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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易学派 运用《周易》历法的基本原理来指导医学研究，在中国古代已有漫长的历史，秦汉时期逐渐形成了一门在易学发展史上颇具特色的分支学科即医易学。从魏晋、隋唐到两宋，虽然易学研究(特别是两宋)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涌现了一大批著名的易学家。药王孙思邈就说：“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殒。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钻研，始可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曜天文，并须探赜。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 至金元时期，一些著名医家开始重视易学与医学的关系，如刘完素以易理阐发“火热论”，李东垣以易理来论说药性，朱丹溪以易理来讨论“君火相火”论，不但从五运六气角度说明了发病的病因病机，而且还从易学角度使病因病机进一步深入，使医易学的研究成果从深度与广度上都超过了前代，为医易学在明代达到极盛做了一定的准备与铺垫。 金元医家多以《周易》之卦象比喻人体生理、病理以及药理。如刘完素首创“火热论”，即出之易理之“乾阳离火”之说。而张从正则以《易》之卦象比喻人之器官，认为：“《观》卦者，视之理也。视者目之用也。目之上纲则眨，下纲则不眨，故《观》卦上巽而下坤。《颐》卦者，养之理也。养者口之用也，口之下颌则嚼，上颌则不嚼，故《颐》卦上艮而下震。”以《观》卦为视之理，以《颐》卦为养之理，明显带有取象比类的特点。李东垣则以易象喻药理：“荷叶之物中央空，象《震》卦之体。震者，动也，人感之生。”为言说荷叶性动，易发散的性质，特援《震》卦之象以作例证。 宋明理学的易学观念对于明代医易学思想的深化与发展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从宋明理学初创开始，易学研究就不断地掀起一个又一个热潮。据《宋史·艺文志》载，仅北宋解易的著作就有六十余家。其中著名的有：欧阳修、李觏、胡瑗、周敦颐、邵雍、张载、王安石、司马光、程颢、程颐、苏轼等。这一时期易学研究的基本特征是，深入发掘《易经》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从总体上把握《周易》的精神实质，并将《周易》的原理高度哲理化。宋易大致上可以划分为象数派与义理派两大类型。象数派的代表人物为周敦颐和邵雍。 周敦颐的易学著作为《太极图说》与《易通》。周氏接受释道之学，将道士陈抟的《无极图》改变为论证世界本体及其形成发展的《太极图》，他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阴阳，阴阳太极。四时运行，万物终始。混兮辟兮，其无穷兮。”将“太极”作为混沌未分之元气，经过动静阖辟而分出阴阳二气，阴阳互动又生出五行，五行之气按顺序流布，方有春夏秋冬的交递。周敦颐的易学思想为象数学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邵雍的易学颇为后世学者所重视。邵氏易学将《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与道教的宇宙生成说相糅合，构造出一个完整的宇宙生成图式和学说体系，以推衍解说自然和人事变化，形成其象数学的特色。 义理派的代表人物是张载与程颐。张载善于以阴阳二气解易，于《易传》中特重《系辞》，其易学思想体系的建立主要是通过阐释《系辞》来完成的。张载所谓“太极”又与“太虚”范畴一样，二者都是将“气”的有无、虚实、动静等性质与状态统一起来。张载将《周易》的“太极”与《内经》的“太虚”相联系的说法，被明代张景岳所吸取与发挥。程颐解《易》不讲太极，而以“理”为最高范畴。他在释恒卦《彖》文“观其所以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时说：“此极言常理。日月阴阳盈缩故能久照而不已。得天，顺天理也。四时，阴阳之气耳，往来变化，生成万物，亦以得天故长久不已。圣人以常久之道，行之有常，而天下化之以成美俗也。观其所恒，谓观日月之久照，四时之久成，圣人之道所以能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识之？”就是说日月能久照，四时能生成万物是因顺天之理(或道)。阴阳二气以阴阳之理为存在根据，有形之气只能顺其无形之理才能永恒存在，也即所谓“有理则有气”。程颐这种以理为本的观点多被朱熹所继承。 南宋朱熹为宋易的发展开辟了新局面。他主要继承发展程颐及张载的易学思想，以讲义理为主，同时又兼收邵雍的象数之学。朱熹以太极为其易学及整个哲学的核心范畴，其释“易有太极”时说：“易者，阴阳之变。太极者，其理也。”又说：“阴阳只是阴阳，道是太极，程子说所以一阴一阳者，道也。”太极就是理，就是所以一阴一阳的道。朱熹又提出“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之说。朱熹易学对后世影响深远，此后讲论易理者，多兼及象数。 邵雍所代表的象数派在宋金元明医易学的发展中起到的促进作用是应该肯定的。邵雍在古中医的医算领域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不少医家都十分崇拜他。明代正德嘉靖间名医汪机在阐发运气学说的内容和哲理时直接援引了邵雍关于元会运世的理论框架。邵雍这种对于宇宙时间的逻辑推演方法，是以12与30相乘作为基本模式的。一元是具体世界所能存在的时间单位。一元等于12会，一会等于30运，一运等于12世，一世等于30年。所以一元之数为12×30×12×30=129600年。129600年之后，这一世界归于消灭，而另一世界重新开始。世界就是如此循环，时间则是无限的。这种元、会、运、世之间的比例，正是年、月、日、时的比例的放大，所以其子邵伯温在《性理大全》卷八中解释说：“一元在大化之中犹一年也。”一元有始有终，犹如一年有始有终。 汪机在阐发运气学说时，认为不应只限于一年一时，而应考虑百千年间五运六气的作用和规律。他在《运气易览·论五天五运之气》中说：“一说自开辟来，五运禀承，元会运世，自有气数，天地万物所不能逃，近世当是土运，是以人无疾而亦痰，此与胜国时多热不同(自注：胜国时火运)，如俗称杨梅疮，自南行北，人物雷同，土湿生徾(梅)，当日徾疮。读医书五运六气、南北二政，岂独止于一年一时而反忘世运会元之统耶？”意思是运气之理，不仅在一年一时中起作用，在元会运世即在万、千、百年之间也有此规律存在。所以开国之初为火运，其时人多热病，而当作者之世，已是土运，故生梅疮之病。这一元会运世的宇宙时间观念开启了汪机的思路，使之能够在广阔的天道天象背景中来考察运气学说，尽管其中的具体结论至今未获证明，但是其蕴涵的整体观念和普遍联系的认识则是值得予以肯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邵雍象数学对医易学发展所做的贡献。 理学家中元代吴澄就是一位运气学说的积极倡导者。他十分崇拜邵雍，十九岁时就勉力为邵雍《皇极经世》书作续篇，称《皇极经世续书》。其以运气学说与邵雍的先天后天学相发明。他说：“世之言运气者，率以每岁大寒节为今年六之气所终，来年一之气所始。其终始之交隔越一气，不相接续。余尝疑于是，后见杨子建(失考)通神论，乃知其论已先于余，余请以先天后天卦以明之。”于是其以风木配艮震，君火配震巽，相火配离，湿土配坤兑，燥金配兑乾，寒水配坎，即主气之定布者。吴澄又接着进一步对运气与季节、方位之关系作了说明；风木为冬春之交，方位北东；君火为春夏之交，方位东南；相火为正夏之时，方位正南；湿土为夏秋之交，方位东西；燥金为秋冬之交，方位西北；寒水为正东之时，方位正北。 如果按邵雍的后天八卦顺序是“起震终艮一节，明文王八卦也”，而他的先天八卦顺序则为“自震至乾为顺，自巽至坤为逆”。吴澄考察了这两种顺序后说：“世以岁气起大寒者，似协后天终艮始艮之义。然而非也。子建以岁气起冬至者冥契先天始震终坤之义。”他认为先天卦序始震终坤为一岁主气所行之序，因为这样“六气相生循环不穷”，不至于“间断于传承之际”。这正是按照邵雍“震始交阴而阳生，巽始消阳而阴生”的阴阳消长理论而做出的结论。由此看来，运气学说与先天后天学是很容易融汇贯通的，尽管邵雍《皇极经世》书没有一处提及运气，但两者在本质上有不少一致之处，最主要的是都需要用内算的数字系统进行推演。无怪乎著名医史学家范行准先生将运气归属于“‘式占’范畴内的一种有关医学上的预测的病因学”。 明代医易学的基本特点就是在阐发医学观点的时候，既以宋易的义理派思想为蓝本，又发挥宋易的象数学思想，没有任何门户之见，以张景岳、孙一奎、赵献可为代表的明代医易学之所以被称为极盛时期，这是相比较于其他朝代而论的，金元以前医易学尚未有显著成就，主要还是以五运六气为基本医学逻辑，而清代以降医易学渐趋式微。
张景岳在讨论运气学说中更以邵雍之说为本。其云：“邵子曰：天地之本起于中。夫数之中者，五与六也。五居一三七九之中，故曰五居天中，为生数之主；六居二四八十之中，故曰六居地中，为成数之主。天元纪大论曰：天以六为节，地以五为制。是以万侯之数，总不离五与六也。而五六之用，其变见于昭著者，尤有显证。……惟是数之为学，圆通万变，大则弥纶宇宙，小则纤悉秋毫”。这里的“五”与“六”两个数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疾病的气象预测学，而且宇宙间万事万物、千变万化都可以用之来加以推算，这是因为“以五而言，则天有五星，地有五岳，人有五常，以至五色、五味、五谷、五畜之类，无非五也。”“以六而言，则天有六合，岁有六气，卦有六爻，以至六律、六吕、六甲、六艺之类，无非六也。”所以上至苍天，下至黄泉，大如元气，小如毫末，都不能逃出数之外。如果以数来观天地，天地也不过数中之一物。仅观张氏此论，俨然是一位象数派的易学家，将医算之数的地位与作用推向极端。由此也可以看出，邵雍在医易学领域中的影响确实非同一般，这是因为象数学容易与古中医学中固有的医算学知识相发明，明代医家多因此而崇拜他，如张景岳说：“数之为学，岂易言哉！苟能通之，则幽显高下，无不会通，而天地之大，象数之多，可因一而推矣。明乎此者，自列圣而下，惟康节先生一人哉。” 张景岳进一步将医易同源说发挥到极致。他说：“《易》之为书，一言一字，皆藏医学之指南；一象一爻，咸寓尊生之心。”又说：“天之变化，观《易》可见。人之情况，于象可验。病之阴阳，有法可按。”即认为易学乃是医学的指南，天地万物的法则和人类的生理法则以及治疗疾病的法则，都无非是阴阳变易之理，而此基本法则都存在《周易》一书当中。因此他又说：“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源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不知《易》乎？”从而得出了“医易相通”、“医易同源”的结论。毫无疑问，上述孙一奎、张景岳的医易同源观念，是对千百年以来的医易关系问题做了高度的总结，也使医易学这一易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得以正式形成。 张景岳医易学著作甚多，计有《医易义》《大宝论》《真阴论》《太极图论》以及《阴阳体象》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医易学做了系统的论述，从而成为“医易学说”的真正确立者。张景岳认为：“人身小天地，真无一毫之相间矣。今夫天地之理具乎《易》，而身心之理独不具乎《易》乎？矧天地之《易》，外易也；身心之《易》，内易也。内外孰亲？天人孰近？故必求诸己而后可以求诸人，先乎内而后可以及乎外；是物理之《易》犹可缓，而身心之《易》不容忽，其何以行之哉？”将易理作为深入探讨身心活动规律的理论指南。其成就之卓著，影响之深远，可谓超迈前人。 明代不少著名医家不再停留于泛泛地讨论医易关系，而能从理论上深刻地揭示医易同源的观点。孙一奎说：“《易》理明，则可以范围天地，曲成民物，通知乎昼夜。《灵》《素》《难经》明，则可以范围天地，曲成民物，通知乎昼夜。《灵》《素》《难经》明，则可以节宣化机，拯理民物，调燮札瘥疵疠而登太和。故深于《易》者，必善于医；精于医者，必由通于《易》。术业有专攻，而理无二致也。斯理也，难言也。非独秉之智不能悟，亦非独秉之智不能言也。……故曰：不知《易》者，不足以言太医。惟会理之精，故立论之确，即通之万世而无弊也。”认为只有将医易互参，明了太极之玄理，方能够随证用药应手而瘥。 孙一奎著有《赤水玄珠》《医旨绪余》以及《孙氏医案》等著作，无不贯通医易学的精神实质。史孟麟《赤水玄珠序》说：“孙君过余而论《易》，为究乾坤之元，探有无之极，若悬河泻水而莫可底止，盖从事于圣人之道者，将不得谓之通一乎。道亦惟其所适。孙君之于医，亦可谓一以贯之矣。将不得谓之医之圣者乎！”认为孙氏不仅能穷究易理，而且能使之融于医理，因此誉之为“医之圣者”。孙一奎之于易学有着独特的造诣，也因之有家学渊源，“《易》之神，得孙子之先君子传也。……道遘异教家，秘之以岐黄术始察之消息升沉，寒暑虚实，而《易》之神，而神之胸臆间多矣”。而在《医旨绪余》一书中，孙一奎立有《太极图抄引》《太极图》《太极图说》《不知易者不足以言太医论》《问三才所同者于人身何以见之》《命门图说》等多篇医易学专论。孙一奎强调《周易》太极理论在医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他说：“医之为教，正示人节宣天地之气而使之无过不及。攻是业者，不能寻绎太极之妙，岂知本之学哉？”正是运用《周易》太极理论，赵献可、张景岳、张一奎等人在古代医学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提出了太极命门说。而赵献可对这一理论的形成最具建树。
据《鄞县志》载，赵献可其人“尤善于《易》，而精于医”，著述颇丰，有《医贯》《邯郸遗稿》《内经钞》《素问注》《经络考正》《脉论》《二朱一例》等。其中《医贯》一书是其医易学的代表作，该书不仅将《易》理贯通于医理，而且能将《易》融汇于释家、道家等学说中。赵献可自己说：“余所重先天之火者，非第火也，人之所以立命也。仙炼之为丹，释传之为灯，儒明之为德，皆是物，一以贯之也，故命其书曰《医贯》。”《医贯》中尤以《论命门》《阴阳论》《相火龙雷论》三篇最具代表性，集中阐发了命门之“火”的作用，所谓“所重之先天之火”，因”火”象征了《易》之生生不息。另外，明代医家中还有不少人运用易学原理阐发医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其中包括五运六气、天人合一、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等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明代一些著名哲学家如王廷相、何瑭、方以智等人，既精通医道，又对易学有着深湛的研究。还有象张志聪以易学太极理论解释人体胚胎发育。也从另一侧面显示了明代易学与医学的高度结合。明代诸医家的努力最终使医易学形成了成熟的具有一定的思想体系的易学分支学科，集中了宋代易学两派提出的重要学术命题和思想观念，为古中医医算学更添光彩。 明清医家对于运气、易医不但进行理论继承与研究，还积极临床实证。如吕夔的《运气发挥》、清代缪问（1737-1803）注姜健所传《三因司天方》、王旭高（1798-1862）著《运气证治歌诀》、吴达《医学求是》有“运气应病说”专论、薛福辰（1832-1889）著《素问运气图说》、高思敬（1850-1925）在《高憩云外科全书十种》中著有《运气指掌》一书等等。有些医家虽无运气专著，但在其他论著中也常可看到运气思想的身影：如名医柳宝诒（1842-1901）、给慈禧治病的薛福辰等据运气原理对伏邪理论的阐发；曹颖甫（1868-1937）在晚年所作《经方实验录》序言中专门讲述了他十六岁时亲见名医赵云泉用运气理论治愈其父严重腹泻几死的经历，其注释《伤寒论》时专取精于运气学说的名家张志聪和黄元御之说；承淡安(1899-1957)写了《子午流注针法》，又让其女承为奋翻译了日本医家冈本为竹用日语所作的《运气论奥谚解》；章巨膺(1899-1972)曾发表《宋以来医学流派和五运六气之关系》一文，用五运六气观点解释了各家学说的产生；南京肾病名医邹云翔（1897-1988）强调“不讲五运六气学说，就是不了解祖国医学”；国医大师夏桂成（1931- ）注重五运六气理论在妇科临床的运用等等。中医的中流砥柱们，无不在五运六气的学术洪流中沟通天人，厘正邪，清身侧。
古中医本为象数之法，无奈传统中医轻数重象，藏象、脉象、病象（证候）、法象、圆运动象、全息象、唯象等等，把象的演绎发挥到滥。对于数，除了五运六气、子午流注之外，一概不懂，即使是五运六气、子午流注也只是在术的层面上用用，不知其具有的理论发生学意义，更不知医道、天道。现代中医穷尽一切智商去研究中医证候规范化、中药规范化，妄想用尽西医的“数”去囊括中医的“象”，结果破绽百出、洋相尽显，全然不知中医的“数”为何物，心里没“数”，还谈什么传承、研究中医？所以必然《中医难》《中医乱》。那些以为能治好病就是中医唯一标准的人，知其一不知其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就是中医不能与西医平起平坐的根本原因所在。 从来没有人敢说仲景《伤寒杂病论》比《黄帝内经》更基础、更高明。医匠与大师的差距就在那里，鸿沟无法跨越。 现代中医界，关于五运六气的认识已经逐渐趋于冷静和客观，取得一定共识，并且也开展了大量的文献研究与基础研究，有一些成果也应用到临床，取得了一些实效。但是有两个致命缺陷亟待关注：一是现代中医学术界仍然将五运六气看做是一个术，即断病治病的一种方法，而不是从天道、医道的高度上去看待五运六气。这样一来，对五运六气的重视和研究问题的角度就缺少了必要的上帝视角。二是面对同一个自然界，同一个天道，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和认知方式，即现代科学与中国古代科学，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从客观角度来说，这两者之间必然有一个通约逻辑关系，作为两大科学体系的核心逻辑，这个关系是什么？找到这个逻辑关系的通约方式就是我的发心，我之所以写《古中医书》十二卷的初衷也正是在于此。 现代科学之所以盛行，是因为这套体系不但有关于现象的客观认知，而且这种客观认知的自信正是来自于其现象背后的基于天体、粒子的物质运动数理逻辑，这就是现代科学体系的定量逻辑，这种数理定量逻辑具有可重复性、可操作性和可实践性。中国古代科学系统与现代科学系统之间必然具有相同的认知逻辑，因为二者共处同一个客观世界，这个可以通约的逻辑就是定性系统和定量系统。关于现代科学的定性与定量系统，我们已经快把它膜拜成宗教了——科学教。而中国古代科学体系也必然具有同样的定性与定量系统，中国古代科学的定性逻辑系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形式与标签，中医就是作为这种文化层面上的一个代表。文化的生命力必然来自于文明内核，中医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文明内核是什么？草根树皮三指禅、之乎者也、玄之又玄肯定不是文明内核，那只是表象，所以屠呦呦的青蒿素虽然获得了诺贝尔奖，但那不是中医药的诺贝尔奖。同现代科学作为科学体系一样，中国传统文化的文明内核必然是中国传统科学的定量系统，中国传统科学的定量系统是什么？子学。弄清楚子学定量系统的数理逻辑，那就是开创了一门地球上的新科学逻辑系统，与现代科学体系并驾齐驱、平起平坐的更能体现天人合一的科学体系。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是中华传统文明复兴、中国梦的重要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明。中国靠什么崛起，国防、经济、文化、科技等等都是方式与保障，而内心文明认同的逻辑体系的先进性才是最重要的崛起保证。 《古中医天文学·无极之镜》出版后，有许多中医人说，这部著作是一个思想震撼，是一种智慧开悟。但是还有很多中医人不明白这本书在中医学术史上的里程碑式意义。我出版了《现代中医一百年学术史之现状调查·中医难》，以给那些在现代中医圈子里浸淫的已经不知道现代中医堕落到什么危险境地的中医人以警醒，还是那些中医人说，你说的都是我知道但说不出来的情况，没想到会这么严重。接着我又写了《古中医学术史·天毉之门》和《古中医医算学·伤寒方术》《伤寒方术·序·古中医医算史》，让现代中医界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中医学术史。 一切象数的源头、源动力都是天象，这就是我常说的《古中医天文学·无极之镜》是《黄帝内经》的根，是中医的DNA的原因所在。吾辈参阅先人金匮无数，孜孜不倦，进与天谋，退与心谋，闲与医谋，历数十年以著《古中医书》十二卷，力求彰显古中医学定性与定量逻辑系统的科学本质，曰之不曰，重拾岐黄、鬼僦、卢扁、仲景之度人金针。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行文至此，还分什么河洛派、运气派、医易派、伤寒派、道医派，万法归宗，术术归一。中医的“达摩院”在哪里？中医的“西湖大学”在哪里？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阳货常比于仲尼，不自量力，但求无愧子学前贤、方术先辈，足矣。 我是先秦方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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