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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唐五代辽宋夏金元时期是民族重新组合的又一时期。 隋唐正是在民族重新组合的基础上建立了兴盛的皇朝。它们的朝廷上有来自少数民族的臣僚，它们的后宫坐着出身少数民族的皇后。 五代时，在五个小朝廷中，就有三个是突厥族的沙陀人所建立的。 北宋的北境，契丹占有燕云诸州，西北境有西夏。北宋号称统一，实际上并没有统一起来。 在北宋时，契丹继续强大起来，女真也强大起来，蒙古更强大起来。 在蒙古族占统治地位的年代，不同民族的人们，因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宗教上和婚姻上的原因，不断有大大小小的组合。在葱岭以西的许多民族的成员，也有不少人进入中国，日子久了，变成中国人。 居住在黄河中下游流域的居民被称为“契丹”，实际上是包含了大量的汉人，其次是女真人和原来的契丹人，还有别的少数民族，如匈奴人、突厥人、氐人、羯人等。 长江以南的人是称为“汉人”，实际上也包含更多民族的人。“契丹”和“汉人”的名称，在当时主要表明政治上的不同身份，但也可见若干不同民族间的区别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趋向淡薄了。据记载，在蒙古人、回回人的家庭中，有时包含几个不同的民族成份。 契丹族建立辽，女真族建立金，元脱脱等为撰《辽史》、《金史》。 党项族，为羌族之一支，建立了西夏。元脱脱等修《宋史》，有夏国传上、下卷，主要记政治大事、夏宋关系，最后记夏之军制。 《辽史》以西夏跟高丽合为一卷，称《二国外纪》，主要记夏的风土习俗和辽夏关系。《金史》有关西夏记述有一卷，主要记夏金关系。三书所记互有详略，可能是在撰述时有所规划。 契丹人、女真人都有民族文字流传下来，但还没有出现史书。蒙古族建立了蒙古汗国，建立了四大汗国。明宋濂等修撰《元史》，这书在纪传体史书中是一部颇为芜杂的史书，但保留了相当数量的原始材料。蒙古人有自己写的史书，如《蒙古秘史》，还有波斯人写的蒙古历史，如《史集》、《世界征服者传》等，都是有名的撰述。 蒙古人当时在政治上是 一等人，但蒙古人也有被卖给回人、汉人为奴的。 但是民族可以互相转换的，安西王阿难答部下的蒙古人和唐兀人，因阿难答信奉伊斯兰教，这些人大量地成为穆斯林，后来可能都成为回族人了。 元代是民族重新组合的大时代，其深度和广度过隋唐。在一定范围内，元代的民族重新组合还包含有世界性的因素。中国历史上的民族组合，到了元代，可以说是基本上稳定下来了，其后虽有满族的入关，变动并不太大。 在这一次民族重新组合中，汉族在经济上文化上的力量继续占有优势，不断地对其他各族人民施加影响。 唐人樊绰著《蛮书》，为关于西南民族的重要撰述。南方民族，旧史混称为“蛮”，实际上包含了许多民族。 《宋史》有“蛮夷”四卷，大致包括今湖北、湖南、四川、贵州、广西相毗连的苗、瑶、羌、壮、土家等民族地区。这是关于当时南方民族比较详细的记载。 后来清人修《明史》，有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土司，共十卷，对于南方民族，包含西南民族在内，就有比较系统的记述了。 关于这个时期的民族史，资料是相当多的，但真正说得上是民族历史撰述的并不多，系统地记述民族重新组合的书简直就没有了。 至于记述民族重新组合中某一过程或某一过程的片断记载是不少的。这个时期的民族史撰述的表述，还是以按地区记述作为主要形式之一，或记一个地区的一些民族，或记述一个地区的主要民族而兼及其他民族。这还是《史记》以来的传统。 其次，是以记少数民族政权为主，再及其他有关的史事，如《辽史》、《金史》等。 再次，是以时间为主的编年体，如《资治通鉴》记少数民族史事。这种体裁的好处是可以按着时间的展看出同一时期不同民族的情况；缺点是这种流水账式的纪事方式，难于使人得到要领。 再其次，是以事为主的纪事本末体，如《资治通鉴纪事本末》记民族史事。 这个时期的民族史撰述的表述形式比起前代，要丰富一些。这个历史时期民族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对于一些人来说，也可以开阔其在民族问题上的视野。 唐太宗在民族问题上态度是开明的。他曾说：“夷狄亦人耳，..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又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依朕如父母。” 太宗以后的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和杜佑，在民族问题上都是很有见识的。 刘知几在所著《史通·称谓》中，在论到晋人对十六国的态度时说：“续以金行版荡、戎羯称制，各有国家，实同王者。晋世臣子，党附君亲，嫉彼乱华，比诸群盗。此皆苟徇私忿，忘夫至公，自非坦怀爱憎，无以定其得失。”这是刘知几从历史家应有的忠于史实的立场来立论的，在当时这是进步的思想。 在刘知几以前，唐初所修《隋书·经籍志》说：“自晋永嘉之乱，皇纲 失驭，九州君长据有中原者甚众。或推奉正朝，或假名窃号。然其君臣忠义之节，经国字民之务，盖亦勤矣。”《隋书·经籍志》虽有对十六国的某些国家“假名窃号”的批评，但承认他们有“君臣忠义之节”和“经国字民之务”，这是以相当公平的态度待人，跟刘知几对待戎羯的态度不尽相同而大致接近。 杜佑在《通典·边防总序》中认为，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差距是由于自然环境的不同而造成的。有些鄙风弊俗，汉人和少数民族原来都有。后来汉人把它们丢掉了，而少数民族却没有能加以变革，因而民族间的差距就出现了。把杜佑的这个观点用现在的话提高了说，这种民族间的差距是由于所处社会展阶段之不同。当然杜佑的看法是很朴素的，而在当时却很难得。 刘知几的看法，是关于历史家治史的态度问题。杜佑的看法，是直接关系到社会历史的本身。 宋元之际，胡三省以毕生精力注《资治通鉴》，往往因解说史事，流露出他的民族情绪，《通鉴》卷一百六十四：“梁武帝天监六年，韦叡救锺离，大败魏军于邵阳洲。”胡三省注：“此确斗也。两军营垒相逼，旦暮接战，勇而无刚者，不能支久。韦叡于此，是难能也。比年襄阳之守，使诸将连营而前，如韦叡之略，城犹可全，不至误国矣。呜呼痛哉！”胡三省的这些注，实质上表述了他对当时民族屈辱的沉痛感情。这种感情是正当的，与一般的狭隘民族情感是不同的。 在民族观点方面，自明初以来数百年间，以民族歧视为特点的大民族主义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中包含大汉族主义和少数民族的大民族主义。 喜欢此文，请多多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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