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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康熙乾隆前期将朱子升配十哲之列，尊崇朱子学后，清 中晚期程朱陆王之学内部的道统问题基本解决，以调和的姿态共同对付 来自理学之外的学术冲击。程朱陆王之学在讨论理学的具体学术问题， 更加注重以不同的方法与范式阐发学术。这也引发了近现代学界对程朱 陆王之辩的讨论更多是以方法与范式为出发点的。 关键词：清代中晚期；朱陆异同；调和；方法论 清中晚期是指乾隆中期至光绪晚期，这一时期也是学术多元化时期， 形成了汉学、宋学（以朱学为中心）、桐城古文派、今文经学、经世之 学派、诸子学、西学等多种学术流派并存格局。在宋明理学中，又有程 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论辩等。尤其在道光朝后，这种学术风气特别明显。 不同的学术派别由于外在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内在的学术特质的不同， 发展并不平衡，学派相互之间有均衡、融合及冲突，使得清代学术显得 异常丰富多彩。梁启超认为“有清一代学术，初期为程朱陆王之争，次 期为汉宋之争，末期为新旧之争”3，从清中晚期学术大势而言是准确的， 但是，并不代表此阶段程朱陆王之争消失，而是呈现为更特殊形态的学 术之争。 一、乾嘉时期朱陆合流下的不平衡发展 （一）朱子学受到尊崇，理学内部道统问题基本解决，程朱陆王共 同对外 在经历了清初崇朱黜王、尤其康熙至乾隆前期将朱子升配十哲之列 后，朱子学最为尊崇，在政治与学术层面上为统治者所认可，具有了独 占鳌头地位。自乾隆朝后，在理学内部学术层面的道统问题基本解决， 学术界很少再着重讨论这一问题。乾隆时所编《四库全书总目》就明确 了“以濂洛关闽为宗”的基本原则：“迨托克托等修《宋史》，以《道学》 《儒林》分为两传。而当时所谓道学者，又自分为二派，笔舌交攻。自 时厥后，天下惟朱陆是争。门户别而朋党起，恩仇报复，蔓延者垂数百 年。明之末业，其祸遂及于宗社。惟好名好胜之私心不能自客，相激而 至是也。圣门设教之意，其果若是乎？今所录者，大旨以濂洛关闽为宗。 而依附门墙、藉词卫道者，则仅存其目。”1《四库全书》取材标准以濂 洛关闽为主体的，而陆王心学则作为“依附门墙、藉词卫道者”，尤其 阳明末流弊端为统治者深恶痛绝，导致心学难以取得统治者有力的支持， 其诸多著述“仅存其目”。乾嘉时期程朱理学的“道问学”义理解析为 学者广泛认同，而汉学训诂考据又成为一股时尚潮流，陆王心学的直达、 顿悟“尊德性”取向则存有难以克服弊端，因此，陆王心学既受到来自 理学内部朱学制约，又受到来自理学外部汉学攻击，处于汉学与程朱理 学挤压的夹缝之中，显然，此时陆王心学已经不能够与朱子学处于同等 位置，“由于明末兴起的反思、批评王学思潮的影响，以及入清出现的 崇朱黜王思想趋势，使得王学的颓势显露，以至一些研究者用'余波’ '残局’这样的词汇来描述清初王学的处境。”2 但是，宗程朱也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排斥陆王，不能够因此就否认清 代王学的存在与发展。实际上，乾隆朝后期，朝廷对于程朱陆王心学采 取的是崇朱而“金溪姚江之派，亦不废所长”1的政策。乾隆一直将讲学、 朋党、门户三者视为一体，从政治视域出发反对“门户之见”，故而不 愿看到因学术分歧而产生“门户之争”，在对待朱陆王学时采取“协平” 做法：“至宋而门户大判，仇隙相寻。学者各尊所闻，格斗而不休者， 遂越四五百载。中间递兴递灭，不知凡几。其最著者，新安金溪两宗而 已。明河东一派，沿朱之波。姚江一派，嘘陆之焰……然儒者之患，莫 大于门户。后人论定，在协其平。”2而且在对待阳明问题上，是将阳明 与末流、学术与事功区别对待，并不因末流学术之弊而抹杀阳明个人之 功业，提出“王守仁开金溪之派，其末流至于决裂猖狂，诚为有弊。至 其事业炳然，自不可掩”3。康熙年间，陆王文献著作就大量刊刻。孙奇 逢作《理学宗传》、俞嶙编《阳明全集》、黄宗羲撰《明儒学案》、王贻 乐编刊《王阳明先生全集》、张问达编《阳明文抄》、李绂着有《朱子晚 年全论》《陆子学谱》《阳明学录》。乾隆曾经通过浙东大儒邵廷采接触 和了解陆王心学，一大批学者致力于陆王学术，乾嘉时期，陆王心学着 作也不断地涌现、刊刻印刷行世。焦氏曾着有《良知论》，刘原道编撰 《阳明先生年谱》，宗稷辰作《朱王致知本同考》《长沙重刻阳明先生文 集序》著作篇目，彭绍升作《阳明先生诗卷跋》、刘永宦编《王文成公 集要》等，继续传播陆王心学，说明清中期的陆王心学还是据有一席之 地的，也为道咸时期陆王心学思想发展提供了文本基础。 同时，在乾嘉时期，考据学的凸显与挑动，使得汉、宋之学的矛盾 与差异关系更为突出，作为宋学的核心力量朱子学派需要将主要精力放 在应对汉学上；而且，朱子学派也是逐渐看到了排斥王学而殃及包括朱 子学在内的理学严重后果：“风气已成，凡稍有志于理学者，必先以攻 陆、王为务，一若非此不足自名正学者……于是见昔贤精微高深之论， 凡非己所能解者，则概以王学心学斥之。陆王之学既避之若浼；而程朱 之学，至是亦尽失其精意矣。于是陆王之学亡，而程朱之学亦随之俱亡。”1 因此，理学派内部之间的论争就没有那么重要，程朱与陆王学派都自觉 或不自觉地收敛各种锋芒，将重心对付来自理学之外的学术冲击。朱子 学派不再坚持清初“宗朱子者为正学，不宗朱子者即非正学”2门户之见。 占有相当比常式朱、陆王学者都主张尽力调和两派学术的。在这样的学 术背景下，陆王之学还有着很大的存在与发展空间。陈居渊就提出，“王 学在清代不仅没有销声匿迹，而是经历了由隐蔽走向公开、并再度演进 为高潮的流变过程”3。杨朝亮也列举了大量清代陆王心学家加以佐证， 认为“从顾宪成、高攀龙、刘宗周、孙奇逢、李顺、黄宗羲到李绂，从 李绂再到彭绍升、尧祖韶、江藩，以至于晚清的康有为、梁启超二先生， 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陆王学术于清代发展的脉络”4。萧一山一方面承认 存在着王学“残局”的事实，同时又认为“清初之学术，几无一不为明 学之反动；故其时之理学家，亦大抵力排明季学风者也。而其实承姚江 余绪，为之收拾残局者，尚有孙奇逢、李顒及姚江书院一派，如沉国模、 史孝咸、管宗圣、王朝式、韩孔当、邵曾可、邵廷采等”5。 虽然当时学界依旧在一定范围内延续清初崇尚朱子之学、批评王学 的风气，但是，从学界各派的学术主张看，和会朱陆再次成为发展大的 趋势。通儒焦循就主张：“天下读朱子之书，渐磨莹涤，为名臣巨儒， 其功可见。阳明以良知之学，成一世功，效亦显然。然则，为紫阳、阳 明之学者，无容互訾矣。”1肯定了两家学术各有所长，力图统一调和程 朱、陆王学术。阮葵生也认为朱王之间“必不分彼此厚薄”，都属于孔 学一脉，他指出：“圣人之教在文行忠信、诗书执礼，亲炙者犹未能腊 等。曾子则曰忠恕，颜子则曰博约，孟子则曰仁义而已，孝弟而已。以 及濂溪之主静，明道之定性，伊川之敬，横渠之礼，象山之发明本心， 紫阳之穷理致知，阳明之致良知，皆艰难辛苦，已试之效。过来人道个 中语，亲切而有味。孔子复生，必不分彼此厚薄……坚持门户之见，党 同伐异，牢不可破，岂非世道人心之患哉？”2阮葵生明确反对朱王学派 门户之见，党同伐异。 （二）程朱陆王之外其他学派借朱陆异同问题发起辩难 乾嘉时期除理学内部各派外，其他学派也对朱陆异同问题有很多的 关注。曾国藩曾概括说：“乾嘉间经学昌炽，千载一时……天下相尚以 伪久矣，陈建之《学蔀通辨》阿私执政，张烈之《王学质疑》附和大儒， 反不如东原、玉裁辈卓然自立，不失为儒林传中人物。惟东原《孟子字 义疏证》一书，排斥先贤，独伸己说，诚不可以不辨。姚惜抱尝论毛大 可、李刚主、戴东原、程棉庄率皆诋毁程朱，身灭嗣绝，持论似又太过。 无程朱之文章道德，腾其口舌，欲与争名，诚学者大病。若博核考辨， 大儒或不暇及，苟有纠正，足以羽翼传注，当亦程朱所心许。若西河驳 斥漫骂，则真说经中之洪水猛兽矣。”1特别提出对戴震、段玉裁、章学 诚考据学派等“诚不可以不辨”。 戴震指出：“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 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 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2在此，戴震认为宋儒以己之见 自得天理，实际上不过是“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已，无论是在文 字考据上，还是理之事情原委隐曲好似能够申圣人之义，实为“大道失 而行事乖”。在对待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问题上，戴震有两段具有代表 性的言语： 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释自老释；谈老释者高妙其言，不依附 孔孟。宋以来，孔孟之书尽失其解，儒者杂袭老释之言以解之。于是 有读儒书而流入老释者；有好老释而溺其中，既而触于儒书，乐其道 之得助，因凭借儒书以谈老释者；对同己则共证心宗，对异己则寄托 其说于《六经》、孔、孟。3 程子、朱子就老、庄、释氏所指者，转其说以言夫理，非援儒而 入释，误以释氏之言杂入于儒耳；陆子静、王文成诸人就老、庄、释 氏所指者，即以理实之，是乃援儒以入于释者也。4 在此，戴震批评程朱、陆王都有“儒者杂袭老释之言以解之”的杂 糅之弊，但是，两者是有区别的。程子、朱子是“误引释氏”，属于“有 读儒书而流入老释者”；而陆王“援儒入释”，属于“好老释而溺其中”， 以“共证心宗”“托其说于六经孔孟”为旨。在对于朱子学的认识问题 上，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以考据学范式有意识地对程朱理学概念、 论点与体系进行了针锋相对辨伪与批判，有诸多针对朱子学相当严厉的 攻击话语。 对于戴震的攻击，作为朱子学派学者势必会有回应。夏圻指出，戴 震《孟子字义疏证》衹是以批程朱理学为快而并没有真正体会“宋儒本 来面目”：“程、朱之学术，莫大于辨理辨欲辨气质之当变化。一切皆不 便于己，于是扫而空之。以理责我者，以为是乃程、朱意见之理也；以 欲责我者，以为欲乃人生所不可无，圣人无无欲之说也；以变化气质绳 我者，以为气质即天命之性，主敬存理皆宋儒之认本来面目也。”1傅斯 年也曾就戴震之所以批朱提出看法：“清代汉学家自戴震以降攻击理学 者，其最大物件应为心学，不应为程朱。然戴氏之舍去陆王、力诋程朱， 则亦有故。王学在明亡后，已为世人所共厌弃；程朱之学在新朝仍为官 学之正宗。王学虽与清代汉学家义极端相反，然宗派式微，可以存而不 论；朱学虽在两端之间，既为一时上下所宗，故辩难之对象在于此也。”2认 为戴震是以阳明学“宗派式微”，故而“可以存而不论”，而朱子学是“官 学之正宗”，有意以其为辩难之对象，也就是乾嘉学派采取“择大儒而 攻之”方式，试图动摇朱子学的地位。对此，朱子学派方东树明睿地揭 露戴震“必择大儒而攻之，然后乃足立名，此近日学者著书攻朱子之本 谋也”3，其目的就在于通过发难先哲朱子法从而树立学术大旗，本质上 “欲夺朱子之席”，寻求新学统。 王国维则指出，戴震是“欲夺朱子之 席，乃撰《孟子字义疏证》等书，虽自谓'欲以孔孟之说，还之孔孟； 宋儒之说，还之宋儒’，顾其书虽力与程朱异，而亦未尝与孔孟合。其 着他书，亦往往述其所自得，而不肯言其所自出”4。翁方纲则指出戴震 “其人不甘以考订为事，而欲谈性道以立异于程朱”1。而余英时则认为， 戴震批判朱子学是为了“发挥程、朱”2。此外，学术界对于戴震批判朱 子学的性质认识，存在着是学术批判还是政治批判、构建的是新伦理学 或者哲学体系还是社会政治理念等分歧，冯友兰、张岱年、蒙培元、张 立文、林安梧、梁启超和刘述先等都有不同论说3。 此时，江藩《宋学渊源记》对于朱陆之争有过评论，作出陆王“颇 杂禅理”“朱子近于禅”的判断；“至明姚江之学兴，尊陆卑朱，天下士 翕然从风。姚江又着《朱子晚年定论》一篇，为调人之说，亦自悔。其 党同伐异矣，窃谓朱子主敬，大易敬以直内也。陆子主静，大学定而后 能静也。姚江良知，孟子良知，良能也。其末节虽异，其本则同。要皆 圣人之徒也。陆子一传为慈湖杨氏，其言颇杂禅理。于是学者承隙攻之， 遂集矢于象山。讵知朱子之言又何尝不近于禅耶。盖析理至微，其言必 至涉于虚，而无涯涘。”4而经学家程晋芳则不认同江藩将陆王之学视为 “禅”，认为“阳明之学，本于象山。其为流弊，至使人自事其心，束 书不读，非其近禅之过乎？然遂指陆、王之学为禅，则愚不敢也。学亦 有正脉焉，偏脉焉。以陆、王为洪水猛兽，攻之不遗余力，是儒家恶习， 不可蹈也，从而学之，则过也”5。程晋芳衹承认陆王心学存在“近禅之 过”，非“正脉”，属于“偏脉”但亦不认定为“洪水猛兽”异端。 作为此时期学术重镇的浙东学派，对于朱陆之辨亦有很多特别关注 与阐发。全祖望、章学诚、邵廷采继承了宋以来学术传统，坚持兼采众 家之所长，于朱陆无所偏袒。全祖望认为朱学陆学“二者同出于圣学”， 并没有什么截然的区分，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体现了讲明之说与 践履之说：“朱子之学，出于龟山。其教人以穷理为始事，积集义理， 久当自然有得。至其以'所闻所知，必能见诸施行，乃不为玩物丧志’， 是即陆子践履之说也。陆子之学，近于上蔡。其教人以发明本心为始事， 此心有主，然后以应天地万物之变，至其戒'束书不观，游谈无根’， 是即朱子讲明之说也”1。朱陆之学的功夫路径，各有所重，不可视为“支 离之末学者”或“顿悟之禅宗者”。全祖望在学术上倡导“宗朱而不尽 合于朱”2，“不专主朱，亦不专主陆，深造实践”3。在他看来，“圣学 莫重于躬行，而立言究不免于有偏。朱陆之学，皆躬参行之学也。其立 言之偏，后人采其醇而略其疵，斯真能会同朱陆者也”4，希望能够成为 “真能会同朱陆者”。邵廷采批评明清儒士尤其程朱陆王后学的别门户 之争，主张“扫除朱陆之辩”。 在浙东学派中，对朱陆之辩讨论最全面的学者当为章学诚，他作《文 史通义》，列有《朱陆》《浙东学记》专篇讨论与朱陆关系，富有浙东之 学的特征。其主要观点有： 一是“宋儒有朱、陆，千古不可合之同异，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也。 末流无识，争相诟詈，与夫勉为解纷，调停两可，皆多事也”5。以为朱、 陆本无所谓异同，即便存在异同也是正常的，朱陆异同问题衹是后学末 流争相诟詈的结果，其实都是有好事者行为。 二是“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1。毕竟“朱子偏于道问 学，故为陆氏之学者，攻朱氏之近于支离；谓陆氏之偏于尊德性，故为 朱氏之学者，攻陆氏之流于虚无；各以所畸重者争其门户，是亦人情之 常也”2。章学诚之学总体偏向义理之学，强调“道问学”与“尊德性”、 性命之理与格致之学的统一。 三是强调浙东学术不持门户之见，“宗陆而不悖于朱”。《文史通 义·浙东学术》载：“浙东之学，虽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 陆氏，而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至阳明王子揭 孟子之良知，复与朱子抵牾。蕺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 亦不相诋也。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以至 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顾氏宗朱而黄氏宗陆， 盖非讲学专家各持门户之见者，故相互推服而不相非诋。”3章学诚通过 梳理朱子学脉，将顾炎武、黄宗羲、阎若璩视为朱学与汉学学谱，有言： “通经服古、由博返约，即是朱子之教。一传为蔡九峰、黄勉斋，再传 而为真西山、魏鹤山。三传而为黄东发、王伯厚，其后如许白云、金仁 山、王会之，直至明初宋潜溪、王义乌。其后为八股时文中断。至国初 而顾亭林、黄梨洲、阎百诗，皆俎豆相承，甚于汉之经师谱矣。”4更为 清代学术的重要渊源，认为清代汉学离不开三者的传承。章学诚作《书 朱陆篇后》，又将戴震视为朱熹作为嫡传看待。 四是章学诚认为清代“攻陆、王者”未尝理会朱学之精髓，并没有 从“博学多闻，通经服古”出发，而是基于“荒俚无稽之学究”，这无疑是错误的。他说：“今攻陆、王之学者，不出博洽之儒，而出荒俚无 稽之学究，则其所攻，与其所业相反也。问其何为不学问，则曰支离也。 诘其何为守专陋，则曰性命也。是攻陆、王者，未尝得朱之近似，即伪 陆、王以攻真陆、王也，是亦可谓不自度矣。”1 二、道光后清代晚期朱陆之辩 （一）在调和大的趋势下，程朱学派对陆王之学存在不同态度 道光以后，学术界总体上延续乾嘉时期的状况，程朱陆王调和是大 的趋势，陆王心学依旧有所发展。这期间大量陆王心学尤其阳明学著述 被刊刻，主要有刘永宦的《王文成公集要》、张恢等修补《广理学备考》、 李祖陶的《王阳明文选》、胡泉《王阳明先生疏证》《王阳明先生经说弟 子记》、何国材的《虚谷遗书》、萧名哲等刊刻的《王阳明先生全集》以 及王贻乐编、陶浔霍批评《王阳明先生全集》等。这些著述有些一心维 护陆王心学的，如，何国材编辑《虚谷遗书》，“是编凡分四种，祖陆九 渊求放心之说而为《心学释疑》，本王守仁致良知之说而为《格物质 疑》……大旨坚护陆、王，为门户而著书，非为学问而著书也。”2这些 著述既有尊崇阳明，也有调和朱陆两派的。他们通过刊发陆王心学著述 推动学术普及与发展，试图抬高陆王地位。如会稽宗稷辰就提出了“阳 明子之学，即朱子之学”命题，指出：“自有明以来，讲学宗朱者辄与 阳明为敌，众口一词，坚执不破。幸得深如高景逸、刘蕺山，笃信如孙 夏峰、汤孔伯，乃克观其会通而定于一，嗟呼！亦知阳明子之学，即朱 子之学乎哉！”3要求朱学王学相互融合、参照。清末康有为从复古改制 出发，以心学“直捷”“活泼”，又心学之良心、恻隐不忍之心、仁义之心利于改造中国学术，梁启超谓：“故先生之论政论学，皆发于不忍之 心，人人有不忍之心，则其救国救天下也。欲已而不能自已……其哲学 之大本，盖在于是。”1重提陆王说心学，并将陆王视为孔孟的正宗，甚 至认为“阳明之言心学，过于大程”2。 针对陆王心学，晚清朱子学派主要有两派观点。 一派是以唐鉴、罗泽南、刘廷诏为代表格守程朱、批驳陆王心学。 罗泽南、唐鉴及刘廷诏分别以正面表彰与辩驳异己的方式维护程朱理学 道统地位。罗泽南重点批判“致良知”“知行合一”观点否认心学与孟 学的渊源关系达到否认心学合法地位的目的，以朱子“格物致知”说否 定阳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说，甑别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差异， 尊朱辟王。后世学者高度评价《姚江学辨》在朱子学术史上的地位，提 出“罗钦顺辟阳明心学思想脉络的算是比较完备，但说到全面辟阳明心 学，在学理上全面驳斥阳明心学和佛氏禅学，应属罗泽南”3。贺瑞麟以 为“《姚江学辨》一编，真足为吾道干城”4。刘廷诏不接受清初孙奇逢 《理学宗传》将陆王与程朱同列为“儒学正宗”、甚至提出“接周子之 统者，非姚江其谁与归？”5试图将阳明之学超越于程朱地位的做法，认 为《理学宗传》“以异学乱正学，而宗失其宗，传失其传，裂道术而二 之也”6。就此，刘廷诏《理学宗传辨正》毫不客气地将陆王排除在理学 道统谱系之外，倭仁在校订、刊发《理学宗传辨正》还特意将陈建《学 蔽通辨》一书中“择其要言，与罗山《王学辨》，附刊于《宗传辨正》 之后”7，非常明确地表明，朱子学派所要建立的道统体系衹能是一个纯正的程朱理学学统体系。针对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明儒学案》，唐 鉴“传道学案”列有清代大儒陆陇其、张履祥、陆世仪、张伯行作为宋 儒道统的继承人。这一派学者反对陆王之学，多少都有以门户之争为出 发点，他们的影响很大，但总体上没有成为道光以后朱子学派关于“朱 陆之辩”的主流。 另一派则以曾国藩、李棠阶、朱次琦等为代表，他们以程朱理学为 宗，反对门户之别，调和程朱陆王学术，体现了朱子学的融合性。在强 调朱子“正统地位”的同时，尤其重视“正学术”问题，关注“正学” “俗学”“异学”的界限，将程朱理学视为“正学”，将考据之学、词章 之学视为“俗学”，将阳明心学、释老之学及其他有别程朱理学的学说 视为“异学”。李棠阶提出“为治必先得人，欲得人必先造士，欲造士 必先正学术”1。方宗诚认为“正学一明，邪说未有不渐弥者也；正道既 尊，邪教未有不渐息者也”2，将批判陆王心学作为“正学术”的重要内 容。但是，他们并不排斥陆王心学。在方宗诚看来，“朱子、胡敬斋、 罗整庵，各致争于生前。其后，陈清澜《学部通辨》、张武承《王学质 疑》、顾亭林《日知录》、陈定斋《王学辨》、罗忠节公《阳明学辨》，以 及张杨园、陆清献、张清烙、楼文端、吴竹如先生诸儒集中，皆已辨之 极其明矣”。而“陆、王、陈（陈献章）三先生，行谊、气节、功烈、 政绩、忠孝大端，固皆可为后世师表”3。曾国藩指出：“孔孟之学，至 宋大明，然诸儒互有异同，不能屏门户之见……朱子主'道问学’，何 尝不洞达本原？陆子主'尊德性’，何尝不实征践履？……当湖学派极 正，而象山、姚江亦江河不废之流。” 李棠阶认为“程朱陆王，皆可至 道，要在真修真悟，实实用功。彼此掊击，于己何与焉，即陆王程朱， 亦岂以此为加损哉！”1肯定了程朱、陆王之学都是“孔孟之学”重要组 成部分，殊途同归。此阶段，调和程朱陆王已经成为理学的主流趋向。 鲁一同认为朱、王之间无所谓邪正，衹有理论疏密之分，不能够像唐鉴 一样攻王尊朱过度：“陆王之学，高明得之为简易，愚顽蹈之为猖狂， 此其优劣乃在疏密之分，非关邪正之别。意见一胜，彼此凿枘，遂使吾 道之内，矛戟森立，歧畛横分，世变日下，人材至难，何苦自相摧败如 此。推循唐氏（唐鉴）一书，不过攻王尊朱，用意良厚，然持之过坚。”2 这一时期，学术界自由程度比较高，对于朱子学与阳明学还是能够 理性对待的。如今文经学派魏源《大学古本序》提出：“朱子《或问》《文 集》《语录》屡言及之，本末不偏。惟未悟古本分章之条理，而误分经 传，加以移补，遂留后人之疑，以为不格心、意、身之物，而泛言即凡 天下之物。”3既总体上肯定朱子学术，又将“格物”理解为“格心、意、 身之物”，融合了阳明之学。魏源对于朱子《大学补传》也有自己的见解， 认为由于朱子“补传未去，错简未复”，使得“《大学》之谊不章”4。如果 朱子《大学补传》“暗合古本之旨意而并显符古本之章次”，就不致于陆 王因此提出朱子学“道问学而流于之支离”疑义；假使阳明能够“显复 古之章次而并暗符致格之条理”，对其学说分解不那么隐晦，就不至于 导致王学末流之弊，陆王之学也不至于被说成“尊德性而流于禅”，如 此，就不会将程朱陆王“千载遗憾有待后人”5了。魏源希望将喜平石经 上的古本《大学》与朱子《大学》同行于世，以避免无谓的论争。 （二）程朱陆王学派重点围绕具体学术问题方法论更新，回归文本 元典考辨异同。总的说来，晚清时期程朱学派与陆王学派争论的重点已经不再是陆 王心学是否儒学“正统”，而是纯理学的具体学术问题，主要关涉“心 即理”、格物致知、知行关系等问题。程朱陆王都注重以不同的方法、 范表达自我。清代以来学人通过义理分析到考据论证研究方法的更 新，以图回归朱陆文本元典从而考辨朱陆异同问题。如康有为论道问学 与尊德性的差异，就提出“孟子高明，直指本心，是尊德性，陆、王近 之。荀子沉潜，是道问学，朱子近之”1。说明了朱陆的学术渊源于差异。 对于阳明之学，既有肯定又有批判。康有以“归仁”的思想迎合王学“致 良知”道德求知指向，而对于阳明“格物致知”之说，康有为认为王阳 明“心外无物”仅仅将“物”理解为“事”而把心、意、物视为“衹是 一件”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认为“见之孟、荀、管诸书，皆以心物对举， 可知物指外物。”2同时，又提出朱学“格物致知”论存有弊端，他说： “《大学》以格物为入门，郑说固谬，朱子亦不得其解。岂有新学入门 之始，而令穷极天下之物理哉？且物理亦无穷尽之日，宜来阳明格竹之 疑也。且格，至也；物，犹理也。训至事为穷理，辗转乃能相通。”3就 此，康有为借鉴西学自然科学方法，提出了合内外之学、“中体西用” 的“抒格外物”观解释“格物致知”：“格物，格，扞格也。物，外物也。 言为学之始，首在扞格外物也。”4因此，晚清朱陆之争还是方法与范式 的差异为主要特征。 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王阳明对朱熹信函的编辑可算是这种文本式 研究方法的开端，开始普遍采用文献考据法来分析朱陆异同问题，后清 人李绂与王懋竑就是尝试从考据入手以解决争议，李绂撰《朱子晚年全 论》，重申王阳明“早异晚同”之说，而王懋竑则编纂《朱子年谱》以斥之。其中李绂更是在清代“尊朱”的学风之下，独采陆王心学的立场， 通过方法的更新，将朱陆异同问题从一个义理问题转移到文本问题上来。 王阳明文本和考证研究引发许多学者投身于儒家文本的考证实践。罗钦 顺鼓吹“追溯本源”是解决朱陆异同的重要途径，并且为捍卫朱熹“性 即理”，反对陆九渊“心即理”，他引用了数段典籍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这不仅引发了理学内部的争辩向经学考证转变。而且，由于这些考证仍 然是为义理服务的，所以在考据学者中仍不免存在朱陆的对垒。同时， 从思考朱陆异同论的方法而言，虽然经历了从义理分析到考据论证的转 变，但是，大体却仍是儒学内部对朱陆学说论辩。而且综观这一时期的 程朱陆王之争，所提出的问题并没有超过清初学者。 三、近现代朱陆之辩的影响 十九世纪后期以后的近现代朱子学时期，随着西学东渐的日益加深， 朱陆异同成为国内学者一再提及的话题，但这时讨论更多已不是在“中 学”范畴下的议论，而是在一种中学、西学映照下的论述，不同学者或 从西方哲学、史学等某学科，或以一种多元的视角来审视此问题。这些 讨论就著作类型而言，包括朱熹或陆九渊思想的研究专著，或是宋代思 想史或哲学史。而就此议题的具体讨论面向而言，则有综述朱陆学术交 流、辩论过程与其中涉及的议题，也有针对某一事件（如鹅湖之会、无 极太极之辩等）作双方思想异同的分析，或是检讨“朱陆之辩”的影响 等。对朱陆异同的哲学分析，在中国大陆地区主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为指导，一度作客观唯心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的比较；而在中国港澳台 学者当中借用西方哲学的分析显得更加多元，如牟宗三以“认识论的横 列”与“本体论的直贯”为判准来区分朱陆之异同。劳思光则认为朱陆 之争是“立客体实有”与“立主体实有”两种哲学形态的冲突等。在哲 学分析取径之外，也有学者从思想史或学术史的学科角度，将朱熹与陆九渊的学术论辩，置于时间发展的脉络中，考察双方互动与其中牵涉的 情形。此一进路的研究成果，主要以钱穆、陈荣捷二位先生的研究成果 最着。从钱穆与陈荣捷二位先生的研究来看，所重者在彰显朱子学术的 价值，其研究取径，是以文献上的相互印证，阐发朱、陆之相关议题的 真实面貌。由于重视历史真相的呈现，故就钱、陈二先生所论，特重时 间的发展，亦即将朱陆双方争持的议题，置于时间发展脉络上，以观双 方的转变。此一研究路径，与上述着重“哲学分析”的取径，明显不同。 然而此二种取径亦非无可调停之处。 在前此诸位先生之后，刘述先、陈来、田浩（Hoyt Tillman）、严佐 之等兼采“哲学分析”、“历史观察”“文献分析”的进路，以探究朱陆 之异同。刘述先在《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一书中对于“朱陆异 同”的分析，于义理是取牟宗三先生的解析，于朱、陆双方的交游则取 钱穆先生的考证，他认为“朱陆之争”，涉及“道统继承”以及双方思 想的依据问题。陈来《朱子哲学研究》也尝试将哲学解析与历史考察作 一结合，探究评判宋代以后对于“朱陆异同”诸多说法，评述朱、陆所 争论之内容以及双方思想之根本差异。田浩先生《朱熹的思维世界》则 从“学术社群”间的互动，考察朱熹与象山的交游过程，并指出双方思 想的不同所在。严佐之《“朱陆异同”历史文献与“朱陆异同之辨”历 史衍变》将“朱陆异同之辨”作为考察“原生态”理学史或朱子学史的 脉络，通过集聚留存至今的“朱陆异同”历史文献而形成“云资料”平 台，来俯瞰“朱陆异同之辨”的学术轨迹。 对于“朱陆异同”的探究，除了“哲学分析”“历史考察”或者结 合两者之外，也有学者尝试就朱陆对于儒家经典诠释方法上的不同，区 分其差异，或是侧重于讨论朱陆双方论辩议题所产生的意义。如此等等， 不一而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借用西方哲学分析的取径等多种路径 范式，无疑提升了宋明理学研究的理论高度，尤其也藉由当代学术角度，阐发历代朱、陆议题所未尽或引而未发的思想议题。研究者或因学术史、 思想史或哲学史的不同研究取径与立场，或是援取理论、关注面向的不 同，对于“朱陆异同”的观点，往往甚为分歧，但无论是支持或是反对， 纷扰之中，更加证明此一议题乃是每位学人无可回避的问题。 朱熹、陆九渊时代，双方学术存在异同是无需争辩的事实。尤其在 “性即理”与“心即理”、或“尊德性”与“道问学”问题上最能够体 现朱陆分歧所在。而就“朱陆异同”的议题来看，宋代以后的学术发展 过程中，尊朱贬陆或尊陆贬朱，每一时代都有学者支持，也有各自学术 上的体证与选择，形成纷杂万端的现象，然而此是彼非之间，每每成为 历来学人努力突破之处。而在儒学发展中，对于朱陆相争等问题的讨论， 则在辩证与消长的过程中，影响或推进了中国学术的走向。研究者或因 不同研究方法取径与立场，或是援取理论、关注面向的不同，对于“朱 陆异同”的观点，往往甚为分歧，但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纷扰之中， 更加证明此一议题乃是每位学人无可回避的问题。当然，朱陆异同演变 的脉络牵涉朱学与陆学相互的纠结与转变、消融，其间大致可以按照时 间的发展梳理其脉络，呈现出狭义朱陆学术之辩、门户之见、朱陆之和、 早晚之争、方法之变等五种历史形态。但是，不同的历史形态在时段上 往往又有一定的交叉，而且在时间之外，空间也是与时间交织在一起而 影响朱陆异同论之演进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就是说朱陆异同论的历 史形态实则有着明显的地域性分布，而关于这一点，显然值得进一步探讨。 #澳门大学#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中国文化论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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