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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一浮（1883～1967），幼名福田，后改名浮，字一佛，后字一浮，号湛翁，浙江会稽（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思想家、诗人、书法家，与梁漱溟、熊十力合称为“现代三圣”（或称“新儒家三圣”）。 马一浮先生是引进马克思《资本论》德文版、英文版的中华第一人，并曾翻译《日耳曼社会主义史》《法国革命党史》《政治罪恶论》等书籍。同时，他也是“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在古代哲学、经学、文学、佛学上均造诣精深；并且，精于书法，合章草、汉隶于一体而自成一家，于艺术和教育领域均有卓越成就，所著文章后人辑为《马一浮集》。民国时期，马一浮曾应蔡元培之邀，短暂赴教育部任秘书长一职，以及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未成）。建国后，曾任浙江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以及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会特邀代表。 按语 1939年，马一浮先生在四川乐山乌尤寺创建复性书院。1946年5月，马一浮离开乌尤山回到杭州，也将复性书院一并迁至杭州。1948年秋，因国民政府经济崩溃之故，复性书院正式宣告结束。此时距离书院筹建之始，正好十年。 马一浮认为，教育之根本目的在于，教人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竖起脊梁”“猛着精彩”、以“仁”为己任。故而，复性书院的办学，旨在“讲明经术，注重义理，欲使学者知类通达，深造自得，养成刚大贞固之才”。书院教学以《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儒家经典（即传统儒家“六经”，亦为马一浮所说的“六艺”）以及据此阐发的“义理”为主要内容，课程主要分通治、别治二门，设主讲、讲友、都讲等教职。复性书院办学以学制独立、学术独立、政治经济独立为三大原则，且极重学术自由。与此同时，马一浮提出四条“学规”，作为书院学生的“立心之本，用力之要”：主敬为涵养之要，穷理为致知之要，博文为立事之要，笃行为进德之要。书院鼎盛时期，梁漱溟、谢无量、赵熙、沈敬仲、钟泰、钱穆等人先后前来讲学，一时名家云集、声名远播。 马一浮先生以“复性”命名书院，蕴含“自明诚”而“复其本然之善”之意，并以通向“自明诚”之“复性”为教育宗旨。“复性”者，依马一浮之言，意为“教之为道，在复其性而已矣”。儒家经典《中庸》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由此，马一浮通过“自诚明”与“自明诚”之辨来彰显教育的意义。“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教之为道，在复其性而已矣。今所以为教者，皆囿于习而不知有性。故今揭明复性之义以为宗趣。” 在马一浮看来，“自诚明”即为率性，意指天命之性得以自然展开、流畅亨通，此亦为“圣人之道”。“自明诚”则意味着人自“明”而“诚”又复其“诚”的过程。亦即，人通过反省自查、反求诸己，以致“去习”“无妄”，从而复归于至善的天命之性。如其在本文中所说，“学而至于圣人，方为尽己之性。”而这个过程——达致“自明诚”的“复性”之路，就是教育的过程。 马一浮在《论六艺统摄于一心》中言，“圣人之教，使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便是变化气质，复其本然之善。”由此，“复性”的意义进一步彰显：尽管“善”或德性为“常”，是人之“本然”，但常人皆需经过一番功夫才能复其本性。这番功夫，便是变化气质的“复性”，亦为去“习惑”或去蔽的过程。 他格外推崇张载的“四句教”，并以此为儒者立志之要，曾言：“盖人心之善端，即是天地之正理。善端即复，则刚浸而长，可止于至善，以立人极，便与天地合德。”这人心之“善端”，便是通向儒者之“仁”的起点。因此，为学者最要紧的，便是识仁、好仁、求仁，而这一切的起始则是人的恻隐之心。换言之，为学者要能学有所成，最基本的便是对日常人生与民生疾苦有所感，而忌麻木不仁、“无感觉、无活力”。这不仅是人之“仁心”或具有大气象之儒者的发端，也是“人皆可为尧舜”的意义所在：众人所秉持的天命之性与圣人并无不同，圣人亦可由学而成。进一步说，借由“去习”“无妄”的“复性”之路，寻常百姓亦可成就圣贤人格。 与此同时，马一浮认为，“学问却要自心体验而后得，不专恃闻见；要变化气质而后成，不偏重才能。”这意味着，在马一浮眼中，“复性”实为人的自我明悟、自我觉醒的过程，故而“复性”之教育的要旨，在于学生的自觉与自明。这一点，带来了他在“经典”教育（亦为“六艺之教”）上的一大重要主张：经典教育之要务，不在于传授知识、辨析句意乃至了解历史进程、学术源流，而在于昭苏人之至善性德、成就圣贤人格。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六艺之教”，实则是教人何以明心见性，使人由“仁”行“道”；其所关切的实为当下而非考古，所真正注重的是“人类合理的正常生活”。换言之，他视“六艺之学”为人心本有的德性之学，并非历史文本或客观知识，而是活着的、由人心中自然流露的一贯之道或“人心同然之理”。 以上为本文的相关背景和延伸内容。 复性书院开讲日示诸生  四川复性书院留影 （坐持拐杖者为马一浮，摄于1942年）  1946年复性书院迁至杭州后，马一浮（左四）、熊十力（左五）两位先生与书院众人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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