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李浩丨王充阅读渠道新探——基于文献文化史视角的考察

注：本文发表于《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李浩老师授权发布！

王充阅读渠道新探

——基于文献文化史视角的考察

李 浩

摘要：班氏家族的丰厚藏书拓展了王充的学术视域，是王充能够建立其独特思想体系的重要契机。洛阳书肆对王充同样影响深远：一方面，它急剧扩充了《论衡》的篇幅，使后者成为辑佚、校勘周秦两汉文献的渊薮；另一方面，由于王充在创作过程中汲取了海量未经国家意识形态整合、体现民间文化形态趣味的材料，遂令《论衡》呈现出“文重”“形露易观”“不能纯美”的文学风格。返回会稽后的吏员生涯令王充得以寓目诸多乡邦文献及与职务相关的各类图书，这些书籍拓展了王充的实务知识，丰富了《论衡》的写作素材。

关键词：王充；文本传播；阅读渠道；书籍史；文献文化史

王充是东汉时期典型的通才型学者，他“博通众流百家之言”^[1]，自称“《六略》之录，万三千篇，虽不尽见，指趣可知”[2]；其著述《论衡》洋洋二十余万字，历来被认为是辑佚、校勘、研究周秦两汉文献的渊薮。20世纪以降，受惠于黄晖、刘盼遂、岳宗伟、吴从祥、智延娜等前修时彦的不断探索，学界对《论衡》引书状况已有较为充分的了解[3]，但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却鲜少得到详细解答，即：出身于“细门孤族”[4]的王充是如何接触到前述海量书籍的，他都有哪些阅读渠道，这中间有没有某些独特且至为重要的观书机缘？本文拟将王充的阅读行为置于两汉时期书籍流通与接受的大背景下，以两《汉书》、汉魏子书、类书为主体资料，汲取出土文献研究成果，同时综合运用文献文化史、书籍史知识回答上述疑问，并就教于博雅君子。

一、班氏藏书与学术视域的拓展

王充早年游学京师期间，拜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班彪为师，且与其子班固过从甚密[5]。这是王充宝贵的人生机遇，班氏家族的丰厚藏书拓展了他的学术视域，是其撰写《论衡》、建立独特思想体系的重要因缘。对于活跃在两汉之际的士人而言，想要博览群书绝非易事。盖此时简易造纸术与批量印刷技术尚未问世，图书的流通、交易不及后世便捷[6]，像杜邺、杜林那样代际相传的家富藏书者并不普遍[7]，而类似后世那样 够为士人读书提供便利的宗教场所（如佛教寺院等）也还没有出现，是以无论官宦子弟桓谭抑或底层出身的匡衡，均曾有借观他人书籍之事[8]。至若私人藏书外的官方藏书，虽经百余年蒐集，充斥于石室、兰台、天禄、东观等地，但控制极严[9]，唯有职务相关人员或得到帝王特许者方可进入观览，司马迁、扬雄、刘向、刘歆等人之博赡均与他们曾担任藏书、校书之职有关[10]。王充出生在远离汉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会稽郡[11]，其家族亦非书香门第，因而对得书之难深有感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尽管王充晚年颇以“《六略》之录，万三千篇，虽不尽见，指趣可知”[12]自矜，但却在《定贤篇》（下文引《论衡》径称篇名）中指出，不得“以博览古今，秘隐传记无所不记为贤”：

以通览古今，秘隐传记无所不记为贤乎？是则儒者之次也。才高好事，勤学不舍，若专城之苗裔，有世祖遗文，得成其篇业，观览讽诵。若典官文书，若太史公及刘子政之徒，有主领书记之职，则有博览通达之名矣。[13]

王充是基于建构自身“圣贤”理论的需求提出上述观点的，故而不无偏激，但他的确指出了一个事实，即：在汉代社会，相较于王充这样的底层士人，司马迁、刘向、刘歆、杜邺、杜林等“专城苗之裔”或“典官文书”者能够占有、利用更多的图书资源，这为他们的“博览通达”提供了充分的外在条件。不过，相较大多数家贫无书、终生偏居一隅的寒门学子而言，王充仍是极度幸运的，因为他的老师是班彪，而班氏是货真价实的“有世祖遗文”之家。据《汉书·叙传》：

斿博学有俊材，左将军史丹举贤良方正，以对策为议郎，迁谏大夫、右曹中郎将，与刘向校秘书。每奏事，斿以选受诏进读群书。上器其能，赐以秘书之副。时书不布，自东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诸子书，大将军白不许。语在《东平王传》。斿亦早卒，有子曰嗣，显名当世。……彪字叔皮，幼与从兄嗣共游学，家有赐书，内足于财，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14]

班氏以一家之力坐拥西汉王朝“秘书之副”，其图书占有量远超前揭杜邺、杜林家族。更重要的是，当经由刘向整理的中秘图书原本在王莽末年“并从焚烬”[15]后，班家中秘图书副本的文化价值愈发凸显，无怪乎“好古之士自远方至”，世家子弟桓谭、当世大儒扬雄等知名学者“莫不造门”观览、借阅其藏书，而班彪亦有底气超越扬雄、刘歆、阳城衡、褚少孙、史孝山等人所续《史记》，“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16]。正因“家有赐书”，班彪卒后，班固可以不依傍国家资源，“归乡里”“潜精研思”，独立撰修《汉书》，续班彪所未详[17]。这种得天独厚的图书资源，远非普通士子所敢想见。不过，尽管班彪“家有赐书”、名满天下，但弟子门生并不甚多。盖班彪虽乐于提携后进，但他并非太学博士，无法为士子提供“禄利之路”[18]，故从班彪游者多为真正的“好古之士”。王充轻薄章句、尊崇博通，且擅长论议，这都与班彪的气质十分契合。因此，不同于太学博士门生动辄成千上万[19]、弟子“以次相传”的状况，王充师事班彪是真正的登堂入室、亲承音旨，是以连其师未尝布诸士林的《续太史公书》都曾寓目[20]，遑论班氏其他藏书。班氏家藏典籍极大开拓了王充的学术视野，对《论衡》的撰写影响深远。兹以《论衡》对《史记》的利用为例。自司马迁去世迄于王充生活的时代，《史记》的流播状况如下：

[1]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21]

[2]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22]

[3]《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23]

表面看来，自汉宣帝时司马迁外孙杨恽将《太史公记》布诸士林，《史记》似乎得到了广泛流传。然观前揭诸人身世尚可考知者，褚少孙为太学博士[24]，刘向、刘歆、扬雄皆亲自参与校理中秘图书，冯商“成帝时以能属书待诏金马门，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25]，阳城衡乃西汉末及王莽朝“讲乐祭酒”“谏议大夫”[26]，史岑“以文章显”、曾为“谒者”[27]，冯衍为两千石后裔[28]，晋冯、殷肃均与班氏家族交好[29]。复参两《汉书》诸传云：

[1]后年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臣闻……《太史公书》有战国从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阸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30]

[2]融乃与五郡太守共砥厉兵马，上疏请师期。帝深嘉美之，乃赐融以外属图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31]

[3]又以尝修浚仪，功业有成，乃赐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及钱帛衣物。[32]

据此可知，两汉之际得寓目《史记》者，仍主要限于作为帝王亲侍的郎官系统中人、参校中秘图书者或与上述两类人交好者，除此之外，即便以东平王刘宇、开国勋贵窦融这样的地位、身份，亦须帝王赐予[33]，始得观览。今考《死伪篇》云：

丞相武安侯田蚡与故大将军灌夫杯酒之恨，事至上闻。灌夫系狱，窦婴救之，势不能免。灌夫坐法，窦婴亦死。其后，田蚡病甚，号曰：“诺诺！”使人视之，见灌夫、窦婴俱坐其侧，蚡病不衰，遂至死。[34]

此事亦见《谴告篇》《订鬼篇》，则王充曾观《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35]。再考《吉验篇》《刺孟篇》载窦太后弟名窦广国事，则王充曾阅览《史记·外戚世家》[36]。复考《率性篇》云：“魏之行田百亩，邺独二百，西门豹灌以漳水，成为膏腴，则亩收一钟。”[37]黄晖先生按语曰：

《史记·河渠书》：“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汉·沟洫志》以引漳水溉邺，为史起事，并载起言，西门豹不知用。与史绝异。然褚补《滑稽列传》云：“西门豹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则与史合。盖此文据《史记》为说。

则王充曾见《史记·河渠书》[38]。然则开国功臣窦融、水利专家王景因帝王恩宠始得观览之《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河渠书》，底层寒士王充皆曾寓目。若再进一步考察《论衡》全书，则可发现，王充言汉武帝以前史事“多本太史公”[39]，言西汉中后期事多据班彪《续太史公书》，这种史料优势无疑与其师事班彪息息相关。王充敢于在《案书篇》中自诩“《六略》之录，万三千篇，虽不尽见，指趣可知”[40]，正道出了他与班氏“中秘藏书副本”的这一甚深机缘[41]。

二、洛阳书肆与知识结构的扩充

除班氏家族的“中秘藏书副本”外，洛阳书肆同样是王充重要的阅读渠道。《后汉书·王充传》云：

（充）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42]

洛阳书肆中的“众流百家之言”对王充的学术之路影响深远。市肆所卖与“六经”相关的训诂、通解、传书、章句、拟作是王充经学知识的重要来源[43]，且王充所见此类书籍数量、篇幅均远超“六经”本身。盖汉代知识精英在为汉王朝规划政治与文化建设的蓝图时，只是将儒家经典作为伸张其“奉天法古”主张的根据与旗帜，“其义皆系于传记”[44]。此风流转之下，降及西汉末，儒者一经章句说至百余万言，甚至不惜造作谶纬来印证申发经义，这种阐释路径必然造就数量庞大的解经著作。何况宣、元以降直至东汉，“学者亦各名家”“经有数家，家有数说”[45]，太学博士与经生为凸显自己学派的“师法”“家法”、把持经学禄利之途，均需著书立说以伸张己见，尤其古文经学兴起后，更进一步造成“通义”“通论”“异同”“驳难”之书的蜂起[46]。此外，自有应试制度起[47]，教材读本、备考应试书从来都是流行书。汉代经学既然大盛，又是禄利之途，风气鼓荡之下，自然不乏出于各种动机模拟经典者、自著解经之作者、采集众书编纂应付经学考试者，这也势必造成相关图书的激增。今观《三辅黄图》云：

[1]去城七里东为常满仓，仓之北为槐市，列槐树数百行为，无墙屋。诸生朔望会且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传书记，笙磬乐器，相与买卖，雍容揖让，论议槐下。[48]

[2]元始中，起明堂，列槐树数百行，朔望诸生持经书及当郡所出物于此卖买，号槐市。[49]

诸生集会互市，除却土特产，主要就是“经传书记”，说明这些著作在读书人中间很有市场。经典的传书、章句如《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京房易传》《韩诗外传》《欧阳<尚书>章句》《公羊章句》《穀梁章句》等很早就被王充纳入阅读视野[50]，此不待言。今考《论衡》云：

[1]阳成子长作《乐经》，扬子云作《太玄经》，造于眇思，极窅冥之深，非庶几之才，不能成也。（《超奇篇》）[51]

[2]阳成子张作《乐》，扬子云造《玄》，二经发于台下，读于阙掖，卓绝惊耳，不述而作，材拟圣人。（《对作篇》）[52]

据此，王充对近代学者及时人的拟经、解经之作亦有关注，且不吝给予好评。复观《论衡》曰：

[1]高宗祭成汤之庙，有蜚雉升鼎耳而雊。祖己以为远人将有来者，说《尚书》家谓雉凶，议駮不同。（《异虚篇》）[53]

[2]说《尚书》者曰：“周公居摄，带天子之绶，戴天子之冠，负扆南面而朝诸侯。”户牖之间曰扆，南面之坐位也。负南面乡坐，扆在后也。（《书虚篇》）[54]

[3]或说《尚书》曰：“尚者，上也；上所为，下所书也。”“下者谁也？”曰：“臣子也。”然则臣子书上所为矣。（《须颂篇》）[55]

参以《正说篇》频频征引“说《尚书》者曰”“说《春秋》者曰”[56]及《气寿篇》《问孔篇》《说日篇》《儒增篇》《指瑞篇》《是应篇》《感类篇》俯拾皆是的“儒者说曰”，可知受惠于洛阳书肆，王充得以大量泛览汉代儒者的说经、解经之作[57]，而且他对这些解释很关注、很熟络。龚鹏程先生尝论王充治学术旨趣曰：

选择论题，即含有论者之“存在的关怀”。而且也只有论者对某些问题特感兴趣，提出一套见解，或以一种隐含的态度去看问题时，他才可能对有关此一问题之各种既存解说不满，而予以批判，斥之为虚词误说。[58]

这是很精辟的观察。统观《论衡》，可以发现，王充对“五经（七经）”训诂、章句、传书的兴趣与投入有时甚至超过了经典本身，《问孔篇》《刺孟篇》与“三虚”“九增”就是其成果的集中展现。章太炎先生谓王充最好辩论，然每“于古籍加以驳正，非驳辨经史正文”，乃是正汉代“诸儒说经之失当”[59]，确系卓见。

除各式经学教材、经学读本与应试图书外，洛阳书肆中大量的史部书籍、诸子短书同样是王充知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笔者梳理，《论衡》明确征引过的史部书籍[60]有《国语》《战国策》《史记》《续太史公书》《越绝书》《洞历》[61]，但王充读过的史部书籍绝不限于前述几种。这里之所以无法一一列出，盖因东汉初年存世的先秦两汉典籍远较今日为多，而此时的史部书籍在目录学上仍隶属于“六艺略”《春秋》类，在内容上则与部分汉代“小说”、子部“儒家类”及子部“杂家类”文献——即《论衡》反复提及的“儒书”“传书”“诸子短书”——难以有效区分[62]，是以今人很难断言《论衡》所引某事一定出自现今存世的某书。兹姑举一例，《实知篇》有言曰：

难曰：夫项托年七岁教孔子。案七岁未入小学而教孔子，性自知也。[63]

此前研究者多认为王充“项托七岁教孔子”的说法系引自《战国策》，实则此事还见于《淮南子·修务训》《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新序·杂事五》，而后三书同样是《论衡》的重要参考文献，很难推翻它们也是史源的可能。退一步讲，即便排除上述三书，《实知篇》所言也未必引自今本《战国策》。刘向《〈战国策〉叙录》云：

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64]

细玩刘向所言，可知当时与今本《战国策》同性质书籍之多，马王堆汉墓《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即证实了这点[65]。如此看来，除却传世文献，《论衡》“项托年七岁教孔子”云云也有引自其他亡佚图书的可能。准此例以推其余，则今人梳理《论衡》引书之困难略可想见。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战国策》的例子也提醒我们——在洛阳书肆博览群籍的王充有机会看到各式各样有趣的图书，其中就包括民众喜闻乐见的故事类图书，亦即本节重点讨论的史部书籍与诸子短书。这些书籍没有经过刘向、刘歆父子等人的校理与国家意识形态的整合，呈现出原生态特点。刘盼遂先生曾感慨《论衡》用事“沉冥”“所言故事，多有不知其出典者”[66]，当与王充大量汲取此类图书内容息息相关。举例言之，《书虚篇》云：

传书言：吴王夫差杀伍子胥，煮之于镬，乃以鸱夷橐投之于江。子胥恚恨，驱水为涛，以溺杀人。今时会稽丹徒大江、钱塘浙江，皆立子胥之庙。盖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涛也。[67]

对《书虚篇》所言，前人或以为向壁虚造，或以为传闻过失，如清人俞樾即谓：

子胥之死，《左传》止曰“使赐之属镂以死”，《国语》始言“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鸱夷，而投之于江”，然上文但言吴王还自伐齐。乃讯申胥曰云云，并不载赐剑之事。贾谊《新书·耳痹篇》“伍子胥见事之不可为也，何笼而自投水”，则又以为自投于水矣。是子胥之死，言人人殊，而镬煮之说，惟见此书，疑传闻过实也。[68]

对此，刘盼遂先生回应道：

王氏多见古书，往往为后代所不传，故《论衡》所言故事，多有不知其出典者。如《书虚篇》云：“吴王夫差杀伍子胥，煮之于镬。”案周、秦、两汉现存之书，绝不见子胥镬煮之事。惟《论衡》此篇所言，及《命义篇》云“屈平、子胥，楚放其身，吴烹其尸”，《刺孟篇》云“比干剖，子胥烹，子路醢”，是必王氏于子胥伏鼎一事，别有承袭，非出壁造，可知矣。俞曲园未能通较前后，遽诋为仲任误记，盖难免诬古之失。[69]

刘先生所言甚是。今人有幸得见诸多汉代出土文献，知此类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在当时并不罕见[70]，何况王充已明言其说乃引自“传书”，且《书虚篇》主旨正在驳子胥驱水为涛之虚妄，俞樾指《论衡》“传闻过实”确“难免诬古之失”。洛阳书肆图书中与此类似的内容还有很多，究其原因，则如《艺增篇》所说：

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实，著文垂辞，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罪。何则？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闻一增以为十，见百益以为千。使夫纯朴之事，十剖百判；审然之语，千反万畔。……蜚流之言，百传之语，出小人之口，驰闾巷之间，其犹是也。[71]

《艺增篇》指出了民间文化形态[73]的审美特点，即一般民众更关心历史叙事的通俗性、娱乐性、传奇性，而不太关心其真实性与说教意味。汉代东方朔故事的流行即是范例[73]。无独有偶，《后汉书·郭太传》亦谓郭太“奖拔士人，皆如所鉴。后之好事，或附益增张，故多华辞不经，又类卜相之书”[74]。既然民众有这样的喜好与需求，书肆为增加销量，自然会贴近民间文化形态，主动迎合市场，更倾向于售卖帝王将相风流逸事、普通人变态发迹故事、才子佳人爱情故事、侠义复仇故事等书籍[75]。王充在洛阳书肆大量泛览此类作品，并将符合其表达需求的内容作为佐证写入《论衡》。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吉验篇》叙高丽王东明龙兴神迹[76]，事不见于《史记》与班彪《续太史公书》，而《后汉书》王充又不及见，明乎《论衡》别有所本——洛阳书肆民间杂传、短书中的四裔民族始祖神迹故事。今考《后汉书·卢芳传》云：

卢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人也，居左谷中。王莽时，天下咸思汉德，芳由是诈自称武帝曾孙刘文伯。曾祖母匈奴谷蠡浑邪王之姊为武帝皇后，生三子。遭江充之乱，太子诛，皇后坐死，中子次卿亡之长陵，小子回卿逃于左谷。霍将军立次卿，迎回卿。回卿不出，因居左谷，生子孙卿，孙卿生文伯。常以是言诳惑安定间。[77]

可知类似的离奇曲折故事在民间向来为人津津乐道，且不乏信从者。这样的历史故事在《论衡》中很多：

[1]广文伯河东蒲坂人也，其生亦以夜半时，适生，有人从门呼其父名。父出应之，不见人，有一木杖植其门侧，好善异于众，其父持杖入门以示人，人占曰：“吉”。文伯长大学宦，位至广汉太守。文伯当富贵，故父得赐杖，杖当子力矣。（《吉验篇》）[78]

[2]韩太傅为诸生时，借相工五十钱，与之俱入璧雍之中，相璧雍弟子谁当贵者。相工指倪宽曰：“彼生当贵，秩至三公。”韩生谢遣相工，通刺倪宽……倪宽位至御史大夫，州郡丞旨召请，擢用举在本朝，遂至太傅。（《骨相篇》）[79]

此处广文伯、韩太傅诸事同样不见于《史记》与班彪《续太史公书》[80]，当是王充得之于宣传变态发迹、骨相应验类的故事集。《正说篇》云：

故圣人所经，贤者作书，义穷理竟，文辞备足，则为篇矣。其立篇也，种类相从，科条相附。殊种异类，论说不同，更别为篇。[81]

洛阳书肆中必有以类相聚、宣传某一固定理念或思想的故事汇编存在，一如今人所见之《说苑》《新序》等书，令王充能够直接征引，进而形成如《骨相篇》《吉验篇》那般“种类相从，科条相附”的文章。要之，无论是《逢遇篇》“三世为郎”的悲叹[82]、《书虚篇》“吴王夫差杀伍子胥，煮之于镬”的奇谈、《吉验篇》高丽王东明龙兴、广文伯降生的异说，抑或《骨相篇》对韩太傅发迹的津津乐道，甚至《论衡》其他篇章中数不尽的、难以追溯文献来源的奇闻异事，相当一部分都源于王充对洛阳书肆史部书籍、诸子短书内容的转述[83]。

要之，王充在“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84]过程中，汲取了海量未经国家意识形态整合、体现民间文化形态趣味的材料，这使得其著作呈现出“形露易观”“不能纯美”“文重”[85]的文风；但另一方面，也正因为王充的兼容并蓄，《论衡》在后世成为当之无愧的辑佚、校勘周秦两汉文献之渊薮。

三、吏员生涯与王充实务知识的延展

汉明帝永平二年（59），王充结束游学生涯、返回会稽[86]，历任县功曹、都尉府功曹、郡五官功曹、州治中从事等职[87]。此时的王充失去了班氏藏书与洛阳书肆两大阅读渠道，但职务之便令他得以寓目不少特定领域的图书，这延展了其实务知识，丰富了《论衡》的内容。要言之，本时期的王充除反刍先前所读群书外，尚有以下图书资源可供利用[88]：

首先是乡邦文献。东汉时期，私人著作要在全国各区域流通并非易事[89]，《后汉书》就记载了两个典型例证：

[1]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焉。[90]

[2]晔著《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蔡邕至会稽，读《诗细》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邕还京师，传之，学者咸诵习焉。[91]

王充、赵晔都是活跃在东汉前期的会稽人，但直至东汉末年，他们的著作《论衡》《诗细历神渊》才因着蔡邕的激赏由会稽传入中原，其他会稽士人作品的流播当亦大抵若是。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意味着，较之其他地区的学者，同郡人在阅读乡邦文献上有着天然的优势。今考《论衡》云：

[1]吴君高说：会稽本山名，夏禹巡守，会计于此山，因以名郡，故曰会稽。（《书虚篇》）[92]

[2]长生之才，非徒锐于牒牍也，作《洞历》十篇，上自黄帝，下至汉朝，锋芒毛发之事，莫不纪载，与太史公《表》《纪》相似类也。上通下达，故曰《洞历》。（《超奇篇》）[93]

[3]案东番邹伯奇、临淮袁太伯、袁文术、会稽吴君高、周长生之辈，位虽不至公卿，诚能知之囊槖，文雅之英雄。观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文术之《咸铭》，君高之《越纽录》[94]，长生之《洞历》，刘子政、扬子云不能过也。（《案书篇》）[95]

王充叙及吴越掌故时对会稽士人著述颇有征引，足见其对乡贤与乡邦文献的重视。当然，王充不吝于称赞乡邦文献的行为也与其自我经典化的意图息息相关，《论衡》为“长生之徒”延誉、凸出“会稽文才”的可贵[96]，其实是在抬升王充自己的学术地位。

其次是与功曹、治中从事等吏职相关的各类图书。将《论衡》与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江苏连云港尹湾汉墓等基层胥吏墓中的出土竹简相比勘，可知王充任职期间有机会过目下述文献：主要应用于汉代编户齐民基础教育的图书如《孝经》《论语》、小学书、算术书等；为底层民众所喜爱的杂赋、俗赋；民间流传甚广的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经方、房中书；律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类图书；簿录、名籍、移文、章表、符券等政府文书等[97]。上述书籍拓展了王充的实务知识，丰富了王充的写作素材，《论衡》有些章节如《谢短篇》《纪妖篇》《订鬼篇》《四讳篇》《譋时篇》《讥日篇》《卜筮篇》《辨祟篇》《难岁篇》《诘术篇》甚至全文都是与上述知识相关的内容。在这些文献里，与王充职务直接相关的是各类文书。王充曾于《程材篇》严厉批评了部分“世俗学问者”，他指出：

世俗学问者，不肯竟经明学，深知古今，忽欲成一家章句。义理略具，同趋学史书，读律讽令，治作请奏，习对向，滑习跪拜，家成室就，召署辄能。[98]

然观《自纪篇》“所读文书，亦日博多”[99]云云，可知王充本人并不反对研治文书。此因从行政管理实操层面而言，文书关乎汉王朝的正常运转[100]。《后汉书》载：

[1]兴少有名誉，永宁中，尚书陈忠上疏荐兴曰：“臣伏惟古者帝王有所号令，言必弘雅，辞必温丽，垂于后世，列于典经。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从周室之郁郁。臣窃见光禄郎周兴……属文著辞，有可观采。尚书出纳帝命，为王喉舌。臣等既愚闇，而诸郎多文俗吏，鲜有雅才，每为诏文，宣示内外，转相求请，或以不能而专己自由，辞多鄙固。兴抱奇怀能，随辈栖迟，诚可叹惜。”诏乃拜兴为尚书郎。[101]

[2]刘祐字伯祖，中山安国人也。安国后别属博陵。祐初察孝廉，补尚书侍郎，闲练故事，文札强辨，每有奏议，应对无滞，为僚类所归。[102]

对汉代帝王而言，行政文书代表皇家颜面，是以陈忠荐周兴特别强调其人“属文著辞，有可观采”；刘祐因“闲练故事，文札强辨，每有奏议，应对无滞，为僚类所归”“补尚书侍郎”。对中央、地方各级官吏而言，政务上传下达均依赖文书，而文书得体与否关系着陟黜升沉，如《风俗通义·十反》曰：

司徒九江朱伥以年老，为司隶虞诩所奏，耳目不聪明，见掾属大怒曰“颠而不扶，焉用彼相？君劳臣辱，何用为？”于是东阁祭酒周举……为创草……上览伥表，嘉其忠谟，伥目数病，手能细书。诩案大臣，苟肆私意。诩坐上谢，伥蒙慰劳。[103]

周举代拟的文书化解了司徒朱伥的危机，并使结局发生戏剧性转变。地方州郡长官面临上级督责，亦需“能治章上奏，解理结烦，使州郡无事”者，周长生即因替扬州刺史任安、会稽太守孟观举奏上书除罪、“事解忧除，州郡无事，二将以全”[104]而得到王充的高度称赞。对士人群体而言，东汉选举虽有“诸生试章句，文吏试笺奏”[105]之判，然夷考其实，则如徐天麟《东汉会要》卷二七选举下“州郡辟除”条所言：

东京入仕之途虽不一，然由儒科而进者，其选亦甚难。故才智之士，多由郡吏而入仕。以胡广之贤，而不免仕郡为散吏；袁安世传易学，而不免为县功曹；应奉读书五行并下，而为郡决曹吏；王充之始进也，刺史辟为从事；徐穉之初筮也，太守请补功曹。盖当时仕进之路如此，初不以为屈也。[106]

汉王朝行政体系倚重文书已如上文所述，兼以彼时诸生“由儒科而进者，其选亦甚难”“多由郡吏而入仕”，则包括王充在内的东汉士人重视研习文书自是应有之义。统观《论衡》，王充主要从三类文书中汲取知识：

一是帝王诏书。《论衡·须颂篇》云：

《论衡》之人在古荒流之地，其远非徒门庭也。……得诏书到，计吏至，乃闻圣政。是以褒功失丘山之积，颂德遗膏腴之美。[107]

王充坦言，由于东汉初年的会稽郡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与外界的讯息交换不便，只有“诏书到，计吏至”才能了解到朝廷的重大决策与政治动向。今考《风俗通义》云“光武中兴以来，五曹诏书，题乡亭壁，岁补正，多有阙误。永建中，兖州刺史过翔，笺撰卷别，改著板上，一劳而久逸”[108]，参以新疆、甘肃、内蒙古等地出土的汉诏简牍[109]，知帝王诏书皆会形诸文字、昭告天下、无远弗届，甚便编户齐民观览；复考《超奇篇》云“诏书每下，文义经传四科，诏书斐然，郁郁好文之明验也”[110]，《对作篇》谓“建初孟年，中州颇歉，颖川、汝南民流四散。圣主忧怀，诏书数至”[111]，《验符篇》屡引永平十二年（69）汉明帝诏[112]，知王充对东汉帝王诏书极为关注，此与其始终未减的用世之心息息相关。总之，帝王诏书是王充获知时事政策的重要信息来源。

二是奏议章表[113]。今考《论衡》诸篇云：

[1]谷子云、唐子高章奏百上，笔有余力，极言不讳，文不折乏，非夫才知之人不能为也。（《效力篇》）[114]

[2]若董仲舒、唐子高、谷子云、丁伯玉，策既中实，文说美善，博览膏腴之所生也。使四者经徒所摘，笔徒能记疏，不见古今之书，安能建美善于圣王之庭乎？（《别通篇》）[115]

[3]观谷永之陈说，唐林之宜言，刘向之切议，以知为本，笔墨之文，将而送之，岂徒雕文饰辞，苟为华叶之言哉？（《超奇篇》）[116]

[4]谷子云上书陈言变异，明天之谴告，不改，后将复有，愿贯械待时。（《谴告篇》）[117]

[5]刘子政举薄葬之奏，务欲省用，不能极论。（《薄葬篇》）[118]

可知王充对董仲舒、刘向、谷永、唐林等汉代名臣的奏议甚为娴熟[119]。复观《案书篇》云：

今尚书郎班固，兰台令杨终、傅毅之徒，虽无篇章，赋颂记奏，文辞斐炳，赋象屈原、贾生，奏象唐林、谷永，并比以观好，其美一也。[120]

《超奇篇》亦谓：“周长生者，文士之雄也，在州，为刺史任安举奏；在郡，为太守孟观上书，事解忧除，州郡无事，二将以全。”[121]。可知除却名臣奏议，时人所作章表奏议同样是王充的阅读与引证对象。

除却帝王诏书、奏议章表，王充尚需检阅、处理簿录、名籍、移文、符券等行政文书。今观《谢短篇》云：

两郡移书，曰“敢告卒人”，两县不言，何解？郡言事二府，曰“敢言之”，司空曰“上”，何状？赐民爵八级，何法？名曰簪褭、上造，何谓？吏上功曰伐阅，名籍墨将，何指？[122]

复参《对作篇》云：

建初孟年，中州颇歉，颍川、汝南民流四散，圣主忧怀，诏书数至。《论衡》之人，奏记郡守，宜禁奢侈，以备困乏。言不纳用，退题记草，名曰《备乏》。酒縻五谷，生起盗贼，沉湎饮酒，盗贼不绝，奏记郡守，禁民酒。退题记草，名曰《禁酒》。[123]

可以看出，受惠于所从事职业及由此带来的阅读习惯，王充对文书写作流程、写作规范很清楚，自己也有大量文书写作实践。进言之，详玩《对作篇》文末云：

古有命使采爵，欲观风俗，知下情也。诗作民间，圣王可云“汝民也，何发作”，囚罪其身，殁灭其诗乎？今已不然，故《诗》传至今。《论衡》《政务》，其犹诗也，冀望见采，而云有过。斯盖《论衡》之书所以兴也。[124]

如果除去自传性质的《自纪篇》，《对作篇》就是《论衡》实质意义上的终章。由此卒章显志来看，在王充心中，《论衡》洋洋二十余万言，实皆可视为欲进呈东汉帝王御前的上书奏记。行政文书对王充《论衡》影响之深可见一斑。

小 结

综上所述，游学京师期间，王充拜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班彪为师，且与其子班固过从甚密。班氏家族的丰厚藏书拓展了王充的学术视域，是王充能够建立其独特思想体系的重要契机。除却接受学校教育、向师长请益外，王充的自学能力也十分惊人。洛阳书肆的“众流百家之言”对王充影响深远：一方面，它急剧扩充了《论衡》的篇幅，使后者成为辑佚、校勘周秦两汉文献之渊薮；另一方面，由于王充在创作过程中汲取了海量未经国家意识形态整合、体现民间文化形态趣味的材料，遂令《论衡》呈现出“文重”“形露易观”“不能纯美”的文学风格。返回会稽后的吏员生涯令王充得以寓目乡邦文献及与职务相关的各类图书，这些书籍拓展了王充的实务知识，丰富了《论衡》的写作素材。

参考文献：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1FZWB032）：王充与东汉学术思想。

[1] 《后汉书》卷四九《王充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标点本，第6册，第1629页。

[2]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标点本，第4册，第1176页。

[3] 黄晖《论衡校释》、刘盼遂《论衡集解》既以注释《论衡》为务，梳理引书状况自是应有之义。另可参见岳宗伟：《<论衡>引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学系，2006年，第18-22、30-60、202-331页；吴从祥《王充经学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367-439页；智延娜《<论衡>文献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92-213页；拙作《<论衡>征引“儒家”类文献新探》，《荆楚学刊》2019年第4期；拙稿《<论衡>征引“诸子”“诗赋”类文献新探》，《唐山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拙撰《<论衡>征引“道家”类文献新探》，《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4]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4册，第1205页。

[5] 关于这段经历，详参拙文《王充教育经历新证》，《唐都学刊》，2020年第1期，第24-26页。

[6] 鲁惟一先生指出：“出于种种原因，我们务必谨防作出文献在这个时候（笔者按：指秦汉时期）对中国人民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的假设。”见[英]崔瑞德、[英]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619页。

[7] 《汉书》卷八五《杜邺传》谓“邺壮，从敞子学问，得其家书”，见《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11册，第3473页；《后汉书》卷二七《杜林传》云“杜林，字伯山，扶风茂陵人也。父邺。林少好学沉思，家既多书，又外氏张竦父子喜文采，林从竦受学，博洽多闻，时称通儒”，见《后汉书》，第4册，第934页。《西京杂记》卷二载“匡衡借书事”，知当时书籍不易得，而“大姓”常富于藏书，见王根林点校：《西京杂记（外五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9页。

[8] 桓谭借书之事见《汉书》卷一〇〇《叙传》，第12册，第4206页；匡衡事见《西京杂记（外五种）》，第19页。

[9] 未经帝王许可私自散布“秘书”会受到惩罚，见《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卷六八《霍光传》，第3、9册，第797、2956页；与此相对应，被帝王赐书是无上荣耀，见《汉书》卷一〇〇《叙传》，第12册，第4203页；又可参《后汉书》卷二三《窦融传》、卷七六《王景传》，第3、9册，第803、2465页。

[10] 更详细的汉代藏书状况论述可以参看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第300页；王国强《汉代文献学研究》，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第91-113页；[日]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李俄宪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20页。

[11] 关于这点，笔者另有《会稽地域与王充的话语表达和学术建构》一文专门论及，兹不赘述。

[12]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4册，第1176页。

[13]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4册，第1115页。

[14] 《汉书》卷一〇〇《叙传》，第12册，第4203-4205页。

[15] 《隋书》卷四九《牛弘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点校本，第5册，第1298页。

[16] 《后汉书》卷四〇《班彪传》，第5册，第1324页。

[17] 《后汉书》卷四〇《班彪传》，第5册，第1333页。

[18] 《汉书》卷八八《儒林传》，第11册，第3620页。

[19] 《后汉书》卷七九《儒林列传》，第9册，第2556、2557、2588页。

[20] 《超奇篇》云“班叔皮续《太史公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浃理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见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2册，第616页。具体征引情况参看岳宗伟《<论衡>引书研究》，第312-324页。

[21] 《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第9册，第2737页。

[22] 《后汉书》卷四〇《班彪传》，第5册，第1324页。

[23] 刘知几撰，浦起龙通释，吕思勉评：《史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41页。

[24] 司马贞《史记索隐》引韦稜云：“褚顗家传褚少孙，梁相褚大弟之孙，宣帝代为博士，寓居于沛，事大儒王式，号为'先生’，续太史公书。”见《史记》卷一二《孝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修订本，第2册，第575页。

[25] 《汉书》卷五九《张延寿传》，第册，第2657页。按王充《案书篇》曾疑《史记·苏秦传》为冯商所作，然观《汉书》所云，冯商乃续作《史记》而非自作。据此，王充恐未见《汉书》卷《艺文志》所载“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又，王充还将冯商定为东海人，黄晖先生校释于此存疑云：“刘歆言商阳陵人，班固言长安人，仲任言东海人，三说不同。汉代长安属京兆，阳陵属左冯翊。后汉以阳陵改属京兆。长安、阳陵相去甚近，东海太远，岂传闻之异欤？”今按王充《论衡》引史实不乏误记，难言笃论，然亦不排除当时东海郡尚有一同名人之可能，姑志于此俟考。见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4册，第1168页。

[26] 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济南：齐鲁书社2010年，第892页。

[27] 《后汉书》卷八〇《文苑列传》，第9册，第2610页。

[28] 《后汉书》卷二八《冯衍传》，第4册，第962页。

[29] 《后汉书》卷四〇《班彪传》，第5册，第1331-1332页。

[30] 《汉书》卷八〇《东平思王刘宇传》，第10册，第3325页。

[31] 《后汉书》卷二三《窦融传》，第3册，第803页。

[32] 《后汉书》卷七六《循吏列传·王景传》，第9册，第2465页。

[33] 由《汉书》卷八〇《东平思王刘宇传》记载可知汉代统治者对诸侯王的阅读范围限制极严。盖诸子书在民间本有流传，《太史公书》亦不乏续写者，但即便如此，朝廷仍不许诸侯王拥有上述书籍，其防范之心可见一斑。

[34]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3册，第905页。

[35]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2、3册，第642、946页。

[36]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2册，第468页。

[37]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1册，第82页。

[38]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1册，第82页。

[39]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3册，第906页。

[40]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4册，第1176页。

[41] 《汉书》卷三〇《艺文志》谓“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第6册，第1781页]，因班氏家族藏书系“中秘图书副本”，故其种类、规模与《汉志》著录高度一致，王充自诩“《六略》之录，万三千篇，虽不尽见，指趣可知”亦缘乎此。

[42] 《后汉书》卷四九《王充传》，第6册，第1629页。按王充“速记”的本领并非特例，大抵古人特别是宋以前读书不易，故记诵能力突出，如荀悦“年十二，能说《春秋》。家贫无书，每之人间，所见篇牍，一览多能诵记”。见《后汉书》卷六二《荀悦传》，第7册，第2058页。对于这种古今之变，生活在印刷术时代的朱熹特别有感触，他曾指出：“今人所以读书苟简者，缘书皆有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简，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所以后汉吴恢欲杀青以写汉书，其子吴祐谏曰：'此书若成，则载之车两。昔马援以薏苡兴谤，王阳以衣囊徼名，正此谓也。’如黄覇在狱中从夏侯胜受书，凡再踰冬而后传。盖古人无本，除非首尾熟背得方得。至于讲诵者，也是都背得。然后从师受学。如东坡作《李氏山房藏书记》，那时书犹自难得。晁以道尝欲得《公》《谷传》，遍求无之，后得一本，方传写得。今人连写也自厌烦了，所以读书苟简。”见[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71页。

[43] 《超奇篇》言“阳成子长作《乐经》，扬子云作《太玄经》”，以《太玄》之例推之，则阳成子长的《乐经》同为拟经之作；《案书篇》有“观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之句，则王充还曾看过邹伯奇的“《春秋》类”著作《元思》（《对作篇》曾指出“易之乾坤，春秋之元”都是极为重要的概念）和袁太伯的《易章句》。见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2、4册，第608、1173、1182页。

[44] 蒙文通：《论经学三篇》，见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编辑部编辑：《中国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61页。关于儒家的此种“取义”传统，吕思勉先生早有洞见，见吕思勉：《史学与史籍七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34页；更详细地论述可以参看徐兴无师：《取义：中国经学思想史中的诠释传统》，载蒋广学主编：《古代百科学术与中国思想的发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20页。

[45] 《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第5册，第1212页。

[46] 徐兴无师：《经纬成文：汉代经学的思想与制度》，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年，第336页。

[47] 东汉时期考试制度参看徐天麟《东汉会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85-390、393、396-397页48。

[48] 何清谷撰：《三辅黄图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06页。

[49] 何清谷撰：《三辅黄图校释》，第408页。按王莽执政时有过“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的行为，由此可知两汉之际不乏坐拥特定典籍并以之授受的民间学者，这使图书互市成为可能。见《汉书》卷一二《平帝纪》，第1册，第359页。

[50] 关于王充对它们的化裁和引用，前人言之已详，见岳宗伟：《<论衡>引书研究》，第202-277页；吴从祥：《王充经学思想研究》，第367-439页。

[51]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1册，第218页。 

[52]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4册，第1183页。

[53]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2册，第608页。 

[54]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1册，第194页。 

[55]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3册，第847页。 

[56]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4册，第1130页。

[57] 当然，亦不应忽略，王充在太学旁听大会讲经、经学辩论同样能部分获得上述知识。此处之所以要补充“旁听讲经”等情形，是基于下述共识，即汉人的章句著作曾长期未有定本，主要依靠考口授讲解传播。当然，这一情况自“简易造纸术”发明后得到了部分改善，但那已经是王充去世后的事情了，见清水茂《纸的发明与后汉的学风》，载[日]清水茂《清水茂汉学论集》，蔡毅译，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2-36页。

[58] 龚鹏程：《汉代思潮（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98页。

[59] 章太炎：《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72页。

[60] 岳宗伟先生曾对《论衡》所征引史部书籍有过统计，见岳宗伟：《<论衡>引书研究》，第299-326页。但本文所举例证与岳先生所列不乏相异处，这与研究者的个人界定标准有关。事实上，有些时候我们无法断言《论衡》引用的某件事是否一定出自今人所能见到的某史部书籍，盖王充能看到的先秦两汉图书远超比今人，因而对王充阅读范围的推测存在差异是完全正常的。

[61]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4、1、1、1、2册，第1165、13、74、176、614页。

[62] 章太炎先生曾指出：“王充《儒增》《道虚》《谈天》《说日》《是应》，举儒书所称者，有鲁般刻鸢，由基中杨，李广射寝石、矢没羽，荆轲以匕首擿秦王、中铜柱入尺，女娲炼石，共工触柱，觟䚦治狱，屈轶指佞，黄帝骑龙，淮南王犬吠天上、鸡鸣云中，日中有三足乌，月中有兔蟾蜍。是诸名籍，道、墨、刑法、阴阳、神仙之伦，旁有杂家所记，列传所录，一谓之儒。”是则王充所谓“儒书”（有时也称“传书”）包括史部书籍、诸子短书。见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04页。

[63]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4册，第1076页。

[64] 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影印本，第1册，第331页。

[65] 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战国纵横家书》，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

[66]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1册，第2页。

[67]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1册，第180页。

[68] 俞樾著，李天根辑：《诸子平议补录》，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66页。

[69]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1册，第180页。

[70] 试观北京大学所藏西汉竹书《赵正书》，记载秦二世继位、赵高死因等重大历史问题尚且与今人主流认知大相径庭，何况伍子胥个人的身后事？见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49-196页。

[71]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2册，第381页。

[72] 关于“民间文化形态”的界定，详参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8页。

[73] 《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谓：“朔口谐倡辩，不能持论，喜为庸人诵说，故令后世多传闻者。而杨雄亦以为朔言不纯师，行不纯德，其流风遗书蔑如也。然朔名过实者，以其诙达多端，不名一行，应谐似优，不穷似智，正谏似直，秽德似隐……朔之诙谐，逢占射覆，其事浮浅，行于众庶，童儿牧竖莫不眩耀。2”第9册，第2874页。

[74] 《后汉书》卷六八《郭太传》，第8册，第2227页。

[75] 普通人如东汉刘梁“少孤贫，卖书于市以自资”[《后汉书》卷八〇《文苑列传》，第9册，第2635页]，恐怕也只有售卖此类图书或其他实用类书籍，才会有销量。

[76]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1册，第88页。

[77] 《后汉书》卷一二《卢芳传》，第2册，第506页。

[78]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1册，第95页。

[79]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1册，第119页。

[80] 实际上，《吉验篇》或《论衡》其他篇章中的许多小故事，即便见于《史记》与《续太史公书》者，亦未必系直接援引此二书，盖当时应有以类相聚宣传某一固定理念或思想的故事汇编存在，一如今人所见之《说苑》《新序》，王充得以直接征引，说详下文。 

[81]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4册，第1131页。

[82]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1册，第8页。按“三世为郎”见于今本《汉武故事》，其辞略云：“上至郎署，见一老郎，鬓眉皓白，问：'何时为郎？何其老也？'对曰：'臣姓颜，名驷，以文帝时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叶不遇也。'上感其言，擢为会稽都尉。”见《后汉书》卷五九《张衡传》，第7册，第1923页。关于《汉武故事》的作者，学界向来有班固、王俭、葛洪、班周、六朝人、西汉成帝时文人和汉末建安时邺下文人等多种提法，但考虑到王充《论衡》、张衡《思玄赋》都曾引用“三世为郎”事，可知今本《汉武故事》必有较早的渊源，而王充当在班家或书肆的图书中看到过此故事。见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220页；曹道衡、刘跃进《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80页。

[83] 近几十年来出土了许多可以被划归到“六艺略”“春秋类”下的图书，如荆州印台汉墓的《编年纪》、阜阳汉简《年表》与《春秋事语》、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与《战国纵横家书》、北大西汉竹简《赵正书》等等，料想王充在东汉所能见到的杂史图书当更多。见骈宇骞：《出土简帛书籍分类述略（六艺略）》，《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2期；郑忠华：《印台墓地出土大批西汉简牍》，见荆州博物馆编：《荆州重要考古发现》，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207-208页；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三）》，第149-196页。

[84] 《后汉书》卷四九《王充传》，第6册，第1629页。

[85]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4册，第1195、1199、1201页。 

[86] 钟肇鹏：《王充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第29页。

[87]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4册，第1189页。

[88] 班氏“中秘藏书副本”中无疑也有本节提到的帝王诏书、奏议章表等各类文书，笔者此处想要强调的是——当王充自洛阳返回会稽、失去班氏藏书与洛阳书肆两大阅读渠道后还有哪些读书途径，并不是说王充直到本阶段才可能看到本节所述的各类文献。

[89] [英]崔瑞德、[英]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第619页。

[90] 《后汉书》卷四九《王充传》，第6册，第1629页。

[91] 《后汉书》卷七九《儒林传·赵晔传》，第9册，第2575页。

[92]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1册，第176页。

[93]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2册，第614页。

[94] 通常认为，此处的《越纽录》即《越绝书》，吴君高即与袁康合著《越绝书》的吴平。黄晖于《超奇篇》下按语说：君高，吴平字。《案书篇》云：“会稽吴君高。”又云：“君高之《越纽录》。”即今越绝书也。《书虚篇》述君高说会稽山名，亦见《越绝外传记地传》。黄晖后又于《案书篇》引杨慎语断言“君高殆吴平之字”。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2、4册，第614、1173页。

[95]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4册，第1173-1174页。

[96]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2册，第615页。

[97] 这里的论述主要依据《论衡》的称引以及连云港市博物馆等编：《尹湾汉墓简牍》，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骈宇骞，段书安编著：《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75-378页。

[98]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2册，第538页。

[99]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4册，第1188页。

[100] [日]富谷至：《文书行政的汉帝国》，刘恒武、孔李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

[101] 《后汉书》卷四五《周荣传》，第6册，第1537页。

[102] 《后汉书》卷六七《党锢传·刘祐传》，第8册，第2199页。 

[103] 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54-255页。

[104]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2册，第613页。

[105] 《后汉书》卷四四《胡广传》，第6册，第1506页。

[106] 徐天麟：《东汉会要》，第405页。

[107]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3册，第857页。

[108] 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第494页。

[109] [日]富谷至：《文书行政的汉帝国》，第28-32页。

[110]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2册，第617页。

[111]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4册，第1181页。

[112]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3册，第838页。

[113]《后汉书》卷四四《胡广传》李贤注引《汉杂事》曰：“凡群臣之书，通于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章者需头，称'稽首上以闻’，谢恩陈事，诣阙通者也。奏者亦需头，其京师官但言'稽首言’，下'稽首以闻’，其中有所请，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台，卿校送谒者台也。表者不需头，上言'臣某言’，下言'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甲乙上’。”见《后汉书》，第6册，第1506页。

[114]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2册，第582页。

[115]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2册，第603页。

[116]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2册，第612页。

[117]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2册，第645页。

[118]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3册，第961页。

[119]《隋书》有陈寿所撰《汉名臣奏事》[《隋书》卷三三《经籍志》，第4册，第973页]，陈寿为三国末西晋初人，料想两汉时人亦有蒐集此类文集以供士人参考研习者。汉末应劭即曾以一人之力“撰具《律本章句》《尚书旧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诏书》及《春秋断狱》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复重，为之节文。又集驳议三十篇，以类相从，凡八十二事”[《后汉书》卷四八《应奉传附子劭传》，第6册，第1613页]，以为《汉仪》。

[120]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4册，第1174页。

[121]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2册，第613页。

[122]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2册，第572页。按对《谢短篇》中的提问，王充以为乃“文吏所当知，然而不知，亦不博览之过也”，这是明显的偏见，不可信从。

[123]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4册，第1182页。

[124]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第4册，第1177-1185页。

【作者简介】

李浩（1989- ），文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两汉思想史、中古文学与医疗社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