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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一浮先生像，一九〇三年摄于美国，图片来自陈星《隐士儒宗》 二十世纪，有一位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他九岁阅读《楚辞》《文选》；十六岁时，与鲁迅、周作人同年参加绍兴县试，拔得头筹，被誉为神童；二十一岁，随队赴美参加圣路易斯世博会，并饱览西方典籍，带回了中国第一部德文版《资本论》；回国后，在故乡杭州，他通读了文澜阁四库全书以及三藏佛典；民国建立，年仅三十岁的他被教育部长蔡元培聘为秘书长，却因为反对废止读经，上任二十天就辞职回乡；他先后拒绝了北大蔡元培、浙大竺可桢校长的聘书，坚决不做大学的教授，却在抗战期间创办书院，以专门培养圣贤为宗旨。梁漱溟曾称赞他是“千年国粹，一代儒宗”。他就是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 一九一七年元月，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收到了一通来自杭州的电报，正文内容只有八个字——“古闻来学，未闻往教”，署名“马浮”。不久前，蔡元培刚就任北大校长，就立刻聘请隐居杭州、时年三十五岁的马一浮先生北上，担任文科学长，而他得到的答覆，就是这八字电文。 后来，在一封给蔡校长的信中，马先生进一步解释了自己拒绝任教的原因：
曾有学者认为，马一浮先生之所以不接受北大的聘书，不能接受“现代”的学校体制，认为“中国教育的传统是学生来就老师受业，而不是现在这样老师去学校教授学生”、“现代学校教育一味趋新务时，遗弃传统儒学，与自己平日所学不合”。 不过，马先生拒绝北京大学聘书的原因，真的可以简单地用“传统”“现代”之争来解释吗？ 致蔡元培校长的信虽然简略，但我们仍可以发现一些不同寻常之处。马先生称北大为“太学”，称教授为“学官”“师儒”，可见马先生并不认为北京大学是什么“太阳底下的新鲜事”，马先生所拒绝的，是自古以来的“官方”学校教育，而非“现代”大学教育。 一九一六年，马先生摄于杭州，图片来自陈星《隐士儒宗》 十二年后，一九二九年，时任北大校长陈大齐再次向马先生寄来聘书，请他担任研究院导师，不但多次亲自写信邀请，还托马先生的朋友马叙伦等人劝说他北上。然而这次，北大又吃了闭门羹。在给陈校长的信中，马先生说道：
在学校增长知识，毕业后实现就业，无论在今天，还是九十年前，都是大学教育的目标，也是一般学生的期待。但马先生认为，自己要讲的是“心性”“义理”之学，既不是知识，也不是为了帮助学生就业。既然双方道不同，自然不相为谋。马先生又致信好友马叙伦，说：
“明堂”、“辟雍”，是古代天子的太学，即国立最高学府，这在西周就已经存在。马先生这里指的就是北京大学。相传老子是西出函谷关时，遇到了慕道的关令尹喜，在尹喜的请求下，才写作了义理渊深的《道德经》五千言。孔子则是晚年在洙泗之滨，删述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并为弟子传授其中的大道。老子和孔子真正的学问，都不是在太学里讲的。原因在于，孔子和老子传的是“道”，不是一般的知识。传道，则要求学生对道有深刻的志向，对老师有相当的信任，因为只有具备这样的状态，才能领悟老师所讲，所谓“感然后应，信然后从”。但是太学招收学生，并不重视学生在领悟天道方面的素质，而是看重学生的知识、才干，培养的也是学生处理实际事务的技艺，和学道的要求并不契合。但孔子、老子的影响，远在一切公立学府之上。马先生所要继承的，是孔子和老子之学，而非太学之学。 马一浮先生的家乡杭州，有一所知名大学——浙江大学。一九三六年，时任浙大校长竺可桢两次登门晤谈，延请马先生担任讲席，仍无功而返。马先生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在这封信中，马先生将汉代的博士和当今的大学教授进行了类比，这一点殊堪玩味。博士是中央政府的高级文教官员，由饱学之士担任，主要的职责是掌管政府藏书，并担任国家政策制定的顾问。汉代初年就有博士，但学术背景不一，汉武帝时期，限定博士必须由传习、擅长《诗》《书》《礼》《易》《春秋》五经（汉代《乐》已经失传）中某一经的学者担任。博士还教授弟子，传授对经文的解释。学子竞相拜师学习经术，不同博士的讲法逐渐形成了“家法”，使用的讲义逐渐积累成了卷帙浩繁的“章句”。西汉后期，甚至出现了“一经说至百万余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的局面。其原因，班固在《汉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盖禄利之途然也”。 马一浮先生曾向竺可桢提出，愿意在浙大创办“国学讲习会”，超乎教学体制之外，自己以大师名义讲学，未得同意。 这种讲授古代经典来培养国家官员的做法，其实在孔子之前的西周时期已经存在。《礼记·王制》篇记载：
“乐正”是周代主管教育的官员。当时就以《诗》、《书》、礼、乐来教育贵族子弟和民间的俊秀，培养他们日后成为好的领导干部。当时礼仪、音乐可能还没有形成固定的典籍。但孔子时代的“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就是从周代的《诗》、《书》、礼、乐逐渐形成的。但马先生认为，孔子的教育和“乐正”的教育，根本上是两条线索，不能混淆：
孔子教授弟子所用的教材，和周代、汉代的学校，并没有本质的差别，但孔子的讲法却和“乐正”和“博士”们完全不同。孔门虽然也走出了不少政治领袖，但是孔子曾说：“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及门求学三年以上，坚持不出仕做官，而继续向老师求道的，才是真正难得的学生。孔门好学莫如颜回，但颜回是“箪食瓢饮在陋巷”，从未在政治领域表现自己。他向老师请教如何能成为真正的仁者，孔子教给他“克己复礼为仁”，他就能做到内心“三月不违仁”，在困苦中“不改其乐”，孔子称赞他说：“贤哉！回也。”颜回这样的仁者、贤人，才是孔子真正要培养的学生，而非优秀的政府官员。孔子讲授“六经”，是通过“六经”来让学生领悟大道，而并非停留在讲解文义的层面。可见，同样是讲“六艺”，孔子和周代的乐正、汉代的博士，走的却不是一条路，正所谓“同途而殊归”。因此，马先生指出：
可见，有遵孔子之道讲的“六艺”，也有不遵循孔子之道讲的“六艺”。 同理，同样是讲“国学”，讲“传统文化”，也可以走上完全不一样的道路。大学教授培养的是未来的编辑、记者、学校老师、研究员、教授，而马先生培养的是穷理尽性的圣贤，这也是“同途而殊归”。 孟子曾说过，圣贤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只是“先得人心之所同然”而已，换作今天的话说，就是率先实现了永恒的、普遍的人性。永恒的、普遍的人性，古人又称之为“义理”。 因此，马先生明确地表明，自己要讲的首先是“义理”，而不是“国学”，有了“义理”作为支点、准绳，“国学”的研究才有意义，不然，就算对“国学”的发展脉络、中国思想的历史十分精通，也只如百科全书、百货商店，只是一种物质化的“量”的延展，而和自己的生命并不发生关系，没有精神的向上的提升：
孔子和博士、马先生和大学教授，他们不同的道路，指向的是人生不同的层面。孔子也曾经做过田乘、委吏，还当过鲁国的司寇。但是“优秀的养殖场场长”、“仓库出纳员”、“司法部长”，所有这些形而下的一职一业，都不足以概括孔子，也不足以概括任何一个人生命的全部。孔子就是孔子，人就是人，人性本身超越于具体的职业、特长乃至民族、性别等等一切标签和限定。“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孔子和孔门弟子所要追求的“道”，就在于超越具体“器用”的人性本身。能完整地实现人性本身，就是闻道的圣贤。两千五百年后的中国人，或许听说过孔子，但却并不了解孔子，不了解孔子究竟教人做些什么，马一浮先生的用心，在当时亦罕有知音者。但先生决意沿孔子的路走下去，于是遂有“复性书院”之创立。虽然“复性书院”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诞生，昙花一现，但这无疑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这意味着，专门培养圣贤的道场，重新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了。 复性书院的故事，明天继续为您讲述。敬请期待：《抗战硝烟中的圣贤血脉——马一浮大师的儒者之路》 最后插播一则广告： 本周日，“北京大学孔阳国学修习会”将组织一次“儒学沙龙”，学习另一位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作品《中国历史精神》，以及朱翔非先生的文章《入道如箭》。如果您对我们或我们的活动感兴趣，欢迎您扫描下面的二维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与您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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