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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是何怀宏先生为拉塞尔·柯克《保守主义思想：从伯克到艾略特》（张大军 译）一书所做的导言，全文约18000字，为便于阅读，公号分三个版面发布。此为第二部分。 ………………………… 柯克对功利主义的批评延伸到密尔。他认为密尔正从极端的个人主义转向集体主义，却没有意识到其中的矛盾之处。密尔确实对政治激进主义感到忧虑。但他的极端世俗主义热衷于将敬虔赶出社会生活，以“人的宗教”取而代之。而斯蒂芬、梅因和莱基明白，突然被夺去了敬虔与惯常习俗的人们无法认清未来；密尔以及孔德的门徒们决心将敬畏从这个世界中铲除出去；不过，没有了敬畏之后，人类会失去对美德的所有背书以及奋斗的所有动因。 斯蒂芬的《自由、平等、博爱》是直接批判密尔的，虽然它的影响力远不如密尔的《论自由》。斯蒂芬的主要观点是：自由是个否定词；平等是某种等而下之的东西，只是一个关系词；而博爱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情感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也永远不可能存在。他宣称博爱往往会否定亲爱，所谓爱面目模糊的大众通常恰恰是自我极度膨胀的表现。斯蒂芬还分析了论辩与强力之间的关系，指出强制的某种必要性。他不相信密尔所说的：如果人从约束中解放出来并享有了平等，他们就会变得智慧，并像兄弟那样一起生活。他要我们估算一下自私、纵欲、轻浮、懒惰、极端平庸和全神贯注于最细小的日常琐碎事之人在男男女女中所占的比例，再想想自由论辩中之最自由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进他们。实际上，一定的持续的强制或限制才是我们秩序与文化的主要保障。他警告不要盲目追求进步，许多人所说的“进步”就好像是愈益增多的娇气，是生活的软质化。 梅因所理解的社会进步是他的名言：“从身份到契约”。进步在梅因那里主要是指促成高水平的思想成就以及法律之下的自由，其成就的标志是各民族从身份到契约的演变趋势，而且其主要的手段是私人财产和契约自由。私有财产和契约让多种多样的个性、财富、闲暇以及维系文明的创造活力成为可能，没有哪个人在肆意攻击私人财产权的同时还能宣称他看重文明的价值。柯克还进一步指出了这后面隐藏的原则；从身份到契约的进步是贵族性思想的成果；从契约到身份的退步将是自以为是的民主体制的结果。无止境地推进平等，将可能使社会重返身份政治，或者如我们今天所说的“部落政治”。 柯克认为，莱基的《民主与自由》是19世纪出版的最为全面的保守主义政治手册。但他的理性宗教已几乎将传统基督教的一切统统铲除，剩下的只有直觉型道德观念、对基督样式的模仿以及金规。不过，莱基认为基督教的核心要素依然富有生机：他也认识到教育的政治价值被高估了：“已经学会阅读之人中有很大比例从未读过党派报纸之外的任何东西。” 柯克继续谈到文学家吉辛，这也是他青年时期最喜欢阅读的一个文学家。他认为，曾经是一位政治和道德激进分子、实证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吉辛，因为自身长期体验下层的贫苦，从而对现代无产者和人性的阴暗面有了深刻的认识，正是这种认识让他转变成一名保守主义者。吉辛后来认识到他以前为苦难中的大众所发的那种热心不过是一种伪装，实际上是为了自己匮乏但渴望得到的东西，把自己的追求当作了他们的追求，为自由平等大声疾呼往往是因为自己成了无法满足的欲望的奴隶。他的一本散文集《亨利·雷克罗夫特的私人文件》（即中译本《四季随笔》）宣告了作者热爱英格兰所有历史悠久的东西，以及财富和产权对于文明生活的意义。 19世纪之交的马洛克在柯克的英国保守主义思想谱系中占有特别的一个地位，因为他补充了保守主义的一个缺憾，即用数据来说明他的观点。他声言激进主义者正捏造或扭曲统计数字以达到其目的，他关心的问题是：文明以及穷人会在平等全面实现时获益吗？他认为，所有形式的进步其实都是人们追求不平等（或者说差别、出众、优秀、卓越）的结果。如果取消了不平等的可能，一个民族只能一直处在勉强维持生计的惨淡凄凉的水平上。彻底和全面的平等不利于任何人。它阻挠打击才智之士；也让穷人陷入更为可悲的贫困状态。创造财富的最重要的要素不是体力劳动，而是才干，或者说是管理和指挥劳动的能力，即发明创造，设计方法，提供想象，确定方向，组织生产等方面的能力。他指出，在1894年13亿英镑的国民收入中，至少有8亿英镑是才干的成果。1880年，英国仅劳工阶层的收入就等于所有阶层在1850年获得的收入。如果废弃基于才干的、受到传统道德与政治体系约束的真正的领导力，那么，劳工阶层在经历过一个恐怖间歇后，一定会不得不屈从于新的主子，而这些新主子的统治将比旧主子远为严厉、武断和残暴。 三 柯克将约翰·亚当斯、而非许多美国人所认为的将汉密尔顿看作是美国保守主义的奠基人，他甚至认为，美国保守主义的一半左右的历史都和亚当斯家族有关。柯克之所以如此认为，或许是觉得汉密尔顿还是过于重视商业，过于重视联邦政府，而不够体察地方和乡村，对祖先和出生地这些乡土性的东西没有依恋，精神信仰也表现得不明显。汉密尔顿的政治原则很简单：他不信任民众和地方的冲动，认为摆脱追求平等之思想的影响的解脱办法是建立强有力的全国性机构。但是，一个集权化的国家也可能是一个热衷追求平等和新花样的国家。 不过柯克也承认联邦党人是独立的美国的第一个保守主义派别，受到两种激进主义的威胁：其中一个威胁源自法国；另一个威胁部分发端于本土，部分发端于英国，那就是追求平等的农业共和主义，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杰斐逊，但杰斐逊的理论总是比他的实际作为更加激进，而且他的理念远不像法国的平等自由理念那么极端。 约翰·亚当斯在伯克开始猛烈抨击激进主义的三年前就写了一本书：《为美国政府宪制辩护》。伯克谈论的是成见、习俗和自然权利，而亚当斯则抨击可完善性的教条和单一制国家的理论。约翰·亚当斯评论道：“所有人都生而具有平等的权利，这一点是清楚无误的。”然而，教导说人人都生而具有同样的力量与才能，拥有同样的社会影响力，并在整个一生中享有同样的财产与好处，那就是彻头彻尾的欺骗了。人们确实享有源自上帝的道德上的平等；而且他们享有司法上的平等，但是，所有的公民都能有同样的年龄、性别、体重、力气、身材、活动力、勇气、耐性、勤奋程度、耐心、创造性、财富、知识、名声、才智、脾气、恒心和智慧吗？按照亚当斯的定义，“贵族”是指可以调动两张以上选票的任何人。每个国家、群体、城市和乡村都有一个基于美德和才干的自然贵族阶层。不管他获得除他自己之外的另外的选票时凭借的是其出身、财富、形貌、知识、学问、技巧、智谋，还是他善结人缘的性格乃至对锦衣玉食的偏好。要求实现平等的立法努力也还是会强化贵族制。当然，亚当斯这里所说的“贵族”其实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宽泛的“精英”，包括中性的甚至恶劣的“精英”，是影响力比一般人大的人。亚当斯没有为贵族制辩护：他只是指出，它是自然现象，不应从理性上加以否定。与自然中的大多数东西一样，贵族制有其优点和缺陷。贵族阶层一直都傲慢无礼且以勒索为能事；不过另一方面，如果贵族阶层没有在历史上的某些时刻挺身而出，反对君王或暴民，“像土耳其那样骇人听闻的暴政就已经成为欧洲所有国家的下场”。 柯克指出，约翰·亚当斯像卢梭一样是一位道德主义者，尽管他遵循着一种不同的路径。亚当斯使用“自由”一词的频率较低，因为他下意识地确信，人类的软弱会让自由与放纵混为一谈。他更偏爱美德的观念，而非自由的观念。人对自由的热爱因经验、反思、教化和公民与政治建制——这些都是由少数人最先发起并持续维系和改进的——而文明起来。在所有的时代，如果要做出选择的话，大量民众都更热衷于安逸、沉睡和吃喝玩乐而非自由。设计出精妙简单的蓝图的博爱主义理论家们很容易转而拥抱独裁体制的简便单纯。他们开始时提倡放纵的个人主义，其中的每个人都不再受古老传统的约束，仅仅以自己的道德资源支撑自己；而当这种状态一定会变得不可忍受时，他们就会纳入一种严酷的、不宽容的集体主义机制。 对南方保守主义的注意是柯克这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柯克出版的第一本书《罗诺克的约翰·伦道夫》（John Randolph of Roanoke），那还在《保守主义思想》之前，就是写南方一个政治家的。柯克指出，伦道夫渐渐成为伯克的美国追随者，指出积极频繁的立法的危险；而另外一位南方的政治家卡尔霍恩则坚定不移地反对“进步”、集中化和抽象的人道主义。他们之所以变成保守主义者，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世界大潮趋向的不是他们所钟爱的那种宁静、分权化的乡村生活，而是集权的工业化新秩序。南方人成了最为坚定的地方自由和州权利的鼓吹者。两位代言人都为了支持南方而牺牲掉光明的前途：伦道夫放弃了国会的领导权，卡尔霍恩则失去了担任总统一职的希望。 卡尔霍恩从政之初是杰斐逊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扩张主义者，后来却转变为国家集权和全能民主的坚定反对者，他反对乐观主义、平等主义、世界向善论和杰斐逊式的民主。在他失败之后余下的十八年生命中，痛苦地寻索着某种调和多数人主张与少数人权利的符合法治的手段，推导出一种“共识性多数”的理论。这实际是一种利益和权力平衡的思想。卡尔霍恩的观点类似于迪斯雷利的看法，即选票不仅要计算数量，而且要考虑其分量。 老亚当斯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也担任过一届总统，柯克认为他是保守主义观念的一位富有才华的代表人物。但是，他是一位不讨大众喜欢的政治家，1828年败给了杰克逊。柯克对新英格兰以爱默生等为代表的超验主义者似乎不抱好感，主要是认为他们相信无限的进步、人类的可完善性以及为求新而变革等观念。但他对霍桑情有独钟，认为霍桑是依恋传统，对变化疑虑重重的。霍桑没有将过去偶像化；他知道过去常常是黑暗残忍的；不过，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对过去的理解应当对任何社会改革设想都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只有通过认真地考察过去，社会才能发现人性的局限。尤其是霍桑几乎将所有的关注都集中到罪上，集中到罪的现实存在、性质及其后果上。霍桑在他的《老派托利党人》一文中写道：“革命，或打破社会秩序的任何东西，可能会为个人展示其不同寻常的美德提供机会；但是其对一般的伦理道德的影响则是有害的。大部分人的本性特点是，他们只能在某个确定的常规状态下才体现出美德。”霍桑明确表示，只有在除此之外的另一个世界上才能找得到完美。 柯克认为，富有教养、多才多艺的洛威尔也很适合代表保守主义在他那个时代所受到的挫折：对民主的怀疑，对工业主义的怀疑，对美国人之未来的怀疑。洛威尔厌烦新花样和对别出心裁、思想创新的痴迷，他说：“我们将钥匙拿到了手里，可是总有这么一扇门，不打开它是最为明智的事。” 对老亚当斯家族的第四代传人、亨利·亚当斯与布鲁克斯·亚当斯这一对忧郁失落的亲兄弟，柯克认为他们虽然是美国社会培养出来的最有教养之人，甚至代表美国文明的顶峰，但他们身上的保守主义本能已然放弃了支配社会的希望，他们已经失去了政治上的雄心或者说机会，而只希望能够理解社会及其演变趋势。亚当斯家族的理念被亨利·亚当斯提升到20世纪哲学思想的顶峰，而布鲁克斯·亚当斯的著述从政治的角度对它们进行了扼要的阐述。他们开始探究那些促使所有文明迅速走向灾难的力量法则。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一书颇为跳跃难懂，甚至破碎，那后面也是一颗破碎的心。亨利·亚当斯在私信中写道：低俗的一定会驱逐高贵的；而且长期来看，文明本身正是因为过于高贵而无法存续。仅仅从华盛顿总统到格兰特总统的演化过程，就足以颠覆达尔文的学说。正如能量的耗竭是势不可挡的普遍自然现象一样，社会能量也一定会耗尽，而且现在正在衰竭。人类的进化已经越过了最高点，而我们现在正以可怕的速度远离我们光辉灿烂的岁月。观察现代，亨利·亚当斯认为开始于1600年的机械阶段大约于1870年到达其最辉煌的顶点，随后便迅速转入电气阶段，以后会转入以太阶段。人类会像彗星一样，突然淹没在永恒的暗夜和无边的空间之中。 布鲁克斯·亚当斯也有一些今天看来仍旧很有意思的预言。他认为文明世界的经济中心一直在向西迁移：从巴比伦到罗马、君士坦丁堡、威尼斯，再到安特卫普。晚至1760年，荷兰的经济中心还欣欣向荣，可是到1815年时，经济中心已变成伦敦；自那以后，转移的趋势一直在向着美国，亚洲势力（可能由俄罗斯主导）和美国势力之间隐约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竞赛；将来这一竞争最后决出胜负的地方在中国和朝鲜，要想在这场竞争中取胜，就必须要高强度的中央集权：变化速度最快的那个国家会战胜其邻国。尽管竞争与中央集权能带来近期的成功，但其最终带来的结果是退化。比如说，一些女性将模仿男人，作为社会黏合剂、家庭主人以及凝聚力核心的女人都不再存在。至于政治方面，他说，几乎就在华盛顿刚刚下葬之际，民主所依赖的那个平庸体系的追求平等的工作就开始了。现代人必须面对这种无远弗届的物质大行其道而灵性被彻底铲除的状况。以前世代的美国人过着一种简朴的农业生活，这种生活可能比我们的生活更为快乐，但我们无法改变我们的环境。造物主已将美国抛入世人所知的最为激烈的争斗的旋涡之中。它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经济体系的核心，而且它必须以才智和力量维系它的霸权，否则会共尝被抛弃的命运。 从亚当斯家族的这些代表的思想轨迹，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由乐观到悲观甚至绝望，由投入行动到仅仅停留在思想观念，由大胆的投入斗争、参与政治到忧伤甚至阴郁的预言的演变。而在这之后，亚当斯家族的后人中似乎就再也没有杰出的政治家甚至思想家了。亨利·亚当斯在写给他的兄弟的信中说：“刚健有趣之人正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自美国内战以来，我认为我们还没有出现一位将被人终生怀念的人物。……更有意思的是，我认为那些人不曾存在过。那些人还没有出生。如果他们曾存在过，我应当会让自己迷恋上他们，因为我急需这样的人。现实的人生结局是，我正孤独地死去，没有可能从上面跌落下去的供我攀附的枝条。当冬季到来时，我也可能是我们古老的昆西山上的一只孤独的土拨鼠。我没有留下任何追随者、学派、传统。”柯克似乎要比这乐观。他引述伯克的话说，机会、天意或个体性的强烈意志，都可能会突然改变一个民族或一种文明的整个方向。“一个普通的士兵、一个孩子、一个小酒馆门口的小女孩，都改变过命运以及几乎是本性的面貌。” 进入20世纪，长期在哈佛大学执教的文学教授白璧德对中国也产生过影响，引发过中国具有现代特色的保守主义流派，虽然这种影响远不如杜威、罗素的影响。白璧德认为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哲学问题，以及宗教问题是不可分解地联系在一起的。人有时在深渊边上时反倒会以从未有过的自信突击前进。不确定的是，欧洲文明在宗教崩解之后是否还能够延续下来。柯克认为，白璧德本人从未拥抱恩典的教义；可是像帕斯卡尔和冉森派那样，他察觉到它的具有超越性的重要意义。 柯克对也曾在哈佛任教的摩尔评价甚高。摩尔认为，一旦不同世代的人不再有灵性上的联系，先是文明，接着是人类的存在本身都一定会萎缩。如果缺少对超自然事物之现实存在的普遍信仰，人们就会忽略过去与未来。社会必须找到回归永恒性的道路，否则就会消亡。与其重视精神灵性的一端相应的是，摩尔也同样重视对物质的产权。摩尔认为，对财产的保障是一个文明共同体的首要的、最根本的职责。生命是自然之物；我们与野兽一样都拥有生命，但是财产是人类独有的标志，是文明的工具；他甚至说，“对文明人来说，财产权比生命权更为重要”。“如果财产是安全的，它就可能是某种目的的手段，而如果它是不安全的，它自己就成了目的。”换言之，产权得到保护的话，人们就可能用它追求精神文明，而如果得不到保护，就意味着财富与物质会成为人们追逐的主要目标。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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