祥是坚定的程朱派理学家，陆世仪与顾炎武学术不以方隅自囿，但比较倾向于程朱。所以曾国藩对这些人物十分肯定。总起来说他以程朱为学术正宗的理念直到其晚年并未改变。例如，同治三年（1864）十月廿九日曾国藩日记云：“夜阅罗罗山《人极衍义》、《姚江学辨》等书，服其见理甚真，所志甚大，信为吾乡豪杰之士。”（11） 罗泽南是个执著的程朱信徒，排击王学甚力，曾氏对其学说十分钦佩，说明曾氏也并不欣赏王学。同治十年（1871）五月十七日，曾氏阅读孙奇逢《理学宗传》，不赞成其“偏于陆王之途，去洛闽甚远也。”（12） 总之，自从曾国藩师从唐鉴后，他对于程朱的信仰并没有改变过。 然而为什么曾国藩又说“程朱指示之语，或失则隘”。那么这个“失”与“隘”表现在哪些地方呢？检索《曾国藩全集》，曾氏不满程朱的地方，除了不完全同意程朱对文、道关系的看法外（13），再一个就是认为程朱门户太严，对儒门人物持论过苛。二程讥苏轼、王安石等人，朱熹讥韩愈、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陆象山、永嘉学派诸人，这在曾国藩看来，似乎缺乏一种包容与涵浑的气量。如他在给刘蓉的信中说： 国藩窃维（谓）道与文之轻重，纷纷无有定说久矣。朱子《读唐志》谓欧阳公但知政事与礼乐不可不合而为一，而不知道德与文章尤不可分而为二，其讥韩、欧裂道与文以为两物，措辞甚峻。……奚病之若是哉？（14） 这段话的意思其实是不满朱子讥评古文家。曾国藩对唐宋古文八大家甚是推崇，认为他们并非是如朱子所讥见道浅的人。曾氏平定太平天国后，有人将他与黄庭坚相比，他回信作答说： 承惠书以鄙人与涪翁（黄庭坚）相提并论，此何敢当？宋代文人如欧、苏、曾、黄诸公，皆以大儒之学术，兼名世之襟度，岂区区所能攀跻？若谓下走遭逢际会，得与平寇之役，则彼数君子者特未遇其时，得一藉手耳。假令秉斧钺之任，成李郭之勋，在数君子视之，固当如蚊虻鹳雀之过乎前，曾不置有无于胸中。弟无数君子之学识，而颇愿师其襟怀。（15） 这恐怕不仅仅出于曾国藩的谦虚，类似的言论还有许多。曾氏认为欧、苏、曾、黄诸人道德蕴蓄甚深，是知大本大原有识见的人物，只不过未遇其时，仅以文名传耳。因此我们认为，曾国藩评价说“程朱指示之语，或失则隘”并非是指其哲学思想体系，而是指程朱论学过于严苛，致使后学拘守者容易四处招怨，动成龃龉，不利于求同存异和团结儒门大多数，因为这对于经世来说毕竟是不利的。 曾国藩通过对理学的反思，对理学内部势同水火的门户纷争提出了批评。最突出的表现是作于同治元年（1862）的《复夏教授》一文。此文颇长，为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不妨抄录如下： 孔孟之学，至宋大明。然诸儒互有异同，不能屏绝门户之见。朱子五十九岁与陆子论无极不和，遂成冰炭，诋陆子为顿悟，陆子亦诋朱子为支离。其实无极矛盾，在字句毫厘之间，可以勿辨。两先生全书具在，朱子主道问学，何尝不洞达本原？陆子主尊德性，何尝不实征践履？姚江宗陆，当湖（陆陇其）宗朱。而当湖排击姚江，不遗馀力，凡泾阳（顾宪成）、景逸（高攀龙）、黎洲（黄宗羲）、苏门（孙奇逢）诸先生近姚江者，皆遍摭其疵痏无完肤，独心折于汤雎州（斌）。雎州尝称姚江致良知，犹孟子道性善，苦心牖世，正学始明。特其门徒龙溪（王畿）狂谈，艮斋（王艮）邪说，洮洋放肆，殃及师门，而罗近溪（汝芳）、周海门踵之。……姚江门人，勋业如徐文贞、李襄敏、魏庄靖、郭青螺诸公，风节如陈明水、舒文节、刘晴川、赵忠毅、周恭节、邹忠介诸公，清修如邓文洁、张阳和、杨复所、邓潜谷、万思默诸公，皆由‘致良知’三字成德发名者。睢州（汤斌）致书稼书，亦微规攻击姚江之过，而于上孙徵君钟元先生书及墓志铭，则中心悦服于姚江者至矣。盖苏门学姚江，睢州又学苏门者也。当湖学派极正，而象山、姚江亦江河不废之流，苏门则慎独为功，睢州接其传，二曲则反身为学，雩鄠存其录皆在合于尼山赞易损益之指。明儒之不善学姚江而祸人者，莫如‘以惩忿窒欲为下乘，以迁善改过为妄萌’二语，人之放心，岂有底止乎？（16） 这段话乍看起来与江藩讽刺理学人物内部相互争吵极为相似，但其实本质是不同的。这段话有几层意思：一是推尊当湖学派“极正”，“当湖”是指陆陇其，他是个极端固守程朱门户的理学家，推尊陆陇其就等于推尊程朱；二是认为王学不免有流弊，因此其门徒“洮洋放肆，殃及师门”也是有原因的；三是说陆王也是孔门大儒，不应对其否定，陆王后学也有或建功立业、或忠节清修之人；四是批评朱、陆互诋，认为朱、陆关于“无极”看法的分歧，可以存异，勿须争执不休。陆陇其不遗余力地抨击王学并且抨击顾宪成、高攀龙、黄宗羲、孙奇逢等接近王学的学者。对这种偏激的卫道做法，曾国藩也并不以为然。综上述四点，便知曾国藩的意见是，学者尽管可以坚守自己崇尚的程朱理学，但不一定要去指责别人，只要对方还在孔门之内，就要从大处着眼，看人家的长处，反对门户争执和对立。这仍是他以程朱理学为核心但不废其他派别之长的一贯思想。 曾国藩在对待王学的态度上表现了与其师唐鉴的较大差异。唐氏批评姚江不遗余力，认为王学比汉学的危害性更大。他在《学案小识》中的《叙》及《提要》中花了较大的篇幅抨击王学，并将“心宗学案”列至全书的最后。曾国藩显然很清楚理学内部的纷争是招致汉学家批评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他也并不同意王学的说法，但他认为可以存异勿论，勿须强辨。对于阳明的事功他是持充分肯定态度的。他说： 大率明代论学，每尚空谈，惟阳明能发为事功，乃为后儒掊击，不遗馀力。阳明与朱子指趣本异，乃取朱子语之相近者，攀附以为与己同符，指为晚年定论。整庵（罗钦顺）、高林杨园（张履祥）、白田（王懋竑）诸公尽发其覆，诚亦不无可议，乃并其功业而亦议之，且谓明季流寇祸始于王学之淫诐，岂其然哉！彼一是非，此一是非，天下之无定论久矣。（17） 曾国藩认为，论者把明朝的覆亡归罪于王学，这有些言过其实。这个见解不仅不同于清代一般程朱派的说法，而且与清初诸大儒的说法也不尽相同。这个观点是否持平，姑且不论，但至少说明曾国藩的学术气量的确颇为宏阔。虽然他是一个宗程朱的人，但他认为无论心学也好，汉学也罢，只要功、德、言与圣门无碍，皆可以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曾国藩知人论世，往往能跨越学派门户，综合名实，将对人的评价与其学术主张区别开来。道光二十三年（1843）二月初四日，唐鉴告诉曾国藩：“国朝大儒，惟张扬园（履祥）、陆稼书（陇其）两先生最为正大笃实，虽汤文正（斌）犹或少逊，李厚庵（光地）、方望溪（苞）文章究优于德行。”（18） 看来曾氏是认可这个说法的。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荃致信其兄，欲将李光地、方苞等理学家“奏请从祀”文庙，曾国藩立即表示不同意，主张“从祀”应先从顾亭林、王怀祖（念孙）、陈文恭（宏谋）三先生始，“李厚庵与方望溪，不得不置之后图。”（19） 顾炎武气节学问为清代学人普遍推重；汉学家王念孙虽治训诂考据，但他刚方立朝，“首劾大学士和坤”（20），风节极峻；陈宏谋是“以诚一不欺为主，不尚空谈，不取辨论”的理学实践家。（21） 而李厚庵与方望溪虽然是程朱门户中人，但光地为人，历来多被人非议，而望溪也是“文章优于德行”，不免有可议之处。所以曾国藩欲将他们置之后图。但是这并不表明曾氏不认可李光地与方苞学术。曾国藩晚年依然评价方苞“不愧为一代大儒，虽乾嘉以来汉学家百方攻击，曾无损于毫末。”（22） 这说明一个问题，曾国藩在学术的纷争中，尽管他自己也有门户，以濂、洛、关、闽“宋五子”之学为宗，但他不以门户自囿，反对理学内部相互争吵，论人以通经、修德、致用为标准，对心学与汉学的长处一并肯定之。这种认识是他为了增强理学的免疫力和生命力而对理学门户纷争作出深刻反思并进行自我学术调适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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