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用玉种类的考古学认识

 

                                                                                                                                          良渚文化用玉种类的考古学认识

[发布时间：2011-07-12]

作者：方向明

 

[摘要]
　　良渚文化的玉器种类繁多，内涵丰富。文章从玉器的存在形式及存在方式两个方面，考察了良渚时期玉器的制作工艺、折射出的观念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历史文化背景。通过这样的分类研究发现神人兽面纹最能反映当时的观念，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关键词：良渚文化 玉器研究
　　史前玉器应该具有的属性包括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与此相关的玉器工艺也体现了其社会属性的一个方面。玉器工艺学的讨论，不仅仅是了解工艺流程的步骤，还可反映出琢玉工艺在同一时期各项生产技能中的技术含量和所耗工时占据的领先的地位，同时，说明了古人将当时最先进的技能应用于心目中最重要的事物。而这些先进的琢玉工艺所形成的玉器的形、类的内涵还包含着与此相关的观念、意识形态以及社会背景。
　　将玉器进行分类是研究玉器的基础，玉器种类的形成和演变（以考古学的手段研究）当然有着其社会的和经济的基础。种类也就是形式，形式与其内涵有着彼此不可分割的依存关系。在良渚文化玉器的研究中，形式也是通过两种方式得以体现的：一是存在形式，包括器型和纹饰（素面也是纹饰的一种）；二是存在方式，也就是我们目前考古学探知的如墓葬内的出土状况（包括配伍关系）、墓地中的出土状况以及某一考古学文化概念中的整体的时空考察。
　　良渚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成组的玉礼器。良渚文化玉器是代表着某种意识形态的“事神”的礼器。这里要讨论的“用玉”的概念也是上述所指的玉器形式的两种体现方式。限于篇幅，今仅以个体作为研究的对象，暂不涉及不同种类玉器之间的配伍或组合关系；仅作成组玉礼器的探讨，不涉及墓地个案以及考古学文化区、系中的特点，所以命题为“用玉种类的有关考古学认识”（1）。
　　笔者认为将良渚文化玉器笼统地分为装饰性玉器和礼仪性玉器并不是很合适，两者之间的概念比较模糊。为叙述方便，本文将良渚文化玉器暂分为一般认识上的“类别”，如琮、璧、钺、璜、冠状器、三叉形器、锥形器、镯形器、柱形器、管珠等。但是这样的分类其实也不是很科学，因为除了目前大致可以确认的一些单独成器者（如琮、璧等）外，其余玉器多为复合件。这些复合件还可以分为组装件、穿缀件和镶嵌件三大类（2）。
　　（一）管珠
　　管珠是玉管和玉珠的统称，管珠也是良渚文化玉器中出土数量最多、形态最复杂的玉器。我们将器物中心贯通钻孔、横截面呈近圆形、竖剖面呈近方形的称为玉管，竖剖面的两侧剖面呈弧凸状的称为玉珠。根据墓葬随葬情况，玉管从形态上相对又可分为长玉管和短玉管（3）。玉珠的形态比较复杂，大致分为球形珠、鼓形珠、束腰形珠、竹节形珠和一些特殊的珠形。剖面呈球形、半球形或扁椭圆形，钻孔为隧孔的可以称为隧孔珠，属于缝缀或吊挂件。
　　1. 长玉管
　　长玉管是指同一墓葬中出土位置比较特殊、形态又相对较长或较粗长的玉管。长玉管往往多位于头骨和脚端。这一特点在各类墓葬中都可看到，如瑶山M10位于脚端部位的M10：37、21（4）。位于脚端部位的玉器除了长玉管外，还有玉璧、锥形器（包括小坠）、玉纺轮（圆牌）以及玉璜等。
　　2. 与其他玉器配伍的玉管
　　多件的玉管组成的串饰，一般作为项饰出现于颈部。也有出于头部以下或周遍，甚至头端部位（或原来位于葬具之上），这是特殊“葬玉”的性质。至于玉管与其他玉器配伍的关系目前发现的情况有：三叉形器中叉的上方往往有玉管，且多为长玉管；玉管与玉璜组成的璜串；玉管与玉璜、圆牌等组成的串饰。
　　3. 一截为二的短玉管
　　玉管的制作一般是先从玉料上切割下柱形的玉件，磨制成横截面为近圆形的柱体，然后切割，最后再对钻孔。
　　有些墓葬中玉管孔呈单面钻状，其实是对面钻后再一截为二的。从瑶山和反山的玉管上都可以看到这一现象（如瑶山M2：59），且集中于某些墓葬。
　　　一些良渚文化晚期墓葬出土的玉管中还存在着玉管孔内径比较一致的情况，这应该是随着工艺水平的提高，钻深较大的缘故。
　　4. 有穿系等使用痕迹的玉管
　　一些玉管钻孔的内壁有竖向的摩擦痕迹，或甚至玉管两端面孔对称呈“凸”状。一些研究者认为，串饰在不断的使用过程中，玉管两端面会存在互相摩擦痕迹，这些摩擦痕可与打磨痕加以区分，但目前具体的甄别尚有一定困难。墓葬中的玉器存在着生前使用和专门为死者制作的不同，区别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5. 隧孔珠
　　良渚文化大墓中的人骨可能因为存在较大的葬具空间或土质等的问题往往保存不佳甚至难以辨认，所以需要确定一些能够证明人骨位置或状态的“坐标”形玉器，隧孔珠就是其中之一。隧孔珠的工艺可以反山M23：148－2为例说明，其隧孔周围尚保留有小范围的磨制面，俗称“倒棱”。在定名上此类玉器可以“隧孔”作为特点定名为隧孔珠，其他如“玉泡”等名称可以弃之。隧孔珠在中小型墓中一般出土为1～2件，且多于头骨附近部位或者紧贴耳廓的部位。1992年我们在良渚庙前第三次发掘的M2中就已经观察到这一现象，并且在以后整理剥剔头骨时发现了耳廓之另一侧还有同样形态的另一件。在以后的保留有人骨材料的墓葬发掘中多次证明这一现象，原曾以为是耳饰，但因为大墓中往往不止一、二件出土，而且还发现于除头骨以外的其他位置，所以笔者以为更应该是一种丝、革品上的缝缀或吊挂玉件。如：位于头骨侧的可能为冠帽类织品两侧之装饰。由于这种冠帽比较贴身，所以此种玉件常常会发现于头骨左右耳廓部位。在人骨已经朽烂的情况下，隧孔珠还可以大致确认头骨的范围。而发现于其他部位的隧孔珠则应该是另一类织品上的玉件，如墓主的穿着织物或覆盖织物等。瑶山M10半球形隧孔珠如M10：9、11、64、105、35，球形隧孔珠如M10：10、12。
　　隧孔珠的出现可以追溯到良渚文化早期阶段（5），如桐乡普安桥遗址M19：3，位于头骨一侧，M19鼎为粗泥陶质的凿形足鼎（6）。
　　在大致也属于这一阶段的其他文化区域中，目前还见于红山文化（7）、含山凌家滩（8）以及北阴阳营（9）。除了如花厅M19：5球形遂孔珠（10），邻近的大汶口文化墓葬中还没有这方面的报道。
　　（二）玦
　　玦出现的时间比较早，关于分类以及意义，学者已多有论述（11）。本地区的玦的流行时段主要在马家浜文化时期。良渚文化的玦发现数量不多，而且主要集中于早中期阶段。除了少量作为耳饰外，其余所发现的玦多于缺口相对一边肉上钻有系孔，出土时或位于腕部位作为腕饰，或位于胸腹部位作为串挂玉件（有些与圆牌、玉璜共同组成串饰），虽失去了玦的原始功能，但也较有特点，瑶山墓藏系孔玦的出土情况就是如此，且均于北列墓葬，如瑶山M14。
　　（三）玉璜
　　玉璜的出现时间较早，大致可分条璜、桥璜和片璜三个阶段。良渚文化时期玉璜主要以片璜为主。玉璜除了作为一般的项饰外，有时还出现在墓葬的脚端部位，具体性质不明。在反山、瑶山墓地，一些玉璜还与其他玉器如玉管、圆牌等组合成为佩饰。瑶山的玉璜均出于北列墓葬，被认为与墓主的性别有关。
　　（四）镯形器
　　在瑶山的简报中就已说明“可能有臂环和腕镯之分。有的内径在5厘米左右，不一定作镯用，或可称为镯形器”（12）。
　　我们将良渚文化镯形器的出土位置大致归纳以下几点：
1. 手臂部位。所谓臂环和腕镯，此为大宗；
2. 头端上方，或离开头骨较近或稍远。可能为葬具外随葬物；
3. 脚端部位。往往见于随葬的陶器之上，可能也为葬具外随葬玉器，功能可能与玉璧类似；
4. 墓室中部。出土时或高于其他器物、或明显偏于一侧，也被认为属于葬具外随葬物，如瑶山M1：30。
　　如果通过其他相关玉器来区分臂饰和腕镯，那么从民族学的角度来讲，一般只有男性用臂饰。如台湾马太安阿美族中臂环就为男子饰物，而手镯则女子使用较多（13）。所以佩戴臂饰的当为男性，而佩戴腕饰（还包括分体璜、小串珠、甚至穿戴的琮）的就不一定了，这就为墓主性别的判断提供了一个旁证。如瑶山北列墓葬，大家都认为是女性，也确实不出臂饰。
　　另外瑶山M1：30镯形器外壁雕琢有龙兽纹图象，它的图象布列为竖向，与琮形式不同。而M11：68镯形器外壁琢一周平行的斜向凸棱，类似绞丝纹，为仅见，可能其视觉效果还是螺旋向上的。
　　（五）圆牌、玉纺轮、小玉璧等——玉璧的前身
　　反山、瑶山的发掘将那类出土位置于胸腹部位、又形如圆牌的玉器称为圆牌。单件出土的圆牌往往没有系孔，出土位置如上身部位（如瑶山M2：17、普安桥M11：17）、头端部位（如瑶山M5：2）等。其他的圆牌多与玉管、玉璜共同组成串饰，这类圆牌往往还有系孔。
　　玉纺轮形同陶石纺轮，截面多呈梯形，其中孔特点与圆牌明显有别（孔相对较小、孔中心点常不在正中）。瑶山M11出土的玉纺轮还附有纺轮杆。玉纺轮的出土位置与陶石纺轮的位置一致，多于脚端随葬陶器部位，如罗墩M8：18（14）。
　　在一般的考古报告中，脚端部位的“玉纺轮”、“小玉环”、“小玉璧”或圆牌的玉器，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多位于陶器附近，单件，截面不呈梯形，其钻孔的直径也较纺轮大，如普安桥M19：14。我个人认为这些都可以称为圆牌，其起源当与纺轮有关，它们与大孔玉环（或称“瑗”）都是玉璧的前身。
　　龙兽纹被认为是属于早期的纹饰，且是神人兽面纹的前身，圆牌也多出现于良渚文化早中期墓葬，所以圆牌也常常成为龙兽纹施展的个体之一（15）。反山M23圆牌的龙首纹以中间的十字形菱形孔为象征。
　　（六）玉璧
　　良渚文化玉璧的主要特点是外形呈基本的圆形，中心部位钻有孔，“圆”和“孔”是基本的特征，平面上我们可以理解为“小○←→大○”的关系，立面上孔还可以理解为射孔，将上下两面“○”贯穿。如果我们认为玉璧的起源与纺轮有关，那么还应该具有旋转的效果。当然玉璧在个体上还存在着比如切割痕迹的打磨程度、磨光程度以及器形的规整性（包括平整性、大小、肉与好的比例等）的个体差异。
　　在前文中已经提到玉璧的起源与纺轮、圆牌有关，另外就是所谓不作臂饰的如瑗、环者，我们认为这也可以归入到玉璧类，而且可以作为玉璧的早期形态。如赵陵山M77：94位于墓主之脚下方（或可能位于葬具外）（16）。普安桥M11：1于人骨腹部上方，且高出其他随葬品10余厘米，估计原是置于葬具之上的。这些都可归为玉璧类，但典型意义上的玉璧不出在相对年代较早的墓地。少量出土的玉璧一般的位置多比较固定，如多于脚端部位，其他的重要位置如胸腹部、头部位或头侧等。反山墓地出土玉璧目前最多，如M23出土54件、M14出土27件、M20出土43件，M14和M20还是出土石钺最多的墓葬。王明达先生称“反山墓内随葬璧的数量多少不一，有的仅一二件，总是出在尸骨的背腹部位之下，平整地置于棺底，朝上一面往往发现粘结的朽骨”，“尸骨下的小量玉璧，加工比较圆整…而成堆叠放的玉璧…最为粗糙…从上述迹象，可见同样形状的璧，所包含的礼仪意义应有某种差别”（17）。我们在整理反山资料时还发现除了最大最精美的或“单独放置”，或一般置于胸腹部位之外，“少量黄玉”也是这样的情况。这些最大最精美的含义是玉色偏黄、外形比较圆整、两面抛光较好且少留切割痕迹、钻孔打磨较为精致少留管钻台痕，说明质地、圆整性、钻孔、抛光仍是主要需要表达的。也就是说还是保留了玉璧的“原始的传统功能”，而叠放的成堆，甚至可以说成“串”的玉璧往往质地也一致，从同一块玉料上切割下来的可能性很大。关于叠放玉璧，以前曾被视为财富的象征物（18），我觉得更确切的表达是：无论玉璧数量的多少，头、脚以及胸腹等固定放置部位依旧得以保证，而且这些玉璧的质地与叠放的玉璧质地有明显的不同，它们的原始功能应该仍继续保留。而叠放的玉璧因为身份不同或因为其他原因就可以多放一些，它可能仅仅表达一种“拥有多”的观念，而非财富。
　　良渚文化晚期的玉璧一般直径较大，而且常常边缘面内凹。反山也有少量的微微内凹标本，这些玉壁的最大特点是均较为厚重、平整，切割痕迹基本上被打磨掉。在观察玉璧边缘的打磨痕迹时我们发现边缘打磨有斜向和纵向两种方式，而后者的打磨方式是很有可能造成边缘面内凹的，这也与筒形器的边壁内凹成型一致的。所以我们认为玉璧边缘内凹的技术形成过程是因为玉璧外形的改变即厚重、平整以及边缘“被动式”打磨所致。
　　大玉璧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上面的刻划图符（纹），图案结构多为台形或立鸟台形，其中以台北故宫博物院邓淑苹先生的研究最为详尽（19）。我个人还认为此结构与宫字头结构以及以反山M15：7冠状器为代表的形有关。
　　有意思的是，除了浙西好川墓地（20）及最近报道的浙南温州老鼠山遗址（21）有出土外（还包括桐乡叭喇浜良渚文化晚期灰坑H2：1的陶豆柄上的镂空（22）），山东陵阳河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中也有出土（23），个中回味很大。
　　（七）玉琮
　　关于玉琮的研究主要有张光直先生关于“天地贯通”的论述（24），牟永抗先生关于玉器上神崇拜的探索以及琮璧的考古学研究以及归纳的玉琮的五项特征（25），赵晔先生从出土位置以及玉琮形式对玉琮功能的考察（26），当然还有中村慎一先生就玉琮的出土分布与良渚文化的遗址群的关系以及“分配”所折射出来的政治关系（27）的研究。
　　琮起源于镯而非镯，所谓镯式琮是一种以“琮形式”作为形式、以环镯作为载体的良渚文化时期另一种功能的“事神”玉器。如果我们以镯式琮非镯而称为“琮式镯”就不是很合适。琮与环镯之间的紧密关系另外还体现在：凡是复节玉琮的分节线均与其射口相同。它应该是玉琮每节始终保留环镯形态的有力例证。我们认为镯式琮概念的缘起，一方面是因为对于琮内涵的认识上的模糊，另一方面是大家已经注意到了琮与镯之间的关系。
　　良渚文化的玉琮就如同已经认识的一样，自始至终能够体现神人兽面纹以及发展的只有玉琮。玉琮是良渚文化玉器中最有特征的玉器，也是良渚文化玉礼器的核心，其内圆外方的体形与神人兽面纹立体图象的有机结合，标志着人神交往、天人合一观念的特定的内涵。
    玉琮型的演化可能存在着：
　　镯式琮（多穿戴）→复节的具像大射口琮[墓内位置出现于头、脚或腹部（可能在葬具之上）] →复节小射口琮
　　玉琮图案的演化应该存在着：
　　立体的以两者结合形式的神人兽面纹（具有光芒——天象征的“宫”字头或横线，兽面纹还保留有所谓“龙首纹”的孑遗）
→看为两节实为一节的神人+首面纹图案（繁复或简化形式）
→复节的神人+兽面纹
→出现神人+兽面纹+神人，说明将作为光芒——“天”象征的神人加以突出
→复节的单纯“神人”图案替代神人兽面纹，而将兽面纹省略了，复节的数目也越来越多，为了追求这样的数目，玉琮的器身也越来越高，射孔也越来越小。
　　反山M12：98出土的玉琮是目前所发现的形体最大、最重、也最具有代表意义的玉琮，除了已经论述的特点外，至少还具有：
1. 射面近似玉璧并不是偶然的，某种程度上将它理解为“琮式玉璧”也未尝不可。
2. 玉琮下部分由于玉材取料的关系形成多处的凹缺，上射面相对显得比较完整也可以说明还是需要一定的俯视效果。
3. 作为一件“完美的作品”，射孔内壁没有经过进一步的磨光。尽管作为玉琮重要部分之一的射孔不能缺少，但是已经不具备镯式琮的功能——位置也移到了头端部位。
4. 与寺墩M3：5的出土位置一样。将玉琮以对角仰视方式进行解读当然是解读玉琮的一个重要方法，但是玉琮的直槽同样也很重要，这是可以以至少两种方式进行解读的玉器，而且否则也不能解释直槽中完整神人兽面纹的雕琢,而且在墓内的原生位置如同反山M12：98，不呈对角形放置。
5. 玉琮共为两节，每节分神人纹和兽面纹组合，其中兽面纹的两侧各雕琢鸟形纹。
6. 依旧保留上大下小的特征。
7. 我们如果将这件玉琮的上下两个类似玉璧的射面通过射孔或射口所表达的“射孔柱”进行连接，那么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上下两个圆形通过圆柱的象征意义，而对角以及直槽所形成的四角八方以及上面的纹饰就是良渚人对于玉琮这一玉器个体所要寄托的精神含义（28）。
　　（八）柱形器
　　反山和瑶山的简报将一类外形为圆柱体，中部有一贯孔的玉器称为“柱形器”。柱形器依据形态可以分为两大类：带“盖”柱形器和不带盖的柱形器，其中后者还可再分为器形较高和较矮的两类。瑶山带盖的柱形器一些刻划纹饰，反山M20出土的三件柱形器为琮式，当时对于柱形器的判断是可能为葬具上的组装件或置放于葬具之上。
　　一些柱形器外壁往往留有管钻的痕迹，所以这样的柱形器是直接依管钻成形的。当然还有一些柱形器也并不排除就钻芯改制的可能。如反山M12：102高柱形器，通高达8厘米，外壁留有明显的对管钻痕迹。如果是钻芯，这样的玉器母体在这一阶段就不太可能发现。带盖柱形器一般盖外径与柱体外径多有差异，但也有接近并能够证明盖直接就是从柱体上切割下来的，切割的部位往往是柱体外径较大的一端。带盖柱形器的另一个特点是如果柱体外径较为一致，那么盖外径就不小于柱体外径；如果柱体外径一端大，另一端小，那么盖外径也不小于柱体外径较大的那一端。这也说明在配套上盖与柱体较大的那一端连接。
　　带盖柱形器一般每墓一套（仅反山M16两套），且于墓主头部位。盖体与柱体出土状况或相连或分离，分离的状态也有多种，上下左右均有，分离的距离也不等，这说明目前发现的带盖柱形器虽大致位于墓室的中轴线上，但已经流离于原生位置，或者说多已经不是存在于垂直的塌落位置。野外发掘明确说明的是瑶山M9出土时盖于柱体之下。但是反山的情况却不是这样明确，如M20出土带盖柱形器小范围的倒塌情况进行分析可知，柱形器位于半圆形饰之下、盖位于柱体之上；M23带盖柱形器由东向西倾倒，盖原于柱体之上。所以原始的带盖柱形器的盖体上下关系并无定则，邻近部位也无其他再可配伍之玉器。柱体的对钻内孔也有错位，与盖隧孔穿系时依软性的丝麻织物，然后打个节，单独成器。作为特殊形式的玉器较固定地放置于葬具之上或头端部位，置放时也可能已东倒西歪，或者置于葬具之上者倒塌时产生盖与柱体不一致的现象（蒋卫东先生在分析柱形器时，主要是针对那些没有盖的柱形器而言，并结合嘉兴风桥高墩M1头部一侧出土的1件遂孔在凸面上的“镇”形玉器——是一类可供提拎、以其宽大的底面来压物的器具，认为柱形器也具与此类似的功能（29））。
　　（九）琮式管
　　琮式管实际上是神人兽面纹形式在玉管上的体现，因为认为龙兽纹是神人兽面纹之兽面纹的前身，所以龙首纹玉管也可归入到琮式管中。良渚文化的琮式管有如下特点：
1．存在一切为二的现象，如瑶山M11：73-1、2，两者拼合完整，是雕琢之后再作线切割的，这与一些墓例中玉管的一切为二现象是一致的。
2．有明确可以证明作为串饰一部分的。
3．也有推测可能作为玉钺仗上的挂饰，如瑶山M7带凹槽的琮式管（30）。
4．墓葬中往往成对出土。
5．琮式管的琮，形式比较复杂，表面上看或可为玉琮的缩小迷你版本，但多有不符合玉琮特征的，如眼睛两侧共用、无直槽或直槽仅分割弦纹等。出土的一些复节琮式管的图案甚至可以让我们认为尽管琮式管是琮形式出现之后的产物，但还很难排除良渚文化玉琮在向复节玉琮的演化上琮式管所起到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日本的中村慎一先生早先也曾提到过（31）。
　　（十）玉钺杖
　　吴汝祚先生最早将穿孔石斧定名为石钺，以区别于不钻孔的石斧（32），反山、瑶山最早在野外确认完整的玉钺杖组合。
　　良渚文化玉钺还有以下一些特点：
1．刃部未发现有使用痕迹。
2．顶端往往保留有片切割的痕迹，其中反山M14出土的玉钺一角残缺后切割呈台阶状，再以另一切割呈台阶状的三角弥补缺陷。
3．相对于同时期的石钺而言，玉钺不但显得扁平，而且钻孔直径也较小。最小的如反山M12：100，仅0.55厘米。
4．反山M12：100是目前惟一发现的雕琢有神人兽面纹图案的玉钺，除了说明神人兽面纹在玉钺上也得到反映外，还可以说明这一时期的玉钺仍是横视觉，两面也都可以观察。如果将反山M12：100玉钺两面的图案加以展开，我们还可以发现位于神人兽面纹图案下的鸟形象不但又成双，而且鸟首依旧朝外。
5．在大多数的玉钺孔两斜上侧和上侧往往有细密的线条，通过显微观察均为断续不连接状，而且不延伸至钻孔内，说明不是由于捆扎的摩擦所形成的，为了摩擦系数的增加而进行刻划是否真正起到效果也值得怀疑。玉钺孔两侧少见石钺上的朱痕，两者“构图”大体类似。
6．玉钺除一钻孔外，还存在双孔、一个半孔的情况。瑶山、反山11件玉钺中，后者有7件（双孔4件、一个半孔3件），占64%，这种情况福泉山、高城墩、寺墩、汇观山等也存在。从数据上分析，上（半）孔直径往往比下孔要小，两者孔间距往往不等、两孔的中心点并不一定在一条垂直线上，半孔似为对钻后再切割而成的。日本的量博满先生对钺的钻孔问题有专门的研究（33）。这样的钻孔是有意的，并非因为玉钺顶端残损后再钻所致，目的可能有：一是为了安装的方便，如大甸子墓葬出土双孔石钺的复原的两种安装方式（34）。二是因为安装方式不同，其载体的形态可能也会不一样。三就是可能反映了某种观念形态。我们发现上述玉钺出土的墓葬往往随葬品也较为丰富，随葬玉器级别也相对较高（35）。
7． 玉钺两端端饰并不是每件玉钺仗上都具备，或有单件的。仗上是否镶嵌玉粒也如此。这些均与墓葬性质有关。
8．依玉钺端饰的丈量，玉钺仗一般长在70－80厘米左右。从具体的墓葬出土情况分析一般不置于身下，而置于身侧或身上，且多纵向放置。
9．玉钺在同时期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中没有像良渚文化那样发展得如此极致，但也没有出现象龙山或陶寺文化中那样以绿松石镶嵌的例证。关于平首圭与玉钺的关系，牟永抗先生已有了详细的探讨（36）。
　　（十一）锥形器、柄形器
　　锥形器的起源多被认为与箭头有关（37）。良渚文化锥形器的出土位置主要分为四种情况：一是成组的往往在头骨部位；二是在墓主的脚端，往往与脚端的陶器为伍，基本上是单件；三是在手腕部位；四是于股间。以上四种情况还存在着地域和时间上的差别。
　　锥形器在史前东方沿海地区主要分布于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和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在大汶口文化中锥形器的质地基本为石质，形态均素面，横截面有圆形、椭圆形、长方形、近正方形的形态，一般榫部不钻孔，更接近于投矛的形态象征。良渚文化晚期的锥形器往往榫部不钻孔，横截面呈扁平状的长方形。一些锥形器的端部还有套管与此配伍，这些锥形器多位于上肢部位。锥形器在太湖流域最早也出现于崧泽文化晚期，这一阶段锥形器的主要特点是素面，一般没有明显的榫部，但端部均钻孔，可能由于切割工艺的缘故，锥形器整器显得不平直，形态上长短不一，出土位置在头部、上肢或脚端。
　　锥形器从类型上可分为琮式锥形器和素面锥形器，而后者依端部又可分为无榫端部和有榫端部，依横截面也可分圆形、方形或长方形，具有时代上的区别。依据瑶山、反山的资料，成组锥形器均位于头骨部位，而单件锥形器均位于手腕部位，且相对比较统一，以左手腕部位为多。琮式锥形器还可以发现钻孔与纹饰对角线或相交或平行，所以钻孔方向与琮式锥形器的观察视觉无关。反山的成组锥形器均单数，在成组的单元中或含有1件琮式锥形器或有1件锥形器较长或且相对较为精美。反山M20头骨一侧一组9件，其端部并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故卯销在某一物件上的可能性可以排除。
　　另外在一些良渚文化大墓中，还有少量所谓“条形器”、“柄形器”之类的玉器出土，这些玉器的出土位置往往也在左右上肢部位，或单独或与锥形器一起，这些玉器所起到的功能可能与锥形器有关，如福泉山出土的M144：25锥形器（38）。
　　（十二）冠状器
　　1999年海盐周家浜M30：1出土了冠状器和象牙梳状器的组合“梳”，解决了冠状器的使用方式问题，并重新定名为玉梳背（39）。考虑到大家已经约定俗成，而且大多的冠状器上宫字头结构是一个重要的组成要素，所以这里仍依冠状器名之。
　　冠状器依冠顶特征可以分为平顶、半圆形、宫字头、凸宫字头四种形态；依榫和冠体可以分为齐直、榫较冠体短、两下角弧内收三种形态。这里，起主导的是宫字头结构。早期的冠状器平面成长方形，如江苏赵陵山M77：1（40）；或冠顶切割呈半圆形，但榫与冠体仍平齐，如张陵山1977年M04清理的冠状器（41）。这些形态均属于良渚文化早期。而桐乡徐家浜M6：5则可能是冠状器的一种过渡形态（42）。到了良渚文化晚期，冠状器的形态朝狭长发展，而且宫字头下的镂空往往不成先前的椭圆形，为圆形或干脆省略了。
　　在探讨冠状器的形的起源上，由于受到形态、出土位置以及台北故宫收藏的那件玉耘田器的启发等，也曾有人认为冠状器与“耘田器”（刀）有关（43）。如上所叙，则可认为台北的“玉耘田器”仅仅是宫字头结构在“耘田器”（刀）上的反映。
　　关于冠状器上的椭圆形钻孔的意义，我认为还是需要从宫字头结构出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早期的冠状器上，如长方形或半圆形上是没有椭圆形镂孔的。自有了宫字头结构后，椭圆形镂孔就与它密不可分了，而且从图案的结构上看，椭圆形镂孔也使得宫字头更加突出。关于椭圆形镂孔的另一层含义，反山M14：135带钩的纹饰可以提供启发（44）。那件带钩的正面雕琢有神人兽面纹，其兽面纹的鼻嘴部位本来应该作浅浮雕，但却作了深雕。联系到椭圆形图案在良渚文化玉器纹饰上往往象征鼻部，再结合反山出土的透雕冠状器，我认为冠状器上的椭圆形镂孔也可能象征鼻部，与宫字头共同组成神人兽面纹。另外反山M17：8冠状器雕琢也虽有兽面纹，但是与其他形式的所谓兽面纹不一致的是，其鼻梁上没有宫字头结构的尖突或“光芒”线（以前也称羽线），也是旁证。
　　（十三）三叉形器
　　三叉形器目前只出土于浙北，尤其又集中地出土于良渚遗址群。三叉形器在形上有一种认为与鸟形有关的推测也很有道理（45），当然如果从形上分析，我们还不知道是否也与大汶口文化的所谓“日·月·火”图符结构有关，如是，那么三叉形器的形状还可能象征着光芒。
　　在所发表的资料中三叉形器与冠状器两者之间距离都没有象普安桥M11那样来得紧密，三叉形器紧贴着冠状器之背后，两者出土时斜置放，三叉形器正面朝上，出土的形态较为原始。可以证明的是如果冠状器是插在头上的梳背，那么三叉形器离它确实不远。所以关于独立性法器的说法可能性不大，还是应该倾向于与头饰有关的物件。
　　三叉形器出土时，一般都有一玉管与之配伍，而且玉管也多较长，只是玉管的贯孔并非都是垂直的，硬质的杆状物无法直通，所以贯穿只能是软物质，如羽毛、线等。
　　江苏咎庙1976年出土以及草鞋山M199：2的冠状器均似三叉形器的冠状器，是否属于良渚文化晚期三叉形器在江苏的孑遗，比较耐人寻味（46）。
　　（十四）半圆形饰
　　半圆形饰又称半圆形额饰等，从下文的分析中可以认为它不是作为额饰的，所以应定名为描述性的半圆形饰。王明达先生在依反山M20讨论玉器功能之半圆形饰时提到其外形与半璧璜很相似（47），很有道理。
　　反山M12、14、20、23各出土半圆形饰件一组四件。其中M20一组四件除M20：47出土时呈竖置外，余平置，且半圆均向内，说明原始的置放是半圆朝下的。M20半圆形饰与其它器物的叠压关系如M20：44叠压M41：41、59带盖柱形器。在分析反山M20头端部位玉器倒塌情况时发现：依四件半圆形饰的散发状分布判断，倒塌的主要力点大致在四件玉器的中间部位，如果考虑到此四件是周状等距缝缀的话，那么45、46应该往北位移了少许，47号由于48号端饰的支顶呈斜竖状，原来的位置基本上未动。如果以半圆形的底缘作为近似的周径最大值，那么测量这一周径大约30厘米（48）。
　　从具体的墓葬材料中，可以证明成组的半圆形饰离开可以作为确认墓主位置的“坐标”性玉器距离尚远，反山M20就可以反映。
　　M12是惟一一组雕琢有纹饰的半圆形饰，视觉为半圆朝上。这里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如同一些玉璜的神人兽面纹雕琢一样，视觉上为半圆朝上；二是推测这是一个单独的不穿戴的缝缀性实体，只是被有意识的放置于墓主的头端部位（或葬具之上），原始状态为半圆朝上，发掘出土时候半圆朝下的特征可能因为放置的时候也可以正反。
　　瑶山有近半圆形饰（49）。如瑶山M10中部偏北也即墓主身左侧，出土8件平面呈半圆形或半月形的玉饰件。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上端两角有对钻孔、背面有缝缀遂孔，从近周状布列的范围内出土的大量玉粒分析，说明两者应存在联系，可能是一个穿、缝缀半圆形饰件且又镶嵌玉粒的某一实体。从出土状况分析，似半圆朝上。
　　福泉山墓地仅M74报道一件，与瑶山的半圆形饰件一样，出土于墓室的中间部位，如果M74：49为腕镯的话，那么M74：48当为系缀的半圆形饰件。
　　另外余杭文管会收藏了一件良渚遗址群吴家埠采集的半圆形饰（50），但却无系孔或遂孔，是为孤例。
　　（十五）带钩
　　良渚文化的带钩已有学者进行过论述（51）。目前可以明确的是带钩的出土也与墓葬级别有关。反山M14：158正面雕琢有神人兽面纹，其鼻嘴部位为椭圆形下凹的意义已经在冠状器一节中提到了。
　　带钩作为系扎扣的功能当然，但是一些带钩出土的位置离开腰部位甚远，甚至与其他玉器的叠压关系也难以解释是仅仅作为与墓主服饰有关的带扣，所以后者推测可能是墓主被覆盖织物后，再行捆扎时的钩扣。
　　（十六）端饰
　　端饰应该包括所有的镶插于有机质端部的玉件，端饰还存在主体和非主体之分，因为有机质已经朽烂不可辨，使得这一问题很难深入。端饰大致可分为：卯孔端饰、榫头端饰、贯孔端饰和镶插端饰。大的端饰端部直径可达2厘米以上，而最小的仅0.5厘米左右。
　　目前已确认的端饰如玉钺仗的端饰和如反山M14出土的纺织具的端饰等。
　　反山还曾经出土过涂漆的囊形器，其塞口为玉质，如果判断无误的话，当为榫头端饰样的玉质塞子，是可为榫头端饰的部分功能。反山出土的一些榫头端饰上，榫头套接内侧面尚留有朱痕，如果这样的端饰作为仗端饰，也很难理解朱痕怎么会出现在内侧。但也并不是说所有的榫头端饰都是作为塞子使用的。
　　另外，墓葬出土的端饰还有如下一些现象：
1. 往往成对出土。如反山M12：112、113榫部有穿孔的端饰，端面朝北，已朽烂的柄部位置尚残留有镶嵌的玉粒。估计当为柄仗一类的端部饰件。
2. 或成集束状出土。如瑶山M11：30的弹形卯孔端饰，一组9件，大小基本一致，出土时并排位于墓室随葬陶器之上。从出土状况分析，应该为杆形物的端部饰件，而且放置时应为躺置，位置基本未有所扰。当然因为位于陶器之上，所以是否为葬具上的随葬物件尚不明确。
3. 一些端饰之间还存在配伍关系。在分析端饰出土数量最多的反山M20时，我们可以发现，墓室南部除了形态接近的8件榫头端饰外，M20：48、49的形态与上述明显不一致，而且卯孔的方向也相对，可能存在着配伍关系，如果配伍的结果仅仅是相连，那么这类端饰可能也是某种柄仗类物件的两端饰件。同样M20墓室北部的M20：140、141端饰也是如此。
　　（十七）镶嵌玉器——作为组合的玉器
　　镶嵌形玉器是指玉粒、玉片等硬性埋入某一载体，与钻有隧孔的缝缀玉件有着性质上的区别，后者的载体更应该是软性的物质，但是两者的组合所要达到的结果是一致的。镶嵌性的玉粒和玉片弧凸的一面打磨比较光亮，而另一面则往往保留有切割的痕迹，玉粒的制作可能是棒状玉坯顶端打磨呈弧凸状后切割，再打磨呈弧凸状，再切割的结果。目前所发现的镶嵌载体有杯、盘或一些杆体。镶嵌玉器的最大特点与载体（如漆器）的其他形式表达共同形成立体的图案结构，这一现象牟永抗先生认为是“从逻辑上确立起玉礼器和铜礼器的序列关系” 。
　　（十八）其他玉器
　　除了上述所提到的良渚文化玉器种类外，尚还有一些特殊的玉器，如赵陵山所出的所谓“鸟首人”之类的玉件；又如一些动物写实性的玉雕件，如鸟、龟、蝉等。以上这些玉件往往也雕琢有纹饰，而且这些纹饰也可反映出神人兽面纹的图案结构，除了说明也被“神化”，在分析纹饰结构时还可以作为参考。限于篇幅，兹不例举了。
　　结 语
　　良渚文化玉器的种类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内在互动的体系，以“玉”这一特殊的物质形态来“神化”、“神秘”生活、生产中的存在物件，并作为“事神”的工具，这是良渚文化玉器的特点，主宰玉器形状的是最能反映当时观念意识形态的神人兽面纹，当然它也是随着当时的时代发展的。神人兽面纹几乎出现在所有的良渚文化玉器的种类上。我们从上述关于良渚文化玉器种类的分析中都可以发现这重要的两点。至于种类玉器之间在场合下如何被“拥有”，那就要对出土单元、单位进行详尽的分析。
　　另外，史前玉器的研究首先是考古学的研究，包括个体和整体研究，这是研究的基础，当然这样的研究也不应该是孤立的。对于这一点，学界实际上也并不是都认同的。也可能是我们现在所运用的考古学研究的方法和手段还远远没有达到该达到的层面，才有时会觉得彼此的争论终究没有结果或干脆灰心丧气。当然大家一般还回避了尤其是关于考古工作者和被研究对象之间的微妙的矛盾关系，只是这样说含蓄了点。

注 释
（1） 研究之二、三为“形和纹饰”、“墓葬和墓地”。
（2） 牟永抗：《前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良渚文化玉器》，文物、两木出版社1990年。
（3） 楼航：《良渚文化的玉管》（未刊稿）。
（4） 浙江省考古研究所：《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瑶山》，文物出版社2003年；其余并见《良渚文化玉器》、《良渚古玉》等图录、王明达先生的有关论述文章。兹不一一例举。
（5） 我个人倾向认为，在界定如崧泽文化、崧泽文化向良渚文化的过渡阶段、良渚文化等概念中，由于无法在陶器上得到很明确的答案，应该考虑到玉器，如隧孔珠、玉钺、片璜等。
（6） 北京大学考古系等联合考古队：《浙江桐乡普安桥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4期。
（7） 巴林右旗博物馆：《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调查》，《考古》1987年第6期。
（8）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4期。
（9） 南京博物院：《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3年。
（10）南京博物院：《1987年江苏新沂花厅遗址的发掘》，《文物》1990年第2期。
（11）陈星灿：《中国史前玉（石） 初探》；邓聪：《环状 饰研究举隅》，邓聪编《东亚玉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998年。邓聪：《东亚 饰四题》，《文物》2000年第2期。
（12）大墓中的一些“镯形器”还可能是嵌玉漆器类的圈足，这需要根据出土状况和形态综合分析。
（13）李亦圆等：《马太安阿美族的物质文化》，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专刊之二，民国五十一年（1962）。
（14）苏州博物馆等：《江苏常熟罗墩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7期。
（15）方向明：《良渚文化的龙首纹和神人兽面纹之兽面纹》（待刊稿）。
（16）江苏省赵陵山考古队：《江苏昆山赵陵山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南京博物院《东方文明之光》，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
（17）王明达：《反山良渚文化墓地初论》，《文物》1989年第12期。
（18）王明达：《反山良渚文化墓地初论》，《文物》1989年第12期。王明达：《良渚文化玉璧研究》，邓聪编《东亚玉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998年。
（19）邓淑苹：《由良渚刻符玉璧论璧之原始意义》，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良渚文化研究——纪念良渚文化发现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
（2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好川墓地》，文物出版社2001年。其中M60：2-7玉片的上端结构可以说明台形玉片和宫字头机构的联系，其两侧也还各有宫字头结构，报告第281页“玉片造型与大汶口象牙筒形器侧视十分相似”。2003年9月考古所和香港中文大学合作“良渚文化玉器工艺研究”时，承王海明先生和遂昌文管会见示M30：3“方体四边有减地浅浮雕，图案似日、月，以角线为对称轴”（报告页206），很有意义。
（21）王海明等：《温州老鼠山遗址发现四千年前文化聚落》，《中国文物报》2003年5月28日。
（2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桐乡叭喇浜遗址发掘》，《沪杭甬高速公路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2002年。另1990年与吴卫红先生到绍兴文管会时，沈作霖先生出示的一件文管会于马鞍采集的陶豆上也有类似的图案结构。
（23）贾笑冰：《大汶口文化玉器与墓葬类型关系之研究》，2001年《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论文集，台北。
（24）张光直：《谈“琮”及其在中国古史上的意义》，《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25）牟永抗：《良渚玉器上神崇拜的探索》，《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关于琮璧功能的考古学观察——良渚古玉研究之一》，浙江省博物馆编《东方博物》第四辑，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
（26）赵晔：《良渚玉琮新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纪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论文集》，西泠印社1999年。
（27）中村慎一：《良渚遗址群的聚落》，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
（28）方向明：《试论镯式琮——关于良渚文化玉琮的起源及其后续的思考》，提交2003年10月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
（29）蒋卫东：《良渚文化玉镇与柱形器》，钱宪和主编：《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论文专辑》，国立台湾大学理学院地质科学系，中华民国九十年（2001）九月。
（3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良渚文化玉器》第189页，文物、两木出版社1990年。
（31）中村慎一：《中国新石器时代の玉琮》，《东京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研究纪要》第8号，1989年12月。
（32）吴汝祚：《太湖地区的原始文化》，《文物集刊》（第1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33）量博满：《关于新石器时代的钺——论圆孔的象征意义》，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良渚文化研究——纪念良渚文化发现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
（3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与墓地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6年。
（35）刘斌：《良渚文化的玉钺与石钺》，费孝通主编：《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
（36）牟永抗：《南丫岛“牙璋”探微——关于玉礼兵的若干思考》，《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庆祝郑德坤教授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
（37）王明达：《良渚文化若干玉器的研究——从反山20号墓谈良渚玉器的功能》，浙江省博物馆编：《东方文物》，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蒋卫东：《试论良渚文化的锥形玉器》，《文物》1997年第7期。
（38）上海市文管会：《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
（39）蒋卫东、李林：《海盐周家浜遗址抢救发掘获硕果》，《中国文物报》1999年11月17日。
（40）南京博物院：《南京博物院玉器馆展品选萃》图版114，2002年3月。
（41）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张陵山遗址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6），文物出版社1982年。
（4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乡章家浜、徐家浜良渚文化墓葬发掘》，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沪杭甬高速公路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2002年。
（43）刘斌：《良渚文化的冠状饰与耕田器》，《文物》1997年第7期。
（4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良渚文化玉器》，文物、两木出版社1990年。
（45）刘斌：《良渚文化的鸟与神》，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纪念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论文集》，西泠印社1999年。
（46）方向明：《良渚文化的三叉形器》，（台北）《故宫文物月刊》2002年第9期。
（47）王明达：《良渚文化若干玉器的研究——从反山20号墓谈良渚玉器的功能》，浙江省博物馆编：《东方文物》，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
（4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1期。
（49）瑶山被盗M12出土“一组4件”，应该与反山的一致。
（50）《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玉器》，良渚文化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98年。
（51）赵晔：《良渚玉带钩刍议》，浙江省博物馆编《东方博物》第四辑，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
（52）牟永抗：《古玉考古学初论》，浙江省博物馆编《东方博物》第四辑，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

 （转自：《东方博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