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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贝聿铭一生

2019-05-23  雾海中的...

评论:贝聿铭一生

大师陨落, 华裔建筑师贝聿铭先生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102岁。这位百岁老人一生的故事数不尽道不完。曾有人这样评价贝老“贝聿铭是一个难得的跨文化样本,他从东方和西方两种截然的文化土壤中汲取了精华,又游刃有余地在两个世界里穿越。”


从法国巴黎卢浮宫前的玻璃金字塔,到卡塔尔多哈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从中国的香山饭店再到日本的美秀美术馆,贝老的作品征服了世界。他用了102年的时间,倾其一生,只为向世人呈现最美、最极致的设计。


《美好家园》2018年12月刊上,曾经刊登过一篇贝老的文章,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位百岁老人的一生。



美国媒体报道,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5月16日去世,享年102岁





中国贵族:百岁贝聿铭


文丨艾悠悠


贝聿铭101岁了。

 

对这个拥有一个世纪、璀璨建筑界的老人,人们好奇他的晚年。中国古代文学表达意境中,常能看到这样的背影:一个孤独的老者,走过一条长长的路,经过险境艰难,到达幽深的仙境。在《桃花源记》中,这种意境被具化成:“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贝聿铭)


贝聿铭设计的美秀美术馆,给这种意境找到了现实的依靠:趟过200米的隧道,走下120米的桥,穿过蜿蜒的山洞,美术馆在云雾中若隐若现。


“最好的建筑是这样的,我们深处其中,却不知道自然在那里终了,艺术在那里开始。”有人用这句话解读这座美术馆。这是建筑的至隐之境,也是人生的至隐之境。


“聿铭”两字,有光明之意。多年来,贝聿铭从“小口”而入,“让光线来做设计”,穿过漫长的人生的甬道,淡然地步入晚年。虽身处曼哈顿灯火通明的闹市,晚年的贝聿铭,远离镁光灯的包围,隐于幽静。


对这样一个把建筑洒在4个大洲的人,来自外界的窥探者众多。世界各地的人,都用力和这个老人扯上关系。每年4月26日他生日这一天,全球各大机构都用不同方式为他庆祝这个和20 世纪建筑史连在一起的名字。据说,美国国家博物馆东馆入口处墙壁上,贝聿铭的名字全被摸黑了——游客喜欢摸他的名字,认为会带来好运。


外界喧嚣,了解他的人依然寥寥。跟随贝聿铭几十年的助手曾说:“贝聿铭交游甚广,但他把私人生活包裹得严严实,能透过层层围墙真正了解他的人,很少。即使是我,也不得不承认,我对贝聿铭一无所知,虽然已相识30余年。”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一篇文章这样评价他的一生。贝聿铭的儿子在采访时透露,现在父亲还可以走路,但走不了太多,出行大多靠轮椅。

在他2017年百岁生日那天,人们看到老者脸上布满褐色的老年斑,拄着拐杖,穿着一丝不苟的西装,领带系得整整齐齐,鼻梁上架着一副圆框眼镜,上面挂着一个世纪的雨雪风霜。 


好奇

 

人们想拥有这样的100岁:身后有可以依靠的事业,又有成群的子孙,历经沧桑,却依然抱有明亮的梦想。优雅、贵族、风度,是人们形容这个百岁老人时,最常用到的形容词。他的一位传记作者写道:“贝聿铭所体现的是美国所想象的东方美德:高雅、受过完美的教育,举止矜持高贵。”

 

一百年来,贝聿铭是中西建筑界辨识度最高的名字之一。这个名字前,连着一串斐然的成就: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RIBA)金质奖章、美国建筑学会金奖、法国建筑学
金奖、日本帝赏奖、美国总统自由奖章、建筑界“诺贝尔奖”普利兹克奖……

 

众多评价诠释着他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他被称为“最后一位现代主义大师”。1983年,普利兹克奖给贝聿铭的评语是“他创造了本世纪最美丽的内部空间和外部造型”。他设计的肯尼迪图书馆被公认是美国建筑史上最佳杰作之一。

 

对于名声,他自己淡然,“名分来了肯定要走,真正留下来的只是建筑本身。”

 

对建筑的梦来自于好奇。1933年,上海国际饭店破土而出。这是当时上海最高的大楼。每天中午放学,贝聿铭会乘电车到“大光明”,碰上新片上映就躲到电影院看电影,没有电影时,他会坐在上海外滩粗壮的梧桐树下,看“二十四层”的楼怎么一天天和天空更接近。


80多年后,贝聿铭自己设计的建筑遍及4大洲,生活在10个国家土地上的人,在抬头仰望时,都可以在钢筋、玻璃、光线的排列组合中发现美感。

 

对事情抱有好奇,这个习惯一直从少年延续到贝聿铭晚年。


早年,贝聿铭和他的合伙人伊森一起到夏威夷出差,撞上智利大地震。海啸以每小时700公里的速度逼近,14个小时就抵达了美国的夏威夷群岛。他们所在的饭店,也早早搬空了最下面的三层楼。

这个他们后来才知道“摧毁了夏威夷岛西岸的防波堤,淹没大片土地”的巨浪,当时激起了贝聿铭的好奇心,“我得看看这玩意儿。”凌晨3点钟,贝聿铭和伊森站在空荡荡的大厅,抓住了“粗得张开双臂都无法抱住的水泥柱子”。海啸来了。

 

没想象中那么壮观,他们甚至因此有点失望。

还有一次,是在1970年。当时,贝聿铭夫妇带着小女儿,游览吴哥窟。早晨醒来时发现,旅馆已经人去楼空。彼时,柬共军队突袭,占领了从旅馆到金边的道路。

 

周围陷入惊慌失措,仓皇撤退,只见贝聿铭别有情致地在路旁的水果摊停下来,尝了尝榴莲的味道。


如今,期颐之年的贝聿铭,仍每天听新闻、读报纸、订阅杂志,这些习惯从不间断。床头、桌面满满当当地堆着书,他以此和时代保持连接。“也许他的能量来自于他的好奇心,这种特性使父亲更年轻了。”他的儿子贝礼中在最近的一次采访时,这样评价父亲。

在好奇心的驱动下,在80多年前,贝聿铭一个人坐船从中国出发,岸上是几十个前来送行的亲戚朋友。船走了17天,站在“柯立芝总统号”上,他对目睹新世界感到好奇,尽管那时自己连英语都不会讲。


被接纳并不容易。与贝聿铭工作了近40年的华人建筑师黄慧生曾回忆,有时两人一起外出看场地。“十几岁的孩子看到我们都是中国人,就叽里哇拉地学说中文来嘲弄我们。我非常恼火,但贝先生毫不为意,只是微笑。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谁。”

这种融在骨子里的优雅气质,也帮他在激烈的肯尼迪图书馆设计师选拔中,脱颖而出。当时贝聿铭住在合伙人、纽约地产大亨齐肯多夫的办公室里,工作室并不起眼,贝聿铭将它粉刷一新,并在不大的接待处,摆放一鲜花,西装革履地接待了总统夫人杰奎琳。


据报道,1964年,当杰奎琳·肯尼迪对外宣布由那时还没什么名气的贝聿铭设计肯尼迪图书馆时,他的名字一下成为字谜和竞猜游戏的热词。

肯尼迪图书馆的建成,使贝聿铭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年轻建筑师之一,各种业务挤破门找上来,他手下的一位设计师曾回忆:“似乎每星期都有激动人心的事情发生,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向我们开放。”


约翰肯尼迪图书馆


险境

 

好景不长。


通往“幽深的仙境”前,贝聿铭的人生也曾历经险境。

1973年1月的一个晚上,经过夜间的一场大风,波士顿考帕列广场上,正在施工的汉考克大厦立面遭到严损。


十块双层落地玻璃脱落,几百扇窗被飞落的碎片打坏。玻璃脱落的部分,都被粘上胶合板。


“胶合板大厦”、“世界上最高的木制楼”、“白蚁的天堂”……当地民众调动自己的词库,去嘲讽这个大厦。它像一块巨大的伤疤,贴在城市显眼的位置,供人指摘。


贝聿铭曾回忆,“汉考克事件给我的事务所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因为谁也不会雇用一位被怀疑有失职嫌疑的建筑师。我成了建筑界不受欢迎的人。”

自己所在的贝氏事务所声誉也一落千丈。贝聿铭的一位高级助手后来回忆,那段时间,为了避免被嘲讽,他们在出租车上时,都不敢提自己是在为贝聿铭工作。


最终调查结果表明,问题出在窗子玻璃本身质量。但在当时,还是对贝氏事务所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曾雇贝聿铭设计办公大楼的IBM,在汉考克大厦风波后,起用了另一个建筑师。


背水之战来自于卢浮宫的改建。


(卢浮宫玻璃金字塔)


1981年,法国总统邀请全球15位知名博物馆馆长推荐设计师,贝聿铭的名字出现在13位馆长的推荐名单上。

推荐刺痛了法兰西人的民族自尊心:始建于1204年的卢浮宫,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之一,闪耀着这个民族昔日的荣耀,如今,却要由一个华人主持重建。

反对声将贝聿铭淹没。《费加罗日报》摆出态度:“绝对不能接受。”《法兰西晚报》声称,这对神圣的卢浮宫来说,简直是“残酷的暴行”。


当贝聿铭把金字塔的设计方案交到“历史文物古迹最高委员会”时,羞辱来得不加掩饰:“贝先生,你这个东西是什么破玩意儿?它看上去很丑,像一颗很便宜的钻石。”身边的翻译气哭了,气到无法完整翻译对方的意思。


贝聿铭有一种置身事外的平和,信奉即使人在火中,也要维持精神的高贵。“我的翻译当时听得全身发抖,几乎没有办法替我翻译我想答辩的话。幸好我不懂法语,刚好乐得两耳宁静。”


和杂音相比,他更想抓紧那些实实在在的东西。他拜访前总统蓬皮杜的夫人,上电视节目解释,说服了当时巴黎市长希拉克,以及卢浮宫的七位管理者。


为了说服更多的法国人,他做了足尺模型放在卢浮宫。经过数万巴黎市民对金字塔实体模型的公民投票,1985年春天,工程动工。

 

金字塔用了13年,从设计到完成。施工方和材料制作商都是他亲自挑选的。为了从内向外望时景色不变形,贝聿铭找遍了全世界的玻璃材料。
   

“没有那种材料”,工匠叹气。

“再找找”。

这样的对话不知发生过多少遍。从每一张设计草图,到钢材的选择,他都不想错过。1988年,玻璃金字塔落成。玻璃和钢结构让金字塔轻盈。玻璃金字塔的新入口,将客流导入地下大厅,透过玻璃,巴黎随日光变幻的天空和古典主义的老卢浮宫墙面交相辉映。因引入日光,地下展厅也变得开阔、明亮。

 

“这个金字塔是卢浮宫里,飞来的一颗巨大宝石。”当时贬损的人开始重新思考赞美的词汇,人们怀着惊奇,挤在玻璃金字塔前排着长队,参观新卢浮宫的人,绕着拿破仑庭院,围了两圈。贝聿铭还因此设计被授予法国最高荣誉奖章,在新建成的金字塔。

 


多年后,回卢浮宫进行一场讲座时,他曾这样说:“建筑师要坚持自己,如果成功了,很好,如果不成功,就再试一次。”  

 

他没放弃过坚持和尝试各种形态的可能性。在建造美国国家美术馆东楼时,工人从未造过尖角型锋利的楼体,建议他削掉锐角,保持墙体稳固,他慢悠悠地吐出一句:“我想试试。”

 

这种“想试试”的少年心性,在他心里一直没停止过生长。1998年,贝聿铭接到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摇滚音乐名人堂设计任务时,不少建筑师友人都劝他推掉,毕竟对于一个80多岁的老人来说,摇滚乐看起来太遥远了。


“你知道什么是摇滚乐吗?”摇滚音乐名人堂外景美国建筑师与评论家迈克尔·索金回忆当时与贝老的对话。
   

“我对摇滚乐的了解全部得益于我儿子,贝定中给了我本书!”他靠着它,完成了对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摇滚音乐名人堂的设计。“有教养的天真”,有媒体这样形容贝聿铭。


贵族


“教养”,是人们提到贝聿铭时,另一个经常放在前面的形容词。家族的传承,在贝聿铭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

上一辈白手起家,下一辈艰难维持,再下一辈坐吃山空,富不过三,家道衰颓,是被人们喜闻乐见的故事套路。对传承了15代的贝氏家族,这样的套路可能并不适用。


10岁那年,贝聿铭随父亲工作调动搬到上海。每年中学暑假,贝聿铭都会去苏州的祖父家,学习一整套儒家礼仪。

 

贝家是当地望族。据记载,浙江金华府兰溪县,是贝家最早起步的地方。一世祖贝兰堂于明中叶从浙江迁苏州,边卖草药边行医,到儿孙辈,一跃为当地有名的“药材世家”。到了乾隆年间,贝氏成为苏州的四大富户之一。


 (贝聿铭与家人


父辈们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赫赫有名。清朝中期的贝慕庭为吴中巨富,与戈、毛、毕姓人家合称为当时的“苏州四富”;贝聿铭的叔祖是颜料大王贝润生;祖父贝理泰是清末著名的金融家,父亲贝祖诒则是中国银行的行长。1917年出生的贝聿铭,是吴中贝族入谱64个“聿”字辈十五世男丁中的一员。

贝家有过“男丁必须做事”的规定。在动荡的岁月中,贝氏给这句话做出了生动的实践。贝聿铭的祖父贝理泰很早就中了秀才,20岁时就已成为苏州府学贡生。因其
父亲去世,接起家族重担。

贝聿铭的叔祖父“颜料大王”贝润生曾提出:“以产遗子孙,不如以德遗子孙,以独有之产遗子孙,不如以公有之产遗子孙”。在这种思路下,他斥资把狮子林修缮一新,以飨后人。


穿梭在狮子林,里面有假山,也有山洞、池塘,溪水淙淙,这里留下过贝聿铭嬉笑玩闹的身影,其中空间格局给了他建筑趣味最初的滋养。

在贝聿铭同《贝聿铭谈贝聿铭》的作者波姆的谈话中,记录了这样一段他对假山和中国文化的理解。“石匠在湖衅或河边仔细地寻找空地,将石头置于其中,任凭流水冲击,使其经过几代的天然侵蚀,石匠本人或是他的子孙日后再收回石头,经过堆叠,终成假山。这种延续性具体地反映了中国文化———父亲播种,儿孙收获。”

 

贝聿铭回忆父辈在自己生命中留下的烙印。“那段日子影响了我日后对生活和待人接物的看法。与祖父共同的生活,让我学到了更多的中国传统观念。而那个古老的世界使我更敏于感受。在那里,人们以诚相待、相互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日常生活之首,这才是生活意义所在。”

 

贝聿铭育有三子一女。“中”字贯穿3个儿子的命名——贝定中、贝建中、贝礼中,寓意分别为:安定中国、建设中国、礼仪中国。

 

已故的长子贝定中是城市规划师,贝建中和弟弟贝礼中是建筑设计师。1992年贝聿铭退休,贝建中、贝礼中兄弟创办了贝氏建筑事务所,成为国际著名建筑设计机构。

贝聿铭自己的接人待物,也给下一代滋养。“我试图交流时更温和,我对客户更尊敬和友好,我试图做到这点。因为我观察过我父亲和人交流的方式,他可以柔中带刚。”贝礼中在采访中这样说。

如今,在狮子林在不远的地方,是苏州博物馆,它涂满朴素的灰白色。这两个相距不到200米的地方,一起构成苏州的文化地标。

建造苏州博物馆,是贝聿铭85岁的一个决定,在这里,他完成另一个层面上的“叶落归根”。他曾亲昵地称它为“我的小女儿”。晚年时,这里被贝聿铭唤做:“我的家”。


(苏州博物馆)


“年逾九十的贝聿铭,证明了一个人也许可以实现年轻时的梦想,而仍保有割舍不断的根。”《贝聿铭全集》的作者卡特·怀斯曼这样评价这位老者。

这种归根情节,曾在漫长的时光中给他羁绊。贝聿铭曾和太太在离哈佛校园很近的地方,租过一套小的带花园的公寓。小花园里种满了中国的四季豆。贝聿铭自己做了一个木质唱片架,期待有朝一日可以用来放来自祖国的古典音乐唱片。

出身传统大家族,贝聿铭身上始终闪着旧式士绅阶层的审美趣味和精神的高贵。他是公认的礼仪大师,工作室始终保持高雅得体,穿梭其中的是常春藤联盟的优秀毕业生。贝聿铭也用工整的小楷给家人写信,会读《老子》,也读《孙子兵法》和《论语》。

 

一位同行对贝聿铭有过这样的评价:“贝聿铭和路易·康许多地方很相似,贝是贵族,康是局外人。”  


中国人重现世,倾向实用。西方人重后世,重理论。贝聿铭更重实践,讲究实效;现代建筑史上最重要的建筑师之一路易·康则衷于空想,常常陷入形而上学的沉思。建筑在两个男人生命中都留下深深的印记。不同的人生哲学也对应着不同的境遇。


“护照地址被涂掉”、“死了三天之后才被发现身份”,这是后者留给世界最后的记录,在1974年的那个初春,路易·艾瑟铎·康的尸体在纽约的宾夕法尼亚火车站被发现,原因是心脏病突发,留下沙克生物研究中心、耶鲁大学艺术画廊,还有一个债台高筑,濒临破产的事务所。

“贝聿铭的建筑与金钱、权力和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却仍然令人流连忘返。在贝的建筑中人的自豪感,人对万有引力的胜利和追求权力的意志都呈现出看得见的形状。”有人对贝聿铭这样评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贝聿铭的成功,也是现代主义在那个时代的成功。“他在现代主义流派盛行一时和备受责难时,始终坚持现代主义。”

 

路易斯·康的儿子为父亲拍摄过一部纪录片,在那里,他曾与贝聿铭有过一段这样的对话:


“你的成功率很高?”康的儿子问。


“是的。但可能是因为更耐心,假设某个业主不喜欢我的设计,我不会在意,会换个日子再来,我觉得康就不会这样做。他也许就会一直强势反驳,我想这不是我能做到的。”

“我想你的建筑更多样,在成功率方面你厉害多了。”  

“多,不代表着成功。有三四件代表作,要比五六十栋建筑强多了。要的是质量,不是数量。”

 

贝聿铭信奉好的作品“必须要经过时间的考验”,虽然这个老人在晚年,常被指责陷入自我重复和陈词滥调,人们用“恰到好处的圆滑”来形容他。而被评为“建筑诗哲”的路易·康则常被当做反例出现在后面,他“满脸疤痕地站在观众面前,嘴里咕哝着神秘难懂的字眼”,桀骜不驯,热衷空想,留下一个空荡荡的结局。

 

东方和西方,入世和出世,在贝聿铭生命中有着完美的融合,也让他在两个世界中同时获得滋养。在盛年时,贝聿铭曾投入入世的真诚,又在行将老去时,归隐出世,留下自己设计的建筑,矗立在城市的中心,野心勃勃地感知时代,见证潮起和潮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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