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 作者：[意]登特列夫 译者：李日章 梁捷 王利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张涛 自然法思想一直绵延不绝，从古希腊时期诞生自然法、古罗马继承自然法传统，到中世纪的神法自然法、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自然法，再到20世纪自然法的复兴，“自然法有其十足连续的历史”。 自然法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自然法思想会绵延不绝?20世纪意大利自然法学家、现代自然法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登特列夫，通过《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探究自然法能够延续的原因，向世人展现自然法的理论魅力。在书的开篇，登特列夫开宗明义地写道：“本书的目的，就在于考察自然法如此富有活力的理由，以及它是否真如某些人说的，曾经大大有功于人类追求的目标”。 登特列夫研究自然法，是“从外在于和超越于流行的实证主义模式及新托马斯主义模式的视角”，以哲学的视角和历史的视角进行研究的。在他看来，“同一个名词在不同作家的手下再三出现，并不足以证明有同一个思想连续不断地存在于他们的心中”。因此，纯历史的视角无法揭示自然法的本质，必须引入哲学视角。 通过哲学视角，我们可以发现形式连续性掩盖下的自然法的真正内涵。但是，纯哲学的视角会使人们发现“自然法竟是像鬼火一般的不可捉摸”。人们若希望既准确定位不同时代自然法观念的历史功能，又把握不同自然法观念的本质，应当兼采历史与哲学的双重视角。书的前半部分基于历史视角，叙述自然法的历史贡献;书的后半部分则从哲学视角对自然法学说面对的重大问题展开阐述。 历史视域中的自然法 在《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登特列夫强调：“自然法的意义与其说是在它的学说本身上，毋宁说是在它的应用上。”他从自然法观念的功能角度，围绕自然法的历史贡献，找寻自然法思想存在的意义。由此，展开自然法的历史维度。 自然法的第一个历史贡献在于，为具有普遍效力的法律体系——《罗马法大全》——提供法理基础。“自然法乃是人类共同的祖传财产，它是一条系带，可以克服人类彼此之间的歧异，使他们结合成一体”;基于此，罗马法以给全人类立法为目标，宣称自身具有普遍效力。在《罗马法大全》中，法律必须符合自然、符合正义，才配称是“法律”，是自然法赋予罗马法以理性、尊严和价值。由此，罗马法的普遍效力并非基于武力、强制力，而是基于理性。 到中世纪，自然法增添新的历史贡献，成为沟通神与人的工具和自然伦理体系的合理基础，教会法是该时期自然法思想的言说。在教会法中，自然法是人分享神的理性而得来，因此具有上帝赋予的神圣性，同时包含人类的理性。中世纪法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认为，“自然法是理性的造物所分享的永恒定律”，而这“永恒定律”来自上帝，是上帝对人类的合理指导。在《神学大全》中，他把自然法视为人的尊严与能力之表现，人类因为专有理性而参与到神的理性，从而得到一套专属人类诫律的自然法。然后，他将自然法设为评判政治体制好坏的最高准则，提出：国家及因其而生的法律并不是至高无上的，它们必须符合正义;自然法是正义的体现;不正义的法律是不合格的法律，人们没有义务去服从。 自然法的第三个重要历史贡献在于，发展出以自由与平等为核心的自然权利理论。自然权利理论的特征表现为：第一，理性主义。近代自然法中理性是人的本性，“理性”不证自明，毋须事实之证据或信仰之证据。第二，个体主义。登特列夫认为，近代自然法从社会契约出发提出：“契约乃是个体意志之表明——这意志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根据自然法而建立一种相互的义务关系。就实质而言，契约的内容就是个体之‘自然权利’，这权利被用以交换同等或更大价值的东西——社会之利益及政治组织之安全。”第三，激进主义;近代自然法本质上不是关于法律的一套理论，而是关于权利的一套学说。按照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的说法，“对于自然法而言，世间只存在一项不折不扣的权利。”由此，“在现代时期，自然法远比从前成为了一种更具革命性的力量。” 哲学视域中的自然法 历史视域中的自然法，展现自然法理论在不同时期的贡献。作为延续不绝的思想，自然法亦具备永恒的特质。从书中第五章开始，登特列夫以哲学的角度，展开对自然法恒久特征的阐释。 登特列夫认为，法律是理性的产物，必须受自然法(理性的化身)的指引。他通过回应三个挑战，说明自然法的理性本质。首先，他回应了实定论中“法律是命令”的观念。在登特列夫看来，法律不只是主权者的命令。在实定法之外，还有自然法的存在。其次，他对“唯意志论”(“伦理之唯名论”)进行了回应。唯名论者认为，上帝的意志是道德价值的唯一基础，自然法不是上帝与人类之间的桥梁。登特列夫提出，如果法律就是上帝的意志，当上帝不存在时我们如何解释法律的存在呢?接下来，他对伦理国家学说进行回应，黑格尔把法律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界定为“自由”或“伦理”意志的实现，认为理性的意志是一切法律与道德的先决条件。登特列夫则认为，法律不仅是命令，还是理性的产物。合乎理性、合乎正义的法律，虽不能给人以制裁，却能给人以指导;自然法的重要功能是指导性，而非强制性。 此外，登特列夫还阐述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两者是自然法学说始终面对的问题。在登特列夫看来，勿宁说自然法是把法律与道德混为一谈的祸首，实际上它暗示两者的密切关系，使对其差异具备更深认识。 登特列夫特别提到自然法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具有深刻洞察。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上，自然法学说既承认法律与道德的紧密联系，也不否认二者的区别;在法律的社会性与道德的个体性上，自然法学说强调法律应当具备道德基础;在法律的强制性上，自然法学说认为，关键不在于法律是否是强制的服从，“善人并未屈服于法律，只有恶人才是”;在法律的外在性与道德的内在性上，人们不应从义务本身来看差别，而要从被课加义务的方式以及义务被实践的方式去分析。 自然法是人类寻求正义之绝对标准的结果，以理想与现实关系的一个特殊概念为基础，预先假定实然与应然之间存在间隙。登特列夫认为，“自然法理论最恒常的特征是主张拿一个终极的尺度，一套理想的法律来检验一切法律之效力”。然而，近代法理学的兴起，却是在对自然法的摒弃上，把对理想法律的追求从法学家的工作中排除出去。登特列夫认为，即使近代法理学具有完备的理论，却依然面临现实问题，即只有当基本规范变成事实时，以基本规范为基础的法律体系才具有意义。如果基本规范只是一个假定，那么它的有效性就需要来自另一个更高的假定。不问良法、恶法的法学理论，不能解释法律效力来源，也无法找寻理想中的法律，这个重任只能交由自然法完成。 登特列夫在书中总结道：“自然法原就是一种努力，想以法律的或‘规范的’术语来陈述某些被认为绝对有效的价值。”同时，自然法为法律提供道德基础，“自然法是伦理的一部分”，“自然法观念同时带有法律的性格与道德的性格，对自然法的一个最佳形容，也许就是说它为法律与道德的交叉点提供了一个名称。”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