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谒陶汝鼐墓

 七彩阳光3109 2019-05-21

康熙癸亥(公元1683年)正月十六日未时,“楚陶三绝”陶汝鼐走完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于宁乡家中悄然辞世,享年83岁。他的后人将他安葬于宁乡二都小官坊,一代先贤从此长眠于这个山青水秀、鸟语花香的地方。

“小官坊”,即如今夏铎铺镇龙凤村虎形山。出于对这位宁乡先贤的景仰,我与市文物局李乔生局长等人一起,拜谒了陶汝鼐墓。

我们先乘车来到虎形山下。人们在这里建起了一个文化公园,园内矗立着陶汝鼐半身像,可见当地村人们对于这位宁乡先贤的敬重与怀念。这些年随着美丽乡村建设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兴起,人们越来越珍视本地的人文历史风物,这真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我们在向导的带领下,大约走了一里多的山路,便到了山脚下,开始登山了。虎形山虽然海拔不高,但相对陡峭,加之通往墓地的道路崎岖不平,荆棘丛生,行走十分不便,因此走得十分艰难,不一会大家便都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了。向导说当年通往墓地有专门的甬道,宽广而平坦,全部用青砖铺地,可惜毁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约摸攀爬了半个钟头,地势忽然开阔,举头一望,“陶汝鼐家族合葬墓”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标志铭牌赫然出现在眼前,陶汝鼐墓到了。

这是一处合葬墓。市文物局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用专业的文字进行了描述:“该墓地坐东朝西,占地面积42平方米。呈半环状布局,长6.64米,宽6.4米,由墓冢、墓碑、墓围组成。墓冢为半球状,上有一盗洞。墓后立碑3通,花岗岩质地,高1—1.2米,宽0.4—0.45米,清同治五年(1866)刊。自左至右分刻“翰林院陶公密庵之墓”、“陶母彭太安人之墓”、“陶老外婆之墓”。墓围片石垒砌,部分已脱落。”

由于年代久远,时代变迁,陶汝鼐墓在很长时间里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直到2014年重新发现。据李乔生局长介绍,陶汝鼐墓的发现十分不易。他们先是查找《宁乡县志》,得到陶汝鼐葬于小官坊这一重要线索,然后在原二都的夏铎铺、龙凤山等地多次走访调查,询问了大量当地村民,最终找到了陶汝鼐墓。

陶汝鼐墓不远处,最近迁来一座古墓,是陶汝鼐祖父桂平公陶鹏之墓。陶鹏是明朝嘉靖初年岁贡,曾任桂平县令,死后葬于县南五里,即楼台山北麓陶家坟山。此山因远望如楼台,因此又名楼台山,“楼台晓色”旧为宁乡十景之一。

陶汝鼐曾有诗《扫桂平大父墓》:“楼台山下白云沉,六代松楸万感心。痛忆昔年寒食路,衣冠环立此山阴。”近年因公路建设需要,陶鹏墓迁到陶汝鼐墓侧,祖孙二人从此长相依伴了。

站在墓地向前远眺,但见远山含黛,绿水长流,田野广漠,阡陌纵横。从这里望过去,可见陶汝鼐当年编撰《大沩山古密印寺志》的松竹庵,更远的地方是他六次寻访、一生喜爱的密印寺。这样看来,我忽然就明白了陶汝鼐墓为何要“坐东朝西”的用意。

当年陶汝鼐编撰《沩山志》并非在沩山,而是在沩江畔一个叫松竹庵的地方,即鳝鱼洲北对岸,后来这里成了白马桥粮站,即如今的白马桥仿古街一带。陶汝鼐有诗《春雨松竹庵阅五灯纂沩山小志》:“三月春寒重,孤峰夜雨深。净随传法眼,闲寄著书心。白足劳香供,清机转妙音。谁知枯颖里,祖叶为森森。”

关于《大沩山志》的修纂始末,陶之典《沩志跋》说得十分清楚:“先君子纂修郡邑《志)》,即纪载大沩山水特详,而又别作《方外纪》,为灵祐祖师立传,附沩宗本末著于篇。尝憾旧无专志,使名胜之迹湮日久而不彰也。岁中,慧山和尚道风盛著远迩,福缘且辐辏,乃以《山志》属之先君,遣使布席,礼甚虔勤,先君欣然创稿。稿就十六,会滇南乱起,辍未竟。既数年,慧公谢沩事,别开龙山,未几入寂寂。继沩席者,迭代不遑汲汲于此,遂阁置。越二十有四年,康熙壬中,与峰禅师自大梅过沩,简较遗迹,慨然图继绍,移书诘典……”

康熙七年(1668)三月,陶汝鼐接受密印寺慧山和尚的聘请,利用纂修郡邑《志》积累的相关资料,在当时宁乡县西一里的松竹庵,一边阅读《五灯会元》,一边开始了《大沩山志》的编写工作。不料《志》稿完成十分之六时,滇南发生变乱,波及湖湘,于是辍手未竟。

过了24年,即陶汝鼐过世八年之后,康熙三十一年王申(1692),大梅与峰禅师写信邀约陶之典以竟父师徐业。他在信中说:“《沩山志》稿,纂自先史公,而先和尚实勤敦请,吾两人并有遗责,其可弛是不问乎?愿入山卒业,以毋坠厥绪。”陶之典则“悚然橐笔从之,自六卷以后,谨视先人义例,续为编摩。而以前卷中《法法录系要》一听与公断裁。邵陵刘君澹山,时有搜考之助,于是犁然乃有成书。”(《沩志跋》)

可见,陶之典接受与峰禅师的邀请,主持了《大沩山志》的续稿定稿,与峰禅师参与了前卷中《法录系要》的鉴定,邵邵阳名土刘应祁(号澹山)则协助进行资料搜考。陶汝鼐初创时是68岁,陶之典受邀续稿时为71岁,父子都是当世名士,老成严谨,学富五车,因此《大沩山志》的最终成果,远胜于同类编纂,是理所当然的。《大沩山志》的续稿、定稿、刊刻工作,一直延续了七年之久,到康熙三十七年(1698)竣工,陶之典写《沩志跋》时已经是77岁了。

如今在密印寺的山门上,有联曰“法雨来衡岳,宗风启仰山”,这一联就来自于陶汝鼐诗《沩山密印寺》“法雨来衡岳,宗风启仰山。十方密印寺,飞落白云间”。密印寺的山门正好坐西朝东,与陶汝鼐墓相对而立,僧人们在山门上镌上这位为密印寺作出不朽贡献的先贤诗句,表达着他们内心深处最朴素的感激,可见佛门净地,亦是有情。

我们在墓前深深三鞠躬,表达对这位宁乡先贤由衷的敬意。关于陶汝鼐平生事迹,拙作《此心安处是吾乡》有过专门介绍,附录于后。

此心安处是吾乡

那真是一个乱世。

1644年是农历甲申年。这一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自尽,明朝灭亡,史称“甲申国难”。不久清军入关,大肆屠杀抗清军民,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惨杀……一时间烽火连天、狼烟四起,哀鸿遍野、生灵涂炭。

这一年,陶汝鼐44岁。

据民国《宁乡县志先民传》记载:“陶汝鼐,字仲调,一字燮友,别号密庵。”生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世居县南秀士乡陶家坪,迁平冈(今陶家湾)”。他年幼奇慧,14岁入学,先习公安近体诗,23岁时应督学试,文诗铮铮,督学徐亮生惊喜得异才,称他技冠湖南数郡。1629年(崇祯二年)进国子监,这年秋天国学生大考,考官将其中最优秀的6卷进呈崇祯皇帝,皇帝慧眼识才,“亲擢汝鼐第一”,下诏题名勒石太学,与考中进士同例。在国子监,陶汝鼐每次考试都名列榜首,为此街上书坊都争先刻印他的试牍,“唱卖交衢,公卿贵人争欲识其面。京师称‘楚陶三绝’,谓诗、文、书法也”。1633年(崇祯六年)陶汝鼐中举人后又中会试副榜。当时天下多变故,明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陶汝鼐很想以自己的才力拯救时局,便邀游南北,结交周圣楷、杨嗣昌、方以智等豪侠文学之士,“屡上书执政,陈时政阙失”。

如果没有“甲申国难”,没有山河破碎、家业飘零,我想陶汝鼐一定会做一个处江湖之远的文坛名宿,终日以读书为乐,以诗书为伴,不问政治。但明清之际,身处巨大社会动荡之中,这位曾经被皇帝赏识、深感皇恩浩荡的读书人,不得不走出书斋,投身到当时遍布全国的反清活动中。弘光政权在南京建立时,他受人举荐担任了何腾蛟的监军。南京陷落,弘光政权灭亡后,他又转道广西,参加了永历政权,并官授翰林院检讨。但腐败的明政权贪图享乐,无所作为,最终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复国无望,陶汝鼐只能再次归隐。举目四望,“悲凉之雾遍被华林”,他的心中体会到的,是怎样的绝望和苍凉!

心灰意懒之际,陶汝鼐奉母归乡,回到了他阔别数十年的陶家湾。他有心从此不问世事隐忍偷生,然而世事终究不太平。

顺治九年,明将李定国经过横州,陶汝鼐、郭都贤曾与之相见。这段经历一年后被告发,当时的偏沅巡抚金廷献将陶汝鼐等20人“逮捕”,后来明吉王四将军府的“囚犯”又供出湖南士子300人反清,牵连相当之广。

此时洪承畴经略湖南。宁乡父老乡亲为谋救陶汝鼐,便苦苦请求陶汝鼐好友郭都贤。郭都贤在吏部做官时,洪承畴因故株连免职,下于狱中。都贤素赏承畴之才,极力为他开脱,奏请免罪复职,得到崇祯皇帝准许,承畴得免罪,继续为官,累升至兵部尚书、蓟辽总督。洪感都贤之恩,与其结为知交。

郭都贤往长沙见洪承畴,陈述冤案,请求释放无辜。承畴公开审理此案,“坐幕府前集士民观所讯,首者仍系,脱诸人于禁,重垂慰遣,俾就寓候题”。这实在令人吃惊:告发者继续监禁起来,被告被捕者全部释放,暂在长沙候旨,“信然丝续命”,得庆“再生”。顺治十二年(1655年)六月,“部覆下,经略斩诬首者于市,命以昭雪还绅籍。”

这就是有名的“陶汝鼐案”。

经此浩劫,陶汝鼐从此不再过问国事,康熙时曾下诏辟举隐逸,地方官要荐举他,他以“糜鹿不训,沐猴自愧”自比,婉言拒绝。

他回到故园陶家湾,在家中专注于诗文书法,专注于地方文化研究,留下大量珍贵文献,著有《广西涯乐府》、《嚏古集》、《寄云楼集》、《褐玉堂集》、《嘉树堂集》、《宁乡县志》、《长沙府志》、《湖南通志》等。另有合刻的《荣木堂文集》、《荣木堂诗集》共三十六卷,流传至今。而他与其子陶之典所编纂的《大沩山古密印寺志》,共八卷,除了大沩山本身的佛教、山水文化资料外,还收录了隶属于沩山禅宗系统的芙蓉山、泉塘山等处的佛教文化资料,既是一部体例严整、线索清晰、资料丰富的佛教文化著作,又是一部格调高雅、情趣优美的山水文化著作。大沩山禅意邈远厚重,毗卢峰秀美清雅,人文与自然的钟灵造化,在书中演绎出湖湘文化十分精彩而独特的一个侧面。大沩山也因此而成为一座人文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名山,真是“江山不幸家山幸”。

有一年冬天,陶汝鼐已年满六十。他再次来到大沩山,夜宿密印寺,与密印诸僧对雪参禅,欣然作《雪会记》,文中写道:“十余年冰冷,密庵偷生坏劫中,自笑今年周甲,在毗卢峰上。天公昨日振潮音,今日呈玉戏,便唤我作蓬莱仙监,亦无不可矣。明日大霁,居士本不攒眉,有野人送酒者,为尽一卮。”字里行间,已然尽是劫后余生的超脱豁达,隐隐有东坡之风。

我想,宁乡这片热土,从来不乏古圣先贤。无数的先辈来了,又走了。他们未曾停留,这里不过是他们人生中的一个驿站,他们凑巧从这里经过,在历史的长河里惊鸿一瞥,偶尔投影于沩水的波心,随后飞向更远的远方。唯独陶当鼐从这里出发,含悲历劫之后又重回家乡,把一腔心血化作诗书万卷,惠及乡人。我想他的内心一定是安详平和的,那些诗书历历在目,分明写着:此心安处是吾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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