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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庭芬（1797—1880），字培兰，号芷湘，浙江海昌人（今浙江海宁市），诸生。尝佐其师钱泰吉辑《海昌备志》，还曾馆于同邑蒋光煦慎习堂中，为其校勘《别下斋丛书》。尤其在目录学方面用力颇多，著有《海昌经籍志略》四卷、《海昌艺文志》二十四卷，又参与校写《拜经楼藏书题跋记》五卷、《清绮斋藏书目》四卷，还曾笺释钱曾《读书敏求记》，“大致校书名、卷数，注书目之下；校遵王说，注原文之下；其他考证则注每篇之下”[①]，体例甚佳。管氏还善书画，“山水兰竹出入文、董之间，书卷之气溢于楮墨”[②]，编有《别下斋书画录》七卷。另有《芷湘笔乘》一卷、《草兮笔记》二卷、《天竺山志》十二卷等著作传世。管氏之藏书，一度曾因战乱而散佚殆尽，但其在战后，又重加搜访，并将所得之书，略作题识，择要编纂而成《花近楼丛书序跋记》二卷。该《序跋记》上卷收书七十三种，下卷为《补遗》，收书二十种，是一部颇能代表管庭芬藏书特色与主旨的解题目录。本文便以考察其《花近楼丛书序跋记》为中心，在揭示管氏藏书思想的基础上，论述了其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和学术意义，进而又对其藏书思想的不足略作了评析。 一、以文献存文化，以文化济乱世 自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军屡扰江浙，杭州、苏州、常州诸郡尽为沦陷。诸多藏书家，不得不避兵他乡，其藏书亦多散亡。如范氏之天一阁，在咸丰年间，“粤匪踞郡城，阁既残破，书亦散亡”[③]，瞿氏之铁琴铜剑楼，经太平天国之乱后，“一劫于菰里，再劫于香塘角，所存仅苏氏一处”[④]，汪氏之振绮堂藏书，“至咸丰庚申、辛酉，杭城两遭兵燹，散佚殆尽”[⑤]，书籍之聚难而散易，实为可惜。有学者就不禁感叹，书籍因战火“不禁而禁，不焚而焚，更后数十年，其海内之无书尤可决也！”[⑥]管庭芬的《花近楼丛书序跋记》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编纂而成的，“深为天丧斯文之叹，因汇萃所存，得七十余种，署之曰《花近楼丛书》，盖取杜少陵‘花近高楼伤客心’之意也。”[⑦]这使得管氏在搜访图书时，始终秉持着以文献存文化，以文化济乱世的主旨思想。因此，其《花近楼丛书序跋记》不仅仅反映的是管氏之藏书，还体现了其藏书背后深刻的文化内涵。 管氏于战乱之余，勤于搜访因战火而散佚的著作，并重新予以抄录，以文献存文化，尤其注重对其乡贤遗著的整理和搜访，阐扬幽潜，对其乡邦文化的保存和传承，功不可没。如收有海昌许光治的《红蟫馆词隽》一书，许光治擅长诗词声韵之学，著有《江山风月谱》，生平诗词多收录其中，然战后“惜版已烬于火，此册系馆别下斋时所选南宋长调，半从绝妙好词”[⑧]。又如海昌葛向高善于诗文，被乡人称为奇才，但其所著诗文流传绝少，管氏收其《东阿诗抄》一书，“系从初白老人手写本录出，亦窥其一斑矣。今海昌遗著寇燬略尽，存之以尚论其人。”[⑨]许氏之词，葛氏之诗，都经庭芬搜访得以保存，从中得以窥见其乡士人诗文之风貌。又如苏士枢是其乡名孝廉，“生平邃于经学，教授生徒一以汉儒为宗”[⑩]，然其卒后，所著之书几近散佚。管书中收有其《易义参》一卷，“虽寥寥数页，具见其辨驳精确，不屑为玩辞观象之谈，盖当时习尚如此也。”[11]从中可见，《易义参》宗汉儒之说，借此又可略见其乡士人之治学风尚。再者，管书还收有一些卷帙残缺之作。如海昌陆嘉淑《北游日记》，为其北上入都时所作。陆氏乃明代遗老，“因父殉难，遂不应试，康熙己未荐鸿博，辞不就。”[12]故朱彝尊赞其“晚虽藏身人海，而青莲在泥，心终不染”[13]。如此忠义之情，在《北游日记》中多借其所游览各地之名胜古迹以抒怀。管氏乃“偶于故纸堆中检得此卷，残毁已甚，因录之”[14]。若非其勤于搜讨，其书今或不传。 庭芬所收录的这些海昌乡贤遗著，为其后来有系统地收集和整理海昌乡贤著作奠定了基础，其所编纂的《海昌经籍志略》、《海昌艺文志》，就多取于《花近楼丛书序跋记》中。这些海昌乡贤著作，是研究古代海昌历史与文化的必备文献，多赖管氏之搜访、整理而得以保存。但是，管氏又不徒以文献存文化，对其藏书特别强调所具有的社会意义，进而深怀以文化济乱世之志。 咸丰年间，清统治者命令各省相继招募乡勇，仿照湘军营制编练部队，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然“兵皆空籍，募四方之勇以实之，不知勇即贼也，贼即勇也，勇去则贼来，贼去则勇来，互相淫杀焚掠。设绳之以法，溃散无遗。且勾贼以为内应，故虽有坚城，终归沦陷。”[15]管氏针砭时弊，在军队建设方面十分赞赏清代的八旗制度，如在《出塞图画山川记》一书中附有《八旗兵志》一卷，管氏曰：“八旗兵制，本朝龙兴长白，训士练卒，辟土启疆，所至无不臣服，故严城各设旗兵驻防，永无外患之侵。今春寇陷杭城，巡抚等官纷纷殉节，赖旗兵奋勇固守，以至寇不能支而遁。”[16]虽然八旗兵自乾隆时期业已日渐腐朽，弊端丛生，但在管氏看来，其在清初所取得的成就，值得借鉴。此外，他还提出寓兵于农，兵各有专的主张。如在钱仪吉《补晋兵志》中跋曰：“古者寓兵于农，迨后世遂有禁兵、牙兵、府兵、乡兵，而权各有所专。晋之兵制虽日久废弛，然江左偏安，犹得其力，非若近日兵冒空名，徒存其籍，而以募勇为兵。遂使巨寇奸谋，潜迹其中，每遇贼至，勇先为内应，故城不战而陷，殊可叹也。”[17]管氏从军队招募的制度层面，剖析了清军与太平天国起义军对抗失利的原因。以上两例可见，其欲以两书为鉴，所表达的观点，都针对当时“民不知兵”、“兵皆空籍”的社会顽疾而发，虽然这些主张难免带有时代的局限，但其以书经世的思想尤为可贵。 再如，当时其乡养蚕业因战乱而受到了严重影响，管氏有鉴于此，收有《东省养蚕成法》一书，“蚕事盛于东南，惟江浙为最，衣被苍生，旁及海外”[18]，其欲借此书，以期在战后为其乡人恢复生产生活所用。又如其乡原有的水利设施在战乱中遭到了破坏，致使田亩荒芜。管氏收有《横桥堰水利纪事》一书，该书介绍了一些水利设施的兴建方法，“犹可筹康济之良策也”[19]，其欲借此书，提倡兴修水利，这样既方便了灌溉田亩，又可使其乡人免受水旱灾患。从中可见，管氏对民生之关切，其以书济世之意，发于笔端。 此外，管氏还利用藏书以正人心，救世俗。如当时在战乱之际，一些士人自恃有才，为贪图权贵，被太平军所收买。管氏欲借范深所著《枉了集》，劝告这些士人曰：“人生当守分安命，则祸患何由集，尤悔何由招。每见世之咶痔权门，忝附鹰犬，然石火无多，冰山难倚，徒为举世所唾骂，亦自取也，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可为此类赠矣！”[20]告诫士人不可因贪图权贵，而丧失忠义之心。又如在《赈粥议》一书中，管氏曰：“此杭城之善举也，然屡行屡止者，良由富者悭于资，殷者惮于力，而不能源源相济耳。自巨寇入城，临之以刃，无不长跪乞哀，虽罄家不顾，至掳而呼其负戴，虽百里不敢作声。此视议粥厂之推诿何如哉！故言虽不文，特录之以警富者、殷者。”[21]则是书又为富而不仁者所收。 自清中叶以降，私家藏书之风弥盛。其中有些藏书家非孤本秘籍、宋元旧钞而不藏。如钱谦益的绛云楼，“所收必宋元板，不取近人所刻及钞本，虽苏子美、叶石林、三沈集等，以非旧刻，不入目录中”[22]。又如黄丕烈有“佞宋”之称，其藏书称“百宋一廛”，而海昌吴骞则又以“千元十驾”与其相夸耀。据黄丕烈云：“予向名藏书所曰百宋一廛，其时海昌吴槎客闻之，即自题其居曰千元十驾，盖吴亦藏书者，谓千部之元板遂及百部之宋板，如驽马十驾耳。潜研老人《十驾斋养新录》，即此十驾之义。”[23]足见清人藏书“佞宋嗜古”的怪癖。叶德辉亦论曰：清人之藏书，“佞宋之癖，入于膏肓，其为不情之举，殆有不可理论者矣。”[24] 管氏藏书之初，亦十分钟情于宋元旧本，海昌许槤曰：“吾邑收藏之家，首推蒋氏叔姪来青阁与别下斋为最富。管氏花近楼，亦多宋元旧椠。”[25]然自晚清以降，其乡屡经战乱，故家典籍散佚良多，管氏痛惜之余，肩负起保存文化的历史使命，不自夸其卷帙非百即万，不自弃残编断简之书，无所谓藏书之多寡，无所谓是否宋元旧椠，所藏之书多以经世为主旨，以文献存文化，以文化济乱世，这种藏书风气的转变，反映了晚清藏书家在社会动荡与时代变迁的双重影响下，其藏书思想逐渐由“佞宋嗜古”到“以书经世”的转变。而这种藏书观念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晚清以来公共藏书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其社会意义十分重要。 二、从“流于鉴赏”到“藏而为学” 以藏书为治学所用，是我国古代藏书的优良传统。但自清中叶以来，随着清廷对崇文尊儒的提倡，许多士大夫往往为附庸风雅而藏书，致使社会上的藏书风气渐趋浮躁，清人王植曰：“国家崇儒而爱文，既轶前代，而上之至纯皇帝，复出秘书以畀东南，凡三阁而江南得其二，于是江南之人，无不知书之可贵。凡巨族世宦家，无数万卷书，则无足取重，而书之聚于江南，几尽矣！”[26]从中可反映出清人重“赏”而轻“读”的藏书风气。清代许多藏书大家，虽富藏书，但因其不知雠校，藏书也往往流于鉴赏。如钱曾在其藏书目录《读书敏求记》中，所收之书皆号称家藏之最佳版本，然其对藏书之认识，“大抵详于空言而略于实际，间有考证，亦颇乖舛”[27]，故《四库全书总目》论之曰：“但以版本而论，亦可谓赏鉴家矣。”[28]洪亮吉在《北江诗话》中，对“第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的藏书家，亦讥之为“赏鉴家”。[29]然而随着晚清社会对学术“经世致用”的重新提倡，反映在藏书领域，一些学者逐渐认识到只为鉴赏而藏书的弊端，管庭芬即是其中的代表。 管氏自幼嗜学，生平手钞、手校之书百余种，“博极群书，犹得见冯柳东、张叔未、钱警石诸先生，渊源有自。”[30]可见，其有着深厚的读书素养，亦深知藏书不读之弊。因此他在提倡“以书经世”风气的同时，又能继承“藏而为学”的传统，从《花近楼丛书序跋记》中可见，管氏“藏而为学”的思想有以下三个表现： 一是收有补史之缺的图书。如所收许旭的《闽幕纪略》，记耿精忠与福建总督范承谟之事。时值三藩之乱，耿精忠曾邀范承谟议事，承谟至，耿精忠露刃相胁，承谟大义凛然，未尝屈服，后为耿精忠所杀。范氏殉闽大节，已详史书，然“至与耿逆为姻娅至戚及凶隙始末，惟此书独备”[31]，其可补史事之阙。而彭孙贻的《客舍偶闻》成书于康熙七年，所记时事，“足为国史之外编，朔方之逸乘”[32]。谢国桢先生亦言：管氏“书中所辑各本，如钱仪吉《补晋兵志》、佚名撰《明边镇题名考》、曹惪《西域琐记》等书，均有关史乘掌故之书也。”[33] 二是收有考证性的图书。如南宋施宿曾有《苏诗注》一卷，但该书为邵子湘所臆改。特别是其书后所附《补遗》二卷，多误收东坡同时诸公之作。管氏收有查慎行的《苏诗辨证》一书，查氏“自入塾即好东坡之诗，故毕身精诣在补注”[34]，其《苏诗辨证》便是对施氏《注》及《补遗》的辨疑摘误，《浙江采集遗书总录》赞曰：“苏轼《诗集》旧有王十朋、施宿二家注，而施称善。海宁查慎行以其尚有讹漏，更博采而补注之，并取诸家倡酬之作悉附焉，读《苏诗》者无剩义矣！”[35]查氏书中还纠正了宋人王宗稷所撰《东坡年谱》中的某些舛误，《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传记类存目《东坡年谱》条曰：“迨国朝查慎行补注《苏诗》，于此谱多所驳正，皆中其失。”[36]可见查氏在《苏诗辨证》中对苏轼其人其诗做了必要的考证，有利于相关的学术研究。 三是收录了有助于文献整理方面的图书。如管氏所收曹德馨所著《西域琐记》一书。管氏曰：“志西域者，汪仰亭《西陲总统事略》为最详，长白椿园氏《西域见闻录》为简要。然与中原远隔，传闻异辞，且译语难解，互异处实未能校定焉。曹村居士所纂此卷，从武林青云街冷摊收得，即其手稿，字画草率，体认半日方可謄写，虽寥寥数页，谈西事者亦观止矣。”[37]由此，曹德馨稿本《西域琐记》一书，在校勘西域史籍方面有其重要作用。 有了可以辅助治学的藏书，但没有选择好的版本，亦不可谓善学者。张之洞云：“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38]张舜徽先生亦曰：“古书流传日久，讹舛滋多，或误夺一字而事实全乖，或偶衍一文而意义尽失，苟非善读书者，据他书订正之，则无以复古人之旧，此校勘之役所以不可缓也。”[39]可见选择精校精勘本在读书治学中价值甚大。 有鉴于此，管氏不仅藏书，更能进而广择善本，为其藏书精心雠校，以期为治学所用。这在其《花近楼丛书序跋记》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孙庆增的《藏书纪要》一书，系统地介绍了古人在鉴定、购求、收藏、保管图书方面的经验，在文献学研究方面价值甚大。该书清嘉庆十六年吴县黄丕烈士礼居曾有刻本问世。而民国三年，上海扫叶山房又以士礼居本为底本，影印刊行，可见黄氏刊本流传较广。然黄氏刊印此书时，所选择的底本不精，据黄氏自云：“余因是书所纪藏书之要，皆先我而言之者，遂付梓以行。适晤钱唐何梦华，云是书本附于《文瑞楼书目》后，今《书目》已刊行，而此犹缺焉，其刻之宜急也。”[40]据此，黄氏以孙氏《藏书纪要》为其心得之作，急于付梓，却忽略了其版本优劣。管氏则依据旧钞本，对其刊版谬误之处，一一纠正，重新录得，为学者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对于有些图书，尽管已经名家的校勘，但管氏还精益求精。如彭元瑞的《读书跋尾》，管氏云：“钱深庐学师至硖川，携《知圣道斋全集》见，假其中《读书跋尾》一卷，颇简洁精确，鲍渌饮先生曾有钞校本藏别下斋，因出重勘一过，录存之。”[41]鲍廷博，字以文，号渌饮，生平富于藏书，“有持书来问者，凡某书美恶所在，意恉所存，见于某代某家目录，经几家收藏，几次钞刻，真伪若何，校误若何，无不矢口而出，按之历历不爽。”[42]清人顾广圻亦云：鲍氏“收储特富，鉴裁甚精，壮岁多获两浙故藏书家旧物，偶闻他处有奇文秘册，或不能得，则勤勤假钞厥副，数十年无懈倦。”[43]足见鲍氏学识渊博，尤精于书籍校勘。管氏又在鲍氏校勘基础上，对《读书跋尾》“重勘一过”，更为珍贵。 自清廷以科举取士以来，士人惟举业是重，尚条科而略读书，清儒阮元曰：“自制义兴而天下读书之人遂少，凡登金门、上玉堂者，往往并《文选》不能读，于他书何有？而古书遂日即于沦亡。”[44]管氏亦自云：“近世为显耀门楣之计，仅在制举一途，此外虽在承平，经生视之皆为可弃之物，且寒不得为衣，饥不得为食，枵腹写书，任人姗笑。”[45]管氏自觉摒弃了藏书“流于鉴赏”的习俗，能“藏而为学”，尤重精校精勘，以期有便于读书治学。管氏的这种藏书思想使藏书重新回归学术本身，为弘扬读书风气，树立崇实的学术风尚奠定了基础和保证。 三、管氏藏书思想指瑕 管氏的藏书思想因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还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之处。综观《花近楼丛书序跋记》之收书，其在对藏书的编辑与整理方面，有以下几点有待完善。 其一，藏书尚未尽能精择。虽然管氏十分注重选择藏书，但是因一些客观因素的制约，使得其不得不“以书寄人”。如收录了《宝仁堂鹿革曩》一书，据管氏曰：“《鹿革囊》一册，不分卷，余友沈连溆茂才志和藏书也。客秋曾假阅之，其中皆载狐鬼怪诞之言，因摘录数条以资谈柄。原书即函寄还，莲丈居鸳鸯湖上，佞佛之外，无他好，今所居已烬于寇火，身亦流离道死，家人星散，遗书莫可再问矣。姑存此寥寥者，实以深亡友遭际之悲，非乐《齐谐》之语而传之也。”[46]虽然其书之内容近乎小说野闻，但沈氏除此书而外，没有遗作流传，管氏收录此书，实乃因其书而怀其人，不得不如此而已。但如果说收录的《宝仁堂鹿革曩》一书，尚可以用“以书寄人”为托辞，那么其收录的《续谐铎》、《烧香曲》诸书，则纯属玩乐之书。《续谐铎》的著者为沈桐威，沈氏少年时不循礼法，客居京师时，白天总愿意穿奇装异服，晚上则“烂醉于娈童妖妓之家”，其为人不足道，“所作《谐铎》惟学刘四骂人，了无可取。”[47]而《烧香曲》一书，也多俚俗，“姑录此卷，追想承平之乐事”[48]。这些藏书虽然不多，但管氏一并收录，似再应精择。 其二，对其藏书缺乏严谨考证。从《花近楼丛书序跋记》中管氏的诸多题识来看，其对藏书的考证不免有些疏略。如所收薛凤翔《亳州牡丹说》一书，管氏曰：“此为明季亳州薛梧冈所作，其说八条，皆详其种艺分栽之法，考《四库》著录有无名氏《亳州牡丹志》一卷，岂即是书欤？”[49]今考《四库全书总目》子部谱录类存目《亳州牡丹志》条曰：“不著撰人名氏，《千顷堂书目》列朱统鑙《牡丹志》后，疑亦统鑙作也。亳之牡丹始薛蕙，亳之《牡丹志》始薛凤翔。此本与凤翔书不同，而简略殊甚。”[50]管氏未加详考，误二书为一书。再如蒲松龄《聊斋志异拾遗》一书，管氏曰：“此卷与前书不类，疑赝鼎也。”[51]今考胡定生云：“《聊斋志异拾遗》一卷，都四十二则，乃荣小圃通守，随尊圃筠圃先生任淄川时，得自蒲氏裔孙者。”[52]则是编乃道光年间荣誉得于蒲氏后人，管氏疑其伪作，有待商榷。又如海昌陈莱孝（谁园）所著《春秋经文三传异同考》一书，管氏曰：“论《春秋》三传异同，古来不乏专书，至论三传《春秋》经文之异同，惟此卷所独。”[53]但实际上，论三传《春秋》经文之异同，陆德明在《经典释文》中已有所发，清儒毛奇龄在《春秋毛氏传》、《春秋简书刊误》两书中，亦对《春秋》三传经文之异同有所比较。考《四库全书总目》评毛氏《春秋简书刊误》曰：“是书刊正三传经文之误，其以‘简书’为名者，盖仍执其‘传据策书，经据简书’之说也。大旨以《左传》为主，而附载《公》、《谷》之异文，辨证其谬。”[54]又考周中孚《郑堂读书记》曰：“先是，西河著《春秋传》，以胡氏所载为圣经原本，而标《三传》诸家同异于其下，后觉其未覈，复取《三传》圣经之各异者，以简书为主，而各注所误而明标之，名曰《简书刊误》。称简书者，西河之说谓传据策书而作，经据简书而作也。”[55]据此，管氏似未知陆德明、毛奇龄有书在先。 其三，对其藏书的归类有待完善。郑樵曰：“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也，患处多之无术耳。”[56]可见，对藏书的分类，当设以必要的类目统领，使之条理分明。管氏《花近楼丛书序跋记》不以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对其藏书加以分类，而是随意著录，较为混杂。其中有“以书类人”者。“以书类人”即将同一作者之书，无论其性质是否相同，都系于其名之下。如查恂叔《画梅题跋》一卷，当入子部艺术类，其《词话》一卷，则当入集部词曲类，两书本当分别著录，然管氏以两书皆类查氏名下，连属著录，编次失当。再有，原本同一部类下的图书，前后又相杂其他部类之书，缺乏条理性。如钱谦益《黄山游记》一卷、吴骞《可怀录》一卷，皆为史部地理类书，两书中间又杂有洪若臯《释奠考》，徐武令《二十一史徵》、管世铭《读书偶得》三书，洪书当入史部仪注类，徐书当入史抄，管书当入子部杂家类。管氏如此混杂归类，既不利于书目检索，又不能体现“类目既分，学术自明”[57]的图书分类宗旨。 管氏藏书之所以会有如上弊端，与其编书时所面临的客观环境和主观意识有关。其自云：“数年来，流离奔竄，艰苦备尝，遍地干戈，安居无所。……余枯守衡门，日惟藉不律以自遣。偶见故家散佚，輙假之以归，设有可存，则录藏箧。”[58]战乱期间，其居无定所，再加之藏书受燬，客观上文献不足，自然无法详尽考证。而主观上对于这些战后劫余之书，管氏痛惜万分，遗籍尚未尽补，就更不忍再有所遗弃了。 综上所述，管氏之藏书兼顾了图书的社会意义和学术意义，在清人浮躁的藏书风气中，独树一帜。一方面，管氏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趋势，以文献存文化，以文化济乱世，体现了其藏书的“经世”思想，从而折射出了晚清以降，一些藏书家藏书思想由“佞宋嗜古”逐渐到“以书经世”的转变。另一方面，他又继承了古代藏书的优良传统，所收之书以有助于读书治学为原则，并能对其藏书精校精勘，以期“藏而为学”。其“经世”需要“治学”来深化，而“治学”又必以“经世”为旨归，可见两者是相融贯通的关系。管氏的这种藏书思想在清代藏书史、清代文献学史中的地位与价值不容忽视。尤其是从中折射出管氏藏书思想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清士人在社会转型时期对自身的重新定位、对学术的重新思考。因此，其对于晚清学术史、晚清思想史的研究也不无裨益。 [①]章钰：《读书敏求记校证·补辑类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页。 [②]江铭忠：《清代画史补录》卷3，载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第79册，台北：明文书局印行1985年，第175页。 [③]范彭寿：《天一阁见存书目·跋》，清光绪十五年无锡薛氏刻本。 [④]张瑛：《知退斋稿》卷3，清光绪二十八年刻本。 [⑤]汪曾唯：《振绮堂书目·后序》，民国十六年东方学会铅印本。 [⑥]邓实：《禁毁书目合刻·跋》，光绪三十三年上海国学保存会铅印本 [⑦]管庭芬：《花近楼丛书序跋记·自序》，清宣统三年上海国学扶轮社铅印本。。 [⑧]管庭芬：《花近楼丛书序跋记》上卷，15页。 [⑨]管庭芬：《花近楼丛书序跋记》下卷，3页。 [⑩]管庭芬：《花近楼丛书序跋记》上卷，2页。 [11]管庭芬：《花近楼丛书序跋记》上卷，2页。 [12]李濬之：《清画家诗史》甲下，载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75册，第295页。 [13]张维屏：《国朝诗人徵略初编》卷5，载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21册，第263页。 [14]管庭芬：《花近楼丛书序跋记》上卷，9页。 [15]管庭芬：《花近楼丛书序跋记·自序》 [16]管庭芬：《花近楼丛书序跋记》上卷，7页。 [17]管庭芬：《花近楼丛书序跋记》上卷，4页。 [18]管庭芬：《花近楼丛书序跋记》上卷，7页。 [19]管庭芬：《花近楼丛书序跋记》上卷，16页。 [20]管庭芬：《花近楼丛书序跋记》下卷，4页。 [21]管庭芬：《花近楼丛书序跋记》上卷，2页。 [22]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辞》，清抄本。 [23]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卷6子类三《席上辅谈》条，载《清人书目题跋丛刊》六，第140页。案：另据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5“吴骞”条，其认为吴氏“千元十驾”之“驾”当作“架”。 [24]叶德辉：《书林清话》卷10“近人藏书侈宋刻之陋”条，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第243页。 [25]许槤：《许氏古韵阁书目·序》，清许氏古韵阁抄本。 [26]王植：《问源楼书目初编·问源楼记》，清抄本。 [27]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史部目录类《读书敏求记》条，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491页。 [28]纪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史部目录类存目《读书敏求记》条，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第1154页。 [29]洪亮吉：《北江诗话》卷3，清光绪三年授经堂刻《洪北江全集》本。 [30]孙诒让：《清绮斋藏书目·跋》，清道光二十三年抄本。 [31]管庭芬：《花近楼丛书序跋记》上卷，2页。 [32]管庭芬：《花近楼丛书序跋记》上卷，17页。 [33]吴格、睢骏整理，谢国桢撰：《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丛书部》，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309页。 [34]管庭芬：《花近楼丛书序跋记》下卷，5页。 [35]沈初等撰《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壬集，见《海王邨古籍书目题跋丛刊》第2册，北京：中国书店2000年，第306页。 [36]纪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第829页。 [37]管庭芬：《花近楼丛书序跋记》上卷，6页。 [38]张之洞：《书目答问·略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39]张舜徽：《广校雠略》卷4《书籍必须校勘论二篇》，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3页。 [40]黄丕烈：《黄丕烈书目题跋》，载《清人书目题跋丛刊》6，第266页。 [41]管庭芬：《花近楼丛书序跋记》上卷，4页。 [42]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72《文苑传》3，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930页。 [43]顾广圻：《思适斋集》卷12《知不足斋丛书序》，载《清人书目题跋丛刊》6，第537页。 [44]阮元：《五桂楼书目·序》，清光绪二十一年刻本。 [45]管庭芬：《花近楼丛书序跋记》下卷《补遗序》，1页。 [46]管庭芬：《花近楼丛书序跋记》上卷，12页。 [47]管庭芬：《花近楼丛书序跋记》上卷，7页。 [48]管庭芬：《花近楼丛书序跋记》下卷，3页。 [49]管庭芬：《花近楼丛书序跋记》上卷，6页。 [50]纪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第1557页。 [51]管庭芬：《花近楼丛书序跋记》上卷，7页。 [52]胡定生：《聊斋志异拾遗序》，《得月簃丛书》本。 [53]管庭芬：《花近楼丛书序跋记》上卷，5页。 [54]纪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经部春秋类，第373页。 [55]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11，经部春秋类《春秋简书刊误》条，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87页。 [56]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校雠略》“编次必谨类例论”，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822页。 [57]郑樵撰，王树民校：《通志二十略·校雠略》“编次必谨类例论”，第1806页。 [58]管庭芬：《花近楼丛书序跋记》下卷《补遗序》，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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