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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图书的传播主要依赖于手工抄写。所谓“佣书”，顾名思义就是受人雇佣代人抄书而获取经济报酬。从现有文献记载来看，佣书最早见于战国时期。据王嘉《拾遗记》载：“张仪、苏秦二人，同志好学，迭剪发而鬻之，以相养。或佣力写书，非圣人之言不读。”[1]这两位战国后期因分别主张连横、合纵而对立的政治家，在落魄时期曾一度患难与共，以佣书维持生计。  战国时期的“中国合伙人”张仪、苏秦画像（来自网络） 汉初经过数十年的修养生息，出现了“文景之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很快得到恢复，为佣书业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汉惠帝废除秦代遗留下来的“挟书律”，使图书收藏在民间得以合法化。汉武帝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并于元朔五年（前124年）诏令“置写书之官”，负责将征集来的图书进行整理和抄写，分送太常、太史、博士以及皇家藏书机构和有关官署。这里的“写书之官”实际就是佣书之人，所不同的是由官方支付固定的佣金。 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诏刘向等整理国家藏书，每书《叙录》之后都有“杀青而书，可缮写也”之类的话。汉政府还注意搜访民间藏书，每遇好书，辄令抄写收藏。例如东汉著名学者贾逵精通《左传》《国语》，“为之解诂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献之。显宗重其书，写藏秘馆。”[2]这些工作实际上都是由官方雇佣的抄书人来完成的。东汉著名史学家班超年轻时就曾为官府佣书，《后汉书·班超传》载：“（超）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3]与班超同时代的高君孟，为官佣书成其终身职业。据《书林纪事》载：“高君孟自伏写书，著作郎署哀其老，欲代之，不肯。云：我躬自写，乃当十遍读。”[4]盖晋，敦煌人，“贫为官书，得钱，足供而已。”[5]这些是为官方佣书的例子。 民间私家藏书风气的兴起也为佣书业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6]刘德花重金向民间征求先秦旧籍，并雇佣一批佣书人替他抄书，书成之后将抄本还给献书人，自己留下底本。 由于私家藏书的兴起，带动了民间佣书业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民间佣书的例子，如西汉末年出生的桓荣，字春卿，少时入长安太学，因“贫窭无资，常客佣以自给，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窥家园。”[7]李郃，字孟节，汉中南郑人，曾在洛阳太学求学。据《李郃别传》：“公居贫，而不好治产，有稻田三十亩，第宅一区，至京学问，常以赁书自给。”[8]东汉末期的陈常，字君渊，“昼则躬耕，夜则赁书以养母。”公孙晔，字春光，曾到太学受《尚书》，因生活困难，乃“写书自给”[9]。汉代也有因佣书而发家致富的，如傅奕，“善隶札，家贫佣书，后有金帛，洛阳咸称善书而得富也。”[10]  《汉代太学与独尊儒术》（初稿） 张国琳手绘 汉代书肆的出现也为佣书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据《三辅黄图》载：“王莽作宰衡时，建弟子舍万区……东为常满仓，仓之北为槐市。列槐树数百行为隧，无墙屋，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传书记、笙磬乐器，相与买卖，雍容揖让，或论议槐下。”[11]“槐市”是西汉末年太学发展的必然产物，由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太学生名额猛增，至成帝时增至三千人。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奏立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这么多读书人聚在一起，极大地刺激了对图书的需求，于是就有人把自己抄录的书籍售于别人，或拿到槐市那样的贸易集市上去与别人交换。开始时只是偶然交换，慢慢地成为经常性的，最后发展为以交换为目的的抄书，从而使书籍成为可流通的商品。 必须说明的是，槐市是由官方出面组织的，以读书人之间互通有无为目的，图书交易主要以儒家经义为主，集市开放的时间（每半月一次）和地点是固定的，因而不能完全满足当时图书交易的需要。这给民间书肆的发展提供了机会。与槐市不同的是，民间书肆是由民间书商组成，以赢利为目的，交易时间不受限制，图书种类丰富，既卖儒家典籍，也卖诸子诗赋，且经营方法灵活，敞开售书，允许自由阅览，因此深受各类读者的欢迎。 书肆的出现不仅为读书人交换和购买图书提供了便利，也为佣书人维持生计甚至发家致富提供了机会。书肆上的佣书人往往就是售书人，他们一般会选择那些有价值有销路的图书进行抄写复制，然后售卖以获利。东汉安帝时，琅琊人王溥“家贫不得仕，乃挟竹简插笔，于洛阳市佣书。美于形貌，又多文辞，来僦其书者，丈夫赠其衣冠，妇人遗其珠玉，一日之中，衣宝盈车而归。积粟于廪，九族宗亲，莫不仰其衣食，洛阳称为善笔而得富。”[12]“僦”者，租赁、预订之意。大概当时佣书人有两种经营形式：一是将直接抄写好的图书发售；二是先交订金，按照客户提供或指定的书籍誊抄，书成后如期来取。 无论是为官方佣书还是为私家佣书，都是通过复制和传播他人作品获得了经济利益，这在事实上已经产生了原始的著作权关系。当然，从另一方面讲，佣书者的书法水平必定上乘，否则不能靠此谋生甚至致富。佣书在他们来讲，既是复制书籍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带有一定创作成分在内的艺术行为。因此也有学者认为，佣书取酬类同于书画取酬，亦可看作是古代润笔的一种早期形式。 参考文献： [1]（前秦）王嘉．拾遗记·卷4．见：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521． [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36·贾逵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1235． [3]（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47·班超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1571． [4] 马宗霍辑．书林纪事·卷2．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291． [5]（宋）李昉．太平御览·卷426引东汉侯瑾《汉皇德传》．北京：中华书局，1960：1963． [6]（汉）班固．汉书·卷53·河间献王刘德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2410． [7]（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37·桓荣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1249． [8]（宋）李昉．太平御览·卷485引《李郃别传》．北京：中华书局，1960：2221． [9]（隋）虞世南．北堂书钞·卷101．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421． [10]（宋）陈思．书小史·卷3．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清）孙星衍，庄逵吉校定．三辅黄图．北京：中华书局，1985：65． [12]（前秦）王嘉．拾遗记·卷6．见：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533． 作者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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