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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胎毒理论是中医儿科学对某些疾病病因的独特认识。运用传统文献整理方法对中医儿科胎毒理论源流进行梳理，认为其在宋之前开始萌芽，此时尚处于胎病理论阶段，认识到小儿尤其是新生儿诸多疾病的病因是在胎儿时期获得的，与患儿母亲胎孕时期养护及饮食不当相关，防治上注重清热解毒；宋金元时期明确提出胎毒为诸多儿科疾病的病因，并出现了胎毒医案的记载；明清时期渐趋成熟，认为胎儿形成前或胎儿期，由于父母嗜食辛辣甘肥，或五志过极化火，或房事过度，或孕母感受寒热之邪，形成胎毒内蕴，导致小儿出生后罹患鹅口疮、重舌、木舌等口腔疾病，虫疖、流丹、湿疹、痈疖等皮肤疾病，胎黄、胎惊等新生儿疾病以及麻、痘等传染性疾病，防治方法上注重辨证祛胎毒。 胎毒理论是中医儿科学对某些疾病病因独特的认识，吴鞠通总结小儿疾病“外不过六淫，内不过饮食胎毒而已”，由此可见其重要性。然而目前胎毒理论在儿科病因学中并不受重视，本文运用传统文献整理方法，对胎毒理论的源流进行梳理，重现其起源及发展概况，以期为挖掘胎毒的现代临床应用价值提供理论依据。 1 宋代以前：胎毒理论开始萌芽 宋代以前虽无胎毒概念，但此期出现的胎病却是胎毒理论的渊源，如初生儿拭口以及甘草法、朱蜜法、牛黄法是该时代医家防治胎毒的重要方法。《素问·奇病论》言：“人生而有病癫疾者，病名曰何？安所得之？岐伯曰：病名为胎病，此得之在母腹中时，其母有所大惊，气上而不下，精气并居，故令子发为癫疾也”，指出小儿出生即患病为胎病，病因与母亲怀孕期间情志失调相关。现存最早的儿科专书《颅囟经》认为新生儿两眼赤，是孕母食炙煿热面所致。《诸病源候论·小儿杂病诸候》首论小儿养护法和诸多儿科常见病并阐述其病因、病机，扩大了胎病的范围：小儿初生患胎疸因孕母脏气热，小儿鹅口为在胎时受谷气盛，噤候是由于在胎时热入儿脏，儿躽张蹙气而啼为孕母受风冷，胎寒候因孕母将养取冷过度等。在此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小儿尤其是新生儿诸多疾病的病因是在胎儿时期获得的，称之为“胎病”，与患儿母亲胎孕时期情志失调或养护及饮食不当相关，为后世“胎毒”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预防上，强调新生儿拭口。《诸病源候论·小儿杂病诸候》论述了其原因“无令恶血得入儿口，则儿腹内调和，无有疾病；若料拭不及时，则恶血秽露儿咽入腹，令心腹否满短气，儿不能饮乳，谓之难乳”“世云小儿初生之时，洗浴儿不净，使秽露浸渍眼睑睫眦，后遇风邪，发即目赤烂生疮，喜难瘥。瘥后还发成疹，世人谓之胎赤”。认为初生儿口中所含恶血秽露可以引起小儿“难乳”“目赤生疮”。《小品方·治少小百病诸汤方》曰：“儿新生出腹，先以指断口中恶血”，由此后世诸医家均重视婴儿初生拭口。《备急千金要方·少小婴孺方》亦强调拭口的重要性：“小儿初生，先以绵裹指，拭儿口中及舌上青泥恶血……若不急拭，啼声一发，即入腹成百病矣”，指出初生儿咽下恶血为百病之源。后世部分医家认为初生儿咽下恶血为胎毒之因及拭口祛胎毒之法均源于此。除新生儿拭口，《小品方·治少小百病诸汤方》详述甘草法涌吐恶血、朱蜜法“镇精神魂魄”、牛黄法“益肝胆，除热，定惊，辟恶气”，开创清热解毒祛胎毒之法。 2 宋金元时期：胎毒理论逐渐发展 两宋金元时期儿科名医辈出，对中医儿科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该时期，诸位名家对胎毒致病甚为重视，胎毒概念正式提出，其所涉及病证更多，其中对麻痘的认识对后世影响重大，并有了相关的医案记载。 两宋时期的医学著作中出现“胎毒”一词，现代学者认为该词最早见于《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刊于1156年），然而笔者在文献梳理过程中发现《幼幼新书》（刊于1150年）已有“胎毒”一词。刘昉《幼幼新书》集北宋前儿科医学之大成，记载了众多有重要价值的儿科学文献资料。《幼幼新书·初生有重腭重龈第九》载：“张涣：婴儿初生六七日间，胎毒上攻，血气不敛。重腭、重龈、喉舌上有物、如芦箨盛水状者名垂痈。有气胀起者，急以绵缠长针，留刃处如粟米许以刺之，令儿气泻，出青黄血水。用盐汤洗拭，急用如圣散”；《初生有鹅口第十二》载：“张涣：婴儿初生七日内胎毒者，其舌上有白屑如米连舌上，下有膜如石榴子大，令儿语不发如鹅口状，名曰鹅口。保命散方。”张涣为北宋医生，辑有《小儿医方妙选》，惜已亡佚，幸在《幼幼新书》中保存下来。由引文可知张涣认为胎毒是引起重腭、重龈、鹅口的原因，并详细论述其治疗。《小儿卫生总微论方·胎中病论》除认为鹅口、垂壅、重颚“因胎毒上攻”外，还指出梗舌“乃胎毒所攻而成”，气闭为“胎毒之气郁闭所致”，褥疮“因胎毒攻发”等，丰富了胎毒相关病证。且于篇首提到“儿自生下，至一腊前后有病者，多是未生之前，在母胎妊之时，母食毒物，胎有所感，至生下之后，毒气发而为病”，认为“胎毒”致病因素的形成与“母食毒物”相关。可见胎毒为诸多新生儿疾病如重腭、重龈、鹅口、梗舌口腔疾病及褥疮等外科疾病的病因，其形成与孕母饮食相关。 在宋代以前将斑、痘、疹等出疹性疾病归为一类综合论述，认识较浮浅；宋金元时期由于麻痘广泛流行，医家对该类疾病有了详细的认识，认为该类疾病与胎毒相关。宋代尚未将麻痘严格区分，也未确立病名，仍统称斑疹、疮疹；元代有了麻疹的病名。钱乙《小儿药证直诀》专列“疮疹候”，认为“小儿在胎十月，食五脏血秽，生下则其毒当出”形成疮疹；陈文中宗于此在《小儿痘疹方论·论痘疹受病之由》言：“夫小儿在胎之时，乃母五脏之液所养成形也。其母不知禁戒，纵情浓味，好啖辛酸，或食毒物，其气传于胞胎之中，此毒发为疮疹，名曰三秽液毒”。虽未提及“胎毒”，但所言疮疹之源即为胎毒，为后代医家从胎毒认识疮疹奠定了基础。随着对疮疹疾病认识的深入，医家发现它的发生尚与感受时疫邪气相关。至元代曾世荣已将麻疹与痘区分开，《活幼心书·疮疹二十六》先总论疮疹发生的原因为“婴孩生时，啼声一出，则咽下口中秽浊，蓄之在胃，因气运变迁，主客胜复，邪气郁发，与元受秽浊激搏，而形于肌肉皮肤之外”，后分论痘疮与麻疹“豆疮之萌，始因脏受邪毒，感时气而郁发”“世言麻子者，亦疹毒也……有胎受秽液，热毒蕴蓄肺胃，因感时气而发”。内蕴胎毒，外感天行时气为麻疹、天花的主要病因，此即为“胎毒外感说”，为后世医家从胎毒论治出疹类疾病奠定了基础。 医案浓缩、涵盖了前贤的精湛医术及临证经验，学习和研究医案，既可丰富和深化理论知识，提高临床诊疗水平，又可开阔视野，启迪思路。朱震亨《格致余论·慈幼论》记载了两则治疗胎毒的医案：“东阳张进士次子二岁，满头有疮，一日疮忽自平，遂患痰喘”，朱丹溪结合其母孕时喜食辛辣热物，认为患儿“精神昏倦，病受得深，决无外感，非胎毒而何”；朱丹溪的次女，“形瘦性急，体本有热，怀孕三月，适当夏暑，口渴思水，时发小热”，朱丹溪处以方药，然其女因懒于煎药，未能坚持服药，其后该子二岁时疮痍遍身，丹溪认为此为胎毒。通过这两则医案，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到胎毒为疮疹的病因，而该病的发生与孕母的饮食及体质密切相关。孕妇嗜食辛辣或体质阴虚阳盛，遗热毒于胎儿，小儿出生后发病，即“儿之在胎，与母同体，得热则俱热，得寒则俱寒，病则俱病，安则俱安”。故防治小儿胎毒应注意孕母的饮食起居，避免过食偏味，感受寒热之邪遗留于胎儿。 3 明清时期：胎毒理论渐趋成熟 明清时期中医儿科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该时期医家更加重视胎毒在儿科病因学中的重要性，部分医学著作中单列胎毒一节，胎毒所涉及病证得到总结完善，而胎毒源于初生儿咽下恶血之说被否定；祛胎毒之法也开始注重辨证，不再仅局限于清热解毒，丰富了胎毒的防治方法。 万全对胎病、胎弱、胎毒进行了区分，指出小儿自出生至一岁生病均为胎疾，其中禀受于父母的分为胎弱、胎毒两种。他总结胎毒相关病证包括“虫疥流丹，浸淫湿疮，痈疖结核，重舌木舌，鹅口口疮，与夫胎热、胎寒、胎黄、胎惊之类”。薛铠、薛己父子的《保婴撮要》卷十一、十二记载了小儿常见皮肤病，根据病因单列“胎毒发丹”“胎毒疮疡”“胎毒瘰疬”“胎毒疮疥”等篇章，分述每种病的病因病机、辨证用药。该时期医家对麻、痘的研究极为突出，对于麻、痘的根源继承了前人观点，认为其与胎毒密切相关，如《医宗金鉴·痘疹心法要诀》曰：“古人谓痘禀胎毒，此定论也”“麻为正疹亦胎毒，毒伏六腑感而出”。可见明代诸医家对胎毒所致病证及其治疗的认识已经很详备。 胎毒源于初生儿咽下恶血之说在明清时期受到质疑否定，如万全《幼科发挥》曰：“口内之血，乃母临产，恶露渍于口中，未必是母腹中所衔之血也。既云咽下腹中，则入于大肠，界从大便出矣”，认为孕母五志过极、饮食不节、过食酒肉、房事过度导致“五欲之火，隐于母血之中……男女交媾，精气凝结，毒亦附焉，此胎毒之原也”。张景岳虽然强调初生儿拭口，但也否定此为胎毒之源，他认为“婴儿通体无非血气所结，而此亦血气之余……即使咽之，亦必从便而出”。现代新生儿保健仍强调拭口，但其原因为防止初生儿口中污秽浊物呛入气管，引发吸入性肺炎等，故此不应为胎毒之源。此时胎毒理论已渐趋完善，认为胎儿形成前或胎儿期，由于父母嗜食辛辣甘肥，或五志过极化火，或房事过度，或孕母感受寒热之邪，则“毒”附胎元，形成胎毒。至小儿出生后可表现为多种疾病，包括鹅口疮、重舌、木舌等口腔疾病，虫疖、流丹、湿疹、痈疖等皮肤疾病，胎黄、胎惊等新生儿疾病以及麻、痘等传染性疾病。 关于胎毒的防治，明代之前祛胎毒之法多延续清热解毒法，然不适用于胎禀怯弱之儿及寒冬出生的孩子，明清时期医家始辨证祛胎毒。《婴童百问·初诞第一问》言：“临产落草时，浓煎淡豉汁服极好”，利用淡豆豉宣发之性，宣透胎毒，较好地解决了体弱小儿下胎毒及寒冬下胎毒的问题，深受后世医家赞赏。《幼科发挥》记载育婴延龄解毒丸“能解胎毒，初生小儿宜服”，据其处方“儿断脐带连胞（不拘长短，剪取，新瓦上焙干，每一钱加生甘草末二钱、黄连末一钱、朱砂飞半钱）”可知该方攻补兼施、寒温并用，既可解胎毒，又可扶正气，适用于先天禀赋不足兼有胎热者。《幼幼集成》载有集成沆瀣丹，陈复正言其“治小儿一切胎毒”，观其药物组成黄芩、黄柏、大黄清三焦之热，槟榔、枳壳行气利痰，川芎、薄荷引头面之热下趋，连翘解毒除烦，赤芍调荣活血，牵牛、滑石引热从小便出。该方不再是简单的单方单药，有了药物配伍，清热解毒的同时注重解决“热毒郁结”之兼夹证。 4 结语 综上所述，胎毒理论是中医儿科学对某些疾病病因独特的认识，它经历了宋之前的萌芽时期，此时尚处于胎病理论初级阶段，认识到小儿尤其是新生儿诸多疾病的病因是在胎儿时期获得的，与患儿母亲胎孕时期养护及饮食不当相关，防治上注重清热解毒；宋金元时期胎毒理论逐渐发展，明确提出胎毒为诸多儿科疾病如重腭、重龈、鹅口、梗舌等口腔疾病，褥疮等外科疾病及麻痘的病因，并出现了胎毒医案的记载；明清时期胎毒理论渐趋成熟，认为胎孕初期或胎儿期，由于父母嗜食辛辣甘肥，或五志过极化火，或房事过度，或孕母感受寒热之邪，形成胎毒内蕴，导致小儿出生后罹患鹅口疮、重舌、木舌等口腔疾病，虫疖、流丹、湿疹、痈疖等皮肤疾病，胎黄、胎惊等新生儿疾病以及麻、痘等传染性疾病，防治方法上更加注重辨证祛胎毒。现代由于医学水平的提高，疫苗的接种，作为儿科四大证的“麻、痘”已经很少见，胎毒这一致病因素亦随之不受重视。然而胎毒病证如新生儿黄疸、鹅口疮、婴儿湿疹等疾病仍很常见，是否可以应用胎毒理论防患于未然值得进一步研究。 编者按：该文刊载于《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本期原文见链接。 责任编辑：李庆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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