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初，逃离溽热窒息的京城，来到细雨微湿的成都。随友人驱车去邻地眉山的三苏祠，此地乃苏洵、苏轼（东坡）、苏辙（子由）家乡所在，设三苏祠以为纪念。
在祠中购得林语堂著《苏东坡传》，本意放松几天，做消遣读物。以前读过苏东坡一些诗词，背诵过他的前赤壁赋等诗词散文，也略知他坎坷起伏的官宦生涯。不料，随着林语堂的生动笔触，穿越千年， 从王安石变法、朝代更替、政治动荡，到苏东坡本人的黜谪流放、饮酒兴起，咏诗作文，目睹体验般地跟随苏东坡65年起伏跌宕的人生旅途，页尽掩卷而思绪不止。
一
林语堂应该是为苏东坡立传最为合适的人选。无论是从对中国文化之精髓的理解、诗歌书画诸多才艺的精通，还是士大夫精神、视野、通达诸方面，林语堂与苏东坡可谓有着心灵上的沟通。当年作者负笈远行，漂洋过海，携多种东坡著作资料而不舍，以作其传为人生乐事，可见一斑。这本传记不仅仅是史实上的整理记录、生动细致的描述叙事、或沉重或诙谐的议论评判，更是作者与被作者之间在精神与情感上的共鸣之作。
正因为此，中国文化浸淫传记页页字字其间，漫延于苏东坡生涯所及的政坛活动、党派之争、文人往来、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
在林语堂文笔下，苏东坡从皇城宫阙到岭南边陲的足迹所至之处，从漫游西湖上、荡浆赤壁下、谪居黄州到流放途中的场景事件，从兄弟间诗文往来到与布衣百姓间交往活动，其描述刻画栩栩如生，趣味盎然。千余年之遥，古文所记，点滴文载，联辍成脉，音容笑貌宛如眼前。
传记原文为英文，为不熟悉中国的外国人着想，叙述中一方面大处着眼、去除枝蔓，另一方面对中国文化中的特有现象或行为则特意着墨交代，与现代与西方交错对比。如此读来，使得远离那个时代的我辈也颇有教益。此版本为台湾张振玉先生所译，文字流畅，几无翻译痕迹。
二
林语堂作为20世纪上半期的著名文人，其文化底蕴和文字功夫早有所知。在这本传记中，林语堂针对苏东坡的政治思想和经历，特别是其所处时代以及中国传统政治运行的评论，其眼光、见解和立意尤其令我惊奇不已。
苏东坡生平经历的是宋代政治上动荡不安的时代。青年时期中举进入京城，恰逢王安石变法，以及当时和随后的四个皇帝年间，经历了中国史上一段剧烈的政治动荡，个人命运也随之坎坷起伏，从皇帝宠爱的才子，到到黜官降职，流放外地，颠沛流离，甚至在赶往边陲任职的路上还经历了连降数级的遭遇。
王安石变法的功过评价，至今仍争议未定，我们且把这些争论留给学术领域。苏东坡参与当时的争论和斗争，他的经历、政治立场和处世哲学提供了认识中国政治文化和士大夫精神的一个侧面，也因此引发了作者的感慨议论。林语堂指出，王安石变法最为引起朝廷文武百官争议的是他的清除御史台、杜绝不同声音之举，“于是批评朝政之权受到了摧残，政府组织的基础受到了破坏，这样就触动了政体的最敏感部分。”如批评者所言，“青苗使者于体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为大”（p. 105）。
在这个大背景下，苏东坡参与大辩论中，给皇帝上万言奏折，其中写道， “今朝廷可谓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胜之。力之不能胜众也久矣”（p. 100 ）。且不论其言论主张正确与否，苏东坡官卑职小，但仍敢上奏皇上，力陈利害，士大夫精神可见一斑。当然，这也决定了随后他官途坎坷的一生。即便如此，苏东坡仍然初心不改，在各地任职施政期间，坚守自己的理念，抵制变法措施。
在作者笔下，苏东坡以及一大批官员正是中国士大夫精神的载体。作者对苏东坡万言奏折和其他政治见解相加评论阐释，崇尚其道义为本、置个人恩怨置之度外的人品。这一主题贯穿传记始终，在叙述主人公随后经历和人际往来时，对这个方面尤为着墨。
传记的评论阐释因作者本人的眼界立场而大为增色。林语堂对他国文化特别是西方文明的接触、对比和见解，为其评判议论提供了有力的参考框架。传记中多处将中国政体与西方民主政体加以比较，提出苏东坡的政治主张更为接近后者。不难看出，林语堂的政治主张也颇与其相通。他在文中有关“人道在，宗教兴”—这里的“宗教”当是指精神力量所聚之处—和“人应当有不同意权”的议论，与民主精神如出一脉。这本传记的写作始于1936年。作者针对千年前国运政局的议论感慨，今天读来，仍然蕴意深远，可见中国政治运作或文化的历史继承性是如此之顽强。
三
当然，苏东坡最为丰富的一面是文人与特别是诗人。传记将那些脍炙人口的诗词文章放在其产生的具体场景中，佐以史上流传的趣闻轶事丰富生动之。随着作者的笔触，我们看到了苏东坡在文字之外生动鲜活的一面，又帮助我们更好地品味诗词的意境。
“东望海，西望湖，山平水远细欲无”。平朴的白描出现眼前，又唤起悠长的思绪。
传记中关于苏东坡与亲人、友人、平民百姓间的交往互动的描述贯穿始终，最为生动活现。苏东坡与弟弟子由（苏澈），同时为官，亲情加友情，在颠沛流离的官宦征途中彼此关照，诗文往来，尤为令人感动。苏东坡以其士大夫精神，文学才能和豁达性格，所到之处得到当地官员、百姓尊敬爱戴。地方官员为他提供遮风避雨房舍而丢乌纱帽，友人愿意步行数百里为他传递家书，书生因倾心于苏文为妻子不满而休妻…… 点点滴滴的此类故事洒落在苏东坡漫长的征途路上、所到之处，点缀着他丰富多彩的一生。
传记中抄录了苏东坡一篇《酒颂》，“酒勿嫌浊，人当取醇。失忧心于昨梦，信妙理之疑神…… 常因即醉之适，方识此心之正。”读到此处时，正坐在一家酒吧加茶舍，恰好面前一杯加冰的黑方威士忌，小抿一口，仰望天窗外朦色树影，似乎与古人怡然同乐，飘然神游。
林语堂追溯苏东坡的人生历程， 注意到他从愤慨与苟酷的火气到安详平和与顺时致命的心境的转变。
“纵横忧患满人间，颇怪先生日日闲。昨夜清风眠北牖，朝来爽气在西山。”
这正是士大夫精神的另一面。如林语堂所言，苏东坡与与陶渊明的精神最为相通，他在坎坷途中和陶诗124首， 不足为奇。如他所言，“然吾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p. 335）作者不正是有着同样的精神吗？
的确，苏东坡在林语堂笔下光辉再现，而读此传记不得不进而对作者产生浓郁兴趣。希望有空暇之日，通读这两位中国文坛巨擘的文字。
文人是幸运的，以文谴情，以文会友，可以将自己的思考、情感、悲愤记录下来，可以通过文字流传载世，其生命力和共鸣力远远超过那些碌碌追求权力和沽名钓誉的政客。以此一生，夫复何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