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良渚玉器的解读与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 第二阶段约从1980年代至2006年。 l982年和1983年，上海文管会在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发现了随葬大量玉器的良渚文化大墓。而且在对墓地的解剖中认识到，这一凸兀的土山，竟是专门为埋葬这些墓主人而由人工堆筑而成的“土筑金字塔”。这一认识上的突破，为日后许多的发现提供了经验。 在福泉山以及江苏一系列良渚大墓发现与认识的启发下，l986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良渚文化发现的故乡，余杭县长命乡反山遗址，也终于第一次发掘到了良渚文化的大型墓葬，共清理出了11座墓葬。这些大墓在排列位置上，墓坑规格上，随葬品的多寡与种类上，都反映出许多的差异和严格的规定，这是前所未有的发现与认识，为我们从一个墓地整体上考察良渚文化的社会分化与分工等提供了新的材料。 （浙江海盐周家浜 M30 冠状饰及象牙梳） 通过反山的发掘，学术界对良渚玉器的种类、组合与功能等的研究都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对良渚玉器从单一的认识，扩展到了对包括琮、璧、钺、三叉形器、冠状器、玉璜等的完备的玉礼器系统的探讨，从而开辟了良渚玉器研究的新阶段。 以往作为兽面（或饕餮）认识的玉器上的图案，由于反山12号墓出土了它的完整图像，从而在解释这一图像的内涵上有了完全不同的角度。尽管对这一图像的组成有不同解释，但将其认作是良渚人崇拜的神徽，已成为了研究者们的共识。良渚玉器不仅许多玉器器身上雕刻有神徽，而且许多玉的构形都与表现这一神徽有着直接的关系，反应了良渚文化以神权为纽带的统治模式。 （神徽照片） 良渚玉琮的造型与发展，即是对神人兽面神徽直接表现的产物。将雕琢于圆柱四面的神徽，沿着鼻线逐渐加高，便最终形成了玉琮外方内圆的形式。 冠状饰与玉钺把顶端镶嵌的类似舰形的玉饰，都是来源于对神徽冠帽的表现。将象征神徽羽冠的冠状饰，通过梳子戴在巫师和首领的头上，那么巫师与首领便成了神的扮演者和代言人。 （ 反山 M15:7 冠状饰） 而将象征神徽羽冠的舰形玉饰，安装到代表军权与王权的玉钺权杖的上端，那么王权便被赋予了神的旨意。这种巧妙的设计，成为王者代表神灵行使权力的一种象征。也因此这种整体的钺杖形式，成为甲骨文造字中“王”字的取像来源。 继反山发现之后，1987年在余杭安溪瑶山遗址，又发掘出土了12座良渚文化的大墓。瑶山的发掘，不仅再一次获得了大量的精美玉器，而且揭露出了一座在平面上呈内外三重土色结构，边缘砌有石头护坡的覆斗形的祭坛遗迹。研究者们因而开始关注良渚大墓与祭祀址，良渚玉器与祭祀的密切关系。 1991年，在西去反山仅2公里的余杭瓶窑汇观山上，又发掘到了一座与瑶山相类似的祭坛，发掘出土了四座良渚大墓。通过此次发掘，对这种良渚祭坛的形制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日后笔者通过多年思考与观测，发现瑶山与汇观山祭坛，应与观测太阳轨迹、确定历法有关。 （反山 M23） 此外，80年代末以来，浙江省主要发掘了余杭的钵衣山、梅园里、卢村、上口山、庙前、茅庵里、莫角山、塘山、横山、文家山、卞家山、后头山、横圩里；海宁的郜家岭、荷叶地、达泽庙、大坟墩、佘墩庙、金石墩；嘉兴的大坟、高墩；海盐的王坟、龙潭港、周家浜、仙坛庙；桐乡的普安桥、新地里、徐家浜、叭喇浜、姚家山；平湖的戴墓墩、庄桥坟；奉化名山后以及浦江的阔塘山背等遗址。 江苏省主要发掘了新沂花厅，吴江梅埝龙南，常熟罗墩，昆山赵陵山、绰墩，江阴高城墩，句容的丁沙地，无锡邱承墩等遗址。 上海主要发掘了金山亭林、淞江广富林、青浦福泉山吴家场墓地等。 这大量的发现使我们对良渚文化的物质文化以及社会发展状况，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对于良渚文化的空间分布也有了新的认识，从以往的长江下游太湖流域，向北扩展到了苏北地区，向南扩展到了浙江中部的金华、衢州地区。对于良渚文化的后续发展，以及在中华文明形成中地位和作用，也有了更为全面客观的认识。 （北城墙解剖图）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