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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陈建民 我的家乡在农村，从小习惯了村里人的生活方式，深知父辈们生活的艰辛和不容易。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归，面朝黄土背朝天，能看场电影是一种奢望，更是一种极大的满足。 上世纪七十年代，当时我才十几岁，在本村小学读书。那时村里没电没公路，文化生活极度贫乏。公社电影队每隔半年来村里放场电影，这可是全村最高兴的头等大事。中午时分拉着绿色木箱的毛驴地排车来到村支书院里，一时间村里沸腾了！奔走相告，消息传得非常快，唯恐哪个人不知道。顽皮的孩子们围着电影车左看看右瞅瞅，却始终看不出什么名堂。因为机器和影片都在箱子里，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愿散去。 那个年代村里招待放映员可谓一流，比公社书记来了都要好，为的是讨好电影队能多来几次。杀上只公鸡炒盘笨鸡蛋，外加一个午餐肉罐头和一个鱼罐头，再烙上几张饼，这在当时可是上等饭菜。酒是在代销点打的沾化徒骇河老白干散酒，一般为六十二度。放映员从中午一直喝到傍黑，虽有点醉意最后还是在孩子们的再三催促下，竖上杆子、挂上银幕、布好机器设备。 电影场是固定的老地方——学校操场。不等天黑孩子们已占满了场子，各式各样的木板凳一排排整齐地提早摆放着，有次序一点都不乱，从不起争执。也有在地上划杠的、还有扯上草绳的，总之是为了占个好位置。 学校为了看电影一般会提前放一节课，生产队干活的也要提早收工。妇女们赶紧回家抱草烧火做饭，有的怕误了时间看不到全场，拿块玉米饼子一边走一边吃，急火火地赶往操场，还有的干脆把烧好的饭盖到锅里，等看完电影回家再吃。一般都是有几口算几口全家人出动，只有个别生病卧床的不能到现场，但也要家人回来叙述全景，如果有人讲得不全面还有其他人可以补充。学说的人如身临其境绘声绘色，听的人则津津有味随声附和。 那时村里没有通电，放映要用汽油发电机维持电力。如果顺利的话发电机不出故障算人们幸运，若发电机和放映机某一部分出现毛病就看不成了。此时人们正看到兴头上自然不肯散去，直到放映员实在修不起来，大家才不情愿地离开。好像损失掉一大笔钱一样不停叹息！ 看电影要属放映机周围为最佳位置，一来能看到放映员换片子，二来借换片亮灯之际让别人看到风光一下。特别是村里的俊姑娘、俏媳妇一般都乐于挤在这里亮相，过后会成为人们饭后茶余的话题：什么东家的姑娘长得真俊！肯定会找个好主；西家的小子找了个漂亮媳妇真有福气！放影片的铁盒子木箱子可是村干部的专用座椅，一般人不敢坐。有时放完一本（片）村书记还要讲几句。当然，对一般观众来说，能够占着电影主场看为最好，侧场次之，晚来者连侧场都占不上，就要看反面（背面）。你还别说看反面的大有人在。有时正场的人出去解个手都要费很大劲才能挤出去，电影散了场找不到孩子是常有的事。 那时的影片大多为革命现代京剧，也不乏《地雷战》《地道战》等战争影片，以黑白为主，偶尔会放映一部彩色片子。但人们并不挑剔，一部影片看多少遍都不厌倦，看一次电影往往讨论一个多月。有人还会模仿影片中主人公的的语调。年轻小伙子带着一帮半大孩子们追逐着电影队跑，从这个村跟到那个村，从不嫌累。有时由于信息不灵跑到“小牟里村”扑了空又赶到“麻湾村”，最后又火速到了“王家洼子”，只看了个尾就又折回家。天快放亮怕大人责怪就找个草窝埋头睡上一觉。  怀着对电影的喜欢与事业的执着追求，高中毕业后，我贷款在滨州电影公司买回一台新式16毫米铟灯高清放映机。当时别提多高兴啦！能够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怀揣梦想为群众放电影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在那个年代确实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每到一个村，都受到了大家热烈欢迎。我及时调配新片，提高放映质量，不吃村里的饭，不给人家添麻烦增加负担。村里年轻人结婚，一般都放场电影给老少爷们看以示庆贺；集体出工程发动群众开会，放场电影讲讲话鼓舞土气。 记得放映《知音》时，优美动听的电影插曲让广大观众陶醉，这时候我会把音量调到极致，为的是渲染气氛增加效果。 有一次放映台湾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时，观众都融入电影情节之中，全场为之动容纷纷落泪，据资料显示，此影片在全国首映时，观众流下了数以吨计的眼泪。影片内容从革命现代京剧到武打功夫片乃至农村生活题材影片，现在已发展到数字电影，可贮存一百多部影片，再也不用为跑片子发愁啦！ 没过几年，随着电视的普及和文化生活的不断丰富，农村露天电影再没有昔日的辉煌。观众已很难组织，电影放映人员大多已各奔东西。如今农村落实电影下乡工程由国家财政拨款，但观众如潮全家出动的场景却一去很难复返！ 如果时光倒流，我还会重操旧业为农村群众放映。重温旧梦，我依然深爱着放映这个职业，更深爱着那些来自田间地头的观众朋友！  作者简介：陈建民，民革市委委员、河口区政协常委、河口区支部主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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