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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是中国传统药物的总称，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用于治疗疾病或调节人体机能的药品。具体一点说，就是植物、动物、矿物的药用部分采收后经过加工形成的中药材。大部分中药材来源于植物，药用部位有根、茎、叶、花、果实、种子、皮等。药用动物来自于动物的骨骼、胆、结石、皮、肉、脏器、粪便等。矿物类药材包括可供药用的天然矿物、矿物加工品种以及动物的化石等，如朱砂、石膏、芒硝、自然铜、雄黄等。 来自于天地之间的金石草木鸟兽鱼虫等分属于矿物、植物、动物的自然物，是如何成为具有一定性味、归经、功效、主治病症的中药的呢？ 历史上长期流行的观点是“神农尝百草”——神农尝出了小麦、谷子、大豆等能充饥，就叫臣民把种子带回去，让黎民百姓种植，这就是后来的五谷。同时，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了365种植物、动物、矿物的医疗功效，写成《神农本草经》，叫臣民带回去，为天下百姓治病。 目前最为流行的观点是“饥不择食”的“中毒识药”说：“原始人最初在寻找食物充饥的过程中，在饥不择食的情况下，自然会误食某些有毒的植物，因而发生呕吐、腹泻、昏迷，甚至死亡等情况，经过无数次的尝试，人们逐渐发现某些植物对人体有益，某些植物对人体有害，某些植物可以治病。这样便初步积累了一些关于植物药的知识。”［1］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中医学人，都认为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因为当今时代，所有的专家、学者从小即接受“科学”教育和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熏陶，他们思考任何一个问题，通常都是基于“科学的态度”和从“唯物史观”出发来考察，无怪乎会得出人类对自然界中动物、植物、矿物的治疗作用的认识，都是来源于生活、生产实践的结论，即吃了某种东西之后，不仅能够充饥，而且“偶合幸中”地发现了其具有某种治疗作用，由此而逐渐认识了草根树皮的药用效果。 之所以被普遍、广泛地接受，是因为不仅符合“知识来源于经验”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而且这种说法已经流传了近百年，老师是这样讲的，教科书也是说的，已然成为不可置疑的“定论”了，即使对中医讽刺挖苦、谩骂有加的大文学家——鲁迅，也认同这种观点：“大约古人一有病，最初只好这样尝一点，那样尝一点，吃了毒的就死，吃了不相干的就无效，有的竟吃到了对证的，就好起来，于是知道这是对于某一种病痛的药。这样地积累下去，乃有草药的记载，后来渐成为庞大的书，如《本草纲目》就是。”［2］ 但是，只要稍微动动脑子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这种改造“神农尝百草”而成的“中毒识药说”存在着诸多难以解释的问题。 首先，动物在选择食物时，总是先用嗅觉去辨别一下，对有特殊气味的东西，绝不放入口中，这种现象不仅见于一般动物，也同样表现在哺乳的婴儿身上。也是说，味道不好、难以下咽的东西，连动物也不会吃！作为万物之灵的人，会吃吗？ 其次，大部分的植物药都有不被人喜爱的特殊气味，如半夏、附子等天南星科植物，动物都不吃；这类药物麻嘴辣喉的难过滋味也只会给人留下“此物不可食”的经验，更不用说有目的地去探讨其治病应用了。 △上图为：饥饿的小猫不食附子 而据专家考证，我国见于文字记载的第一种药物正是乌头。甲骨文中有“堇”字，表面的意思是“天降的灾难”，但汉代贾逵《春秋左氏传解诂》说：“堇，即乌头也。”可见，这种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套”出来的关于药物起源的“中毒识药说”的“正统”说法，是不正确的。 作为其佐证，《尚书·说命》说：“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这句话也见于《孟子·滕文公》及《国语·楚语上》，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假如吃了药而达不到使人头晕目眩的程度，就不易治好病。”《周礼·天官冢宰》说：“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郑玄注释说：“药之物，恒多毒。”可见，最初的药物是指“有毒之物”，不称“药”而称“毒”或“毒药”，所以《易经·无妄卦》才说：“无妄之药，不可试也。”《论语·乡党》也说：“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意思是说：药不可轻试，不了解药性时，不敢轻易尝试。正是因为药“恒多毒”，因而才有“药食先尝于卑，然后及于贵”（《太平御览》引《说苑》）、“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礼记》）的规定及“有病不治，常得中医”（《汉书·艺文志》）的谚语。 中药一般被通俗的称为百草，我们想当然的认为中药全是来源于植物，但实际上有一类中药也被称为“血肉有情之品”，它们是什么？欲知详情，且听下回分解。 ［1］北京中医学院主编.中国医学史讲义.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4.3. ［2］鲁迅.南腔北调集.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111～112. 《药匣子周刊》专栏作家：张效霞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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