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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上方收听音频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充满杀伐征战，群雄并举的时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残酷的社会现实？怎样才能从根本上解除这一社会危机？这些问题都是当时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也是许多思想家苦苦探求并试图解决的问题。不同的思想家，所在的社会环境不同，所持的价值观不同，解决问题的方式自然也不尽相同。这其中，有继承的，也有对立的。 在百家诸子中，作为当时两大显学的儒家和墨家，就是两个典型的对立派别。史书记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繁而不悦，厚葬靡财而分民，久服伤生而害事，古背周道而用夏政。” 墨家的学说是从儒家分化而来，当年墨子也曾在儒家门下求学，因为觉得儒家所讲的礼乐周制太过繁杂，于是自己自立门户，开宗立派了。在他看来，儒家所提倡的部分主张根本就是劳民伤财。比如说当时盛行的厚葬之风，消耗人力物力的情况极为严重。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是有所体会的，经常能够看到在新闻上说某地发现了某朝君王或是诸侯大夫的陵寝，出土了许多贵重的珠宝礼器等，这些都是当年君王下葬时的陪葬之物。 实际上，孔子本人是非常反对厚葬习俗的，他曾交代弟子假若自己死后切不要厚葬。但是出于对老师的尊重与无限的哀思，弟子们为孔子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但并没有使用大量的陪葬品。 对于厚葬这种风俗，墨子是深恶痛绝的。当然，这与他的出身也是不无关系的，作为一个普通百姓家的孩子，墨子从小耳濡目染的都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世间尚有那么多吃不饱饭的活人，这个社会还要投入大量的资源去给死人享用，真真是岂有此理啊。 显然，墨子说的这一点，也是儒家常被后人所诟病的地方。当然，这里所说的儒家，并不指是孔老夫子所创建的新儒家学说，而是指在当时盛行的旧儒家学说。的确，中国自古以来便有“死者为大”的说法，这种观念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古人对死亡的敬畏和无知，是受当时的科学技术所限制的。而人类对于世界的认知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发展，现代社会已经意识到了厚葬的弊端，下葬的习俗也由土葬改为了火葬。 独立门户的墨子，开始实践一条与儒家完全不同的道路，为这个乱世开出了自己的药方。诸子百家中，儒家认为仁义道德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出发点，提倡恢复西周的礼制。道家创始人老子则认为社会之所以产生混乱，是由于人们丧失了自然的天性，只有返璞归真，超脱于物，才能克服当前的社会危机。法家则致力于通过“法、势、术”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而墨子开出的这个治乱世的药方，总结起来只有两个字：“兼爱”。可以说，墨子这一生，都是为了这两个字而奋斗的。 所谓的“兼爱”，就是要求每个人都不分你我、不分贵贱、不论种族、不管血缘地去爱一切的人。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天下还会有纷争吗？这就好像你永远不会和自己吵架一样。这便是墨子心中最理想的社会形态了。 儒家也讲爱，但儒家所讲的爱是有次序和差等的，对父母、孩子和家人的爱，显然不能跟一个陌生人的爱相提并论，这体现了人类所共有的报恩心和同情心。从这点上说，墨子提倡的“兼爱”与儒家所提出的“忠”有着极为相似之处了，正如之前我们曾经解释过儒家的“忠恕”二字的内涵，“忠”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忠”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甚至会形成一种“因为我爱你，因为我为你好，这一切都是为了你”等等一系列的道德与情感绑架，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从这一点而言，墨家思想是存在着一定的人为因素和不确定性的，这也是为什么儒家思想能够传习千年而不衰，而墨家思想却无法纵贯历史的原因之一。 从哲学的层面上来说，墨子的爱是一种“大爱”，是终极之爱，但是从人性的角度上来说，这种“兼爱”未免太过于不近人情，尤其是在以家族、伦理为核心的中国，人们是很难接受这种爱无差等的观念与行为的，而且，当爱真的没有差等的时候，爱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简单讲，孔子是让人懂得什么是道德和为人的底线，墨子是让人成为仗剑行走天下的大爱之侠。 —— 明天再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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