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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方，原为佛教用语，指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如《大乘宝月童子问法经》）。十方，即整个世界之意。中国的六合（东、西、南、北、上、下）与此接近。儒家有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将知识、道德、家庭、政治等融合为一，追求内圣外王。道家强调人、地、天、道，注重形而上的超越性维度，追求道法自然。 本文所言人文学（以文学为主）十方天地只是化用，亦吸收儒道思想，并非对应于佛家十方。人文学的入思意向的不同，遂导致不同的人文学风貌。因此，此十方乃是指研究意向，而非纯粹的空间。 一、古人文学立足人类的文化知识遗产，因此古代始终是人文学需要学习、研究的第一对象。人文学强调对古代学术的系统学习、整理、研究。古典是立人之基，从小接触《诗经》《楚辞》等精华，才能在稚嫩的心灵与深邃的时间之间建立起联系。人文学是时间的坐标，人类进步的阶梯。 对古代的重视，无论是中国人文学，还是西方人文学，概无例外。你可以说人文学不研究今可以，但没有古的浸润积累则是万万不可以的。薄古厚今是科学逻辑，而人文学逻辑正是厚古薄今。厚古绝非泥古复古，而是注重根源，激活新意义。现代西哲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也都是深入西方文化深处进行打捞、考古与辩难。王国维、陈寅恪、冯友兰、汤用彤等也都是浸淫传统学问甚深，并返本开新。 然而，今日中国人文学似乎对古关注的并不持续，断断续续，而且这个关注还不是指学术意义上的，而是指修身养性、安身立命意义上的。经世济民、神与物游、目送归鸿等等，似乎远去。有多少学者在研究之余还谈儒、论道、参禅、游艺？尽管它们对你的学术并无促进，但对你的生命有浸润。 二、今今即新，是新近出现的问题、现象、热点等，比如影视、网络文学、文化产业、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等，冲击着人文学的既有格局，吸引着人文学的目光。今最大的一个文化遗产就是现代性（世俗化、理性化、工具化）。现代性导致了人类处境的重大变化，新事物、新现象、新问题、新理论、新方法层出不穷，人类迎来知识大爆炸、科学大发展。人类社会变得比过去更复杂、更间接。原有的社会关系也更加隐秘。人无法直面自然与生命，总是被信息、技术等隔断，价值平面化、社会区隔化、信息虚拟化等所导致的现代性综合征愈演愈烈。 其实，很多现代性的问题都是根深蒂固的人性问题。虽然媒介日益虚拟化，人性的善与恶并没有消失。技术越来越发达，但技术背后的心灵却没有越来越智慧。《庄子》说的，“有机事者必有机心”，似乎也从未过时。纯粹讨论现象、技术，而不及道，那是皮相的。今的瞬息万变考验着学术的效益，需要在最短时间内做出说明。但人文学恰恰是沉潜的，疲于奔命，不是好的学问，只会累死我们。 真正的学术有时候需要停下来、静下来，不要去追赶，而是就一个问题好好研究透彻。多年前的问题虽然已经过时，但对它研究透彻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人文学需要冷静，不能头脑发热。资本主义风起云涌之时，马克思写《资本论》花了40年，由此成为经典，仍然是理解当今资本主义的重要依据。今天的研究都像新闻，寄希望于一炮而红，浮光掠影，不解决问题，只是蹭蹭热度而已。 今求的关键是看到历史的大势，呈现历史的谱系，而不是将精力时间投入琐碎的流行与繁琐的形式中。其实，无论世事如何变化，最大的问题仍然是生死意义归宿问题，人在不同时代、不同处境中如何回应这一问题。孔子遇到的问题，今天人们也会遇到，奥斯维辛的人性灾难，今天也可能上演。将今纳入人类历史的谱系，对其加以整体理解，才有助于人类看得更远。人文学偶尔逐浪可以，但更应看到千万朵浪花下大海的深沉。 三、西西指欧美，或一切外来的学问。近代以来，欧美人文学开始在中国占据绝对统治地位，欧风美雨大规模改造了中国人文学。中国人文学急转直下，先后迎来了进化论、科学-理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欧美人文学新潮，达尔文、杜威、马克思、德里达，不一而足。到了21世纪，仍有这种趋势，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意大利当代政治思想家、哲学家）、理查德·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美国美学家）、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美国媒介理论家）等先后被请进来。虽非奉若神明，但亦可稳保一时。 不过，这只是就新鲜度而言，对西的深刻认识仍需时日。我们对西方了解很多，但并非知根知底。中国人文学面对西方人文学，不是仅仅知道他们说了什么（然），还要知道他们为什么如此说（所以然），其背后的历史动因、谱系、脉络是什么。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或见树不见林，见林不见天地，是中国人文学西求的最大问题。 新鲜度导向的中国人文学满足于从西方进口知识，而非锤炼知识，打造中国人文学的生产线及核心竞争力。加之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西学功利性导向蜕变为锦上添花，学术名家纷至沓来，但此时西学已经日益学术化、边缘化，无关国计民生，只能局限在小圈子里，一如中国人文学自身处境。 当代西学英雄曾经开创的一个质疑与反思的时代已经远去，是当前西学的现实写照。其实，西学内部的左右激进保守的纷争从未断绝。西方人文学也长期处于权力社会历史文化的多重挤压之中。并不存在一个同质化的西学，不要一谈西学就认为是西方霸权。对西学的理解应剔除功利性、政治性、时尚性偏见，而深入其内部文化与学术机理，建立中国的西方学话语体系。 四、中中是对中国的文化身份诉求与民族主义情结等的总称。西方人文学促进了中国人文学的现代转型，功不可没，但也导致以西释中、格中、律中，削中国之足以适西方之履，对中国知识谱系进行了根本上的改造。这引发了中国人文学的身份危机。 首先是传统遭遇断根，传统归于失效，被污名化、虚无主义化。其二，中国被对象化、问题化，不可能产生原创理论。可谓中国在中国，中国学在欧美。其三，中国人文学只能被动进入欧美人文学主导的全球人文学体系，有的人甚至认为中国人文学最好的方式就是学习西方汉学（比如英语、国际化）。这些引起了民族主义、传统主义、古典主义的担忧，直接刺激了中国人文学对中国自身传统、理论、话语的关注，近一二十年来尤甚，中国学派、文化自觉的呼声此起彼伏。 近代以来，伴随西学人文学的冲击，民族主义始终是一个最顽强的抵抗力量，虽独木难支，但难能可贵。其实，理性的民族主义是不拒绝西方的。不过，今天的学术民族主义（中国话语）与政治民族主义（民族复兴）、经济民族主义（文化产业）、文化民族主义（生活儒学）等逐渐有了更多的交集，全国上下一片国学热、文化热。这种泛民族主义有利必有弊，积极的方面有助于提升本国文化自豪感，消极的方面则可能导致文化优越感乃至排他感，甚至文化偏见与盲视，自身文化的更新进步被忽视了。 五、内内指中国人文学内部，落实在中国人文学的自身学科、话语、范式的探讨上。这是中的自然结果。中其实更多的是一种语境、氛围、趋势，它必须落实到学术实践本身（内）。在20世纪80-90年代，西求为主，还无暇顾及中、内，虽然曾有一阵子“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突显”，但没有根本上落实为时代趋势，只是特定时代的安慰。新世纪以来，恰逢世纪之交，百年反思开始，对内部的审视日益自觉，出现了反本质主义、清算二十世纪思想等。 不过，由于人文学的内包含了制度层和话语层，话语层关注偏多，学科反思、范式创新，口号偏多，差不多快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了（本文也不例外），但制度层的落实不够。人文学体制的落后尤其不适应中国人文学的发展。人文学在计划经济、功利主义、工科思维、片面西方化并行的管理体制中日益内耗，以政代学，以官代学，以权代学，层出不穷，而真正的内部自治问题却一再贻误。 缺乏内质（治）的人文学要么被视为无足轻重，不带来大学GDP，要么被视为花拳绣腿，拿钱不干实事，要么被视为夸夸其谈、混饭吃，不解决实际问题，要么被认为是专门挑刺，面目可憎，这些，加速了人文学形象的黑化。人文学处于精神的极度紊乱之中，面对压力，无精打采，面对利益，又像打了鸡血，有时拮据度日，有时养尊处优，魂不守舍，不得安宁。 重建中国人文学，关键要提升中国人文学自觉、自律、自治、自主的共同体意识，用独立与自由的思想以及不卑不亢的精神品质面向世界与生活，生发出鲜活的文字。这种内求的人文学是才、胆、识、力的综合体现，能够凝神为一、生气远出、独标高格。 六、外外指的是中国人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原来单一的学术研究已经跟不上时代的趋势了。80年代学术成就高于60-70年年代，主要在于学术资源的扩大，超越了单一的反映论阶级论资源。今天的跨学科、跨语际、比较研究、联合研究等日益成为趋势，学术界也越来越注重打通。 但是，今日学者的专业化意识始终很重，很多学者仍然坚持专业性第一位，这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有些难题的解决是需要跨学科联合作业的，比如夏商周断代工程。这里不否认专业的重要性，而专业的联合才能克服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文学研究，如果没有文字学、语言学、翻译学、哲学、美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者、传播媒介研究的介入，或者文学研究者没有听听这些领域学者的意见，对文学的理解似乎就会只见文学不见世界，甚至容易走向封闭。 文论也是如此，如果缺乏对相关学科的借鉴倚重，纯粹依靠文论自身的资源，是很难有大的开拓的。如今的文论早已经成为各种理论的演武场，纯粹的文学理论已经不再可能。尽管也遭遇纯文学理论的质疑，远离文学，但文论的外求仍然是一个具有潜力的方向。这其实是当代纯文论研究（比如形式、审美）饱和化的一个代偿方案。 中国人文学向来强调通人，反对腐儒。孔子治六经垂范后世。一个书法家如果只懂楷书，那不是书法家，精于一体的同时必须兼及各体。一个诗人，也绝非只懂音律。中国人文学不是各自为政，画地为牢，而是注重文史哲（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一体，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行（笃行）合一，天地人合一，此正所谓儒家所强调之“致广大”。这也是文最初之概念“物相杂”之谓也。条块分明，井然有别，乃至相互隔绝，未必是真正的人文学。 七、政政指的是对国家文化治理及领导人文化文艺思想的关注、研究。中国人文学包括个人层面的人文学，也包括国家层面的人文学，即政教。人文学也从来不用回避这一点。孔子周游列国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各国君主能认可自己的仁政思想（为政以德）并实行。古代中国人文学注重帝王师，即是教导帝王，推行仁政。在更早的时候，帝王本身就是人文学的体现，比如周文王。 今天，国家更多地通过政策、项目、经费等来支持人文学发展。有些人文学又是国家文化治理的一部分，比如儒藏、生态文明等等，属于国家导向的文化型的人文学研究。还有些是比较现实的，比如对国家文化政策及领导人思想的解读、诠释、传播等，人文学与智库逐渐融合，是社会型的人文学研究。国家导向的人文学往往是大规模、制度化的，是个人研究所难以胜任的，这是上求的优势。儒家孜孜以求的正是这个目的。 从个人而言，人文学者也可以将自己的意见、建议向政传递，以利于政适时调整完善国家的文化治理。面对政，既可以是对原有政的学习、落实，也可以提出批评和建议。相对而言，建议性、批评性的更为重要。自古人文学也从来不是只唱赞歌，对为政者的劝戒也是其重要传统（比如言官、清议等）。还有，学者也不必将政求模式作为主要模式，以为得到某某领导认可被政府采纳了就忘乎所以了。这只是学者的本分，并无炫耀的必要。 八、人人指的是对社会基层、微观方面的关注，与外关系密切。人文学不仅是个人的、国家的，也是社会的、民众的。近年来国家层面强调实干兴邦，空谈误国，就是强调从繁琐的抽象的义理讨论中解脱出来，不要过分渲染什么大理论，而要去解决重大的现实问题，特别是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比如两性关系、家庭矛盾、代际差异、教育、就医、入学、人口、生态等。这对人文学的本本化提出了挑战。 人文学关注的是精神（意义、价值）问题，特别是一定时代的与我们同呼吸共命运的普通人的生存状况与精神需求，而不是关起门来喝着咖啡只注重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这样太矫情。人文学者有自己的精神追求不错，但人文学还是泛爱众、亲仁（人）、亲（新）民的，是对一个又一个鲜活个体生命状态、质量、方向的关注。人并非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民吾同胞”之意。 今天，人文学者的很多言论其实不为社会民众所接纳，因为他们太专业了、太自闭了，专家之言成为砖家之言。儒家注重“道不远人”。人文学者完全可以有两套话语，除了理论的道话，还需要通俗的人话。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实际上更是“言之无物，行而不远”，“言之无人，行而不远”。如今高高在上的人文学不正是无人、无物、无文状态，这无疑断送了人文学的根脉，没有人的人文学也是没有生命力的。 近年来部分人文学出现的对底层的关注，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深入考察人口、生态等社会问题，走出校园，走向街头巷尾，田间地头，倾听民众疾苦，为他们代言请命，就是一个不错的倾向。人文学不只是一国之人文学，还是一城一村一人男男女女之人文学，这也是形成中国思想的必要方式。 九、天天指的是中国人文学的终极视域，价值观，形而上学体系。近代以来中国遭遇巨大的价值观危机（即变天了），专制让位于民主，礼教让位于自由，迷信让位于科学，中国人在时代大变迁中确立了自己的精神轴心。因此，确立新的天，这既是中国人文学者的自身精神追求，也是包括人文学者在内的所有中国人的精神追求。 天是对整个社会起着重要作用的意义的天、价值的天，一代代中国人的价值依据。就中国而言，天不在头顶，而在心中，因此张载说“为生民立命”，为民之生命树立一个价值体系。不过，今天的中国人文学在形而上学方面较为欠缺。重建中国价值体系，少闻人文学者的声音。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领域，道德已经被放逐，漫天拜物教、拜权教、拜钱教。中国人文学不能为中国人提供终极的价值支撑、意义来源，一方面是没有，只有学术，另一方面是即便有一些，也是西方的，远水不解近渴，或者是政治口号，形式大于内容，或者过分专业的，言不及义，不知所云。 其实，自古以来中国的人文学大家老庄孔孟慧能韩愈王阳明等，都是能开创新的形而上体系，植根生活，救治人心，在人们的心中有长久的回响。中国人文学是人性之学，文化有之，宗教有之，政治亦有之。中国历代人文学也很少与宗教性、政治性脱离。前者不必多说，后者政治性在于，中国古代文官体制决定了中国人文学者肩负更多社会责任感，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今天，文管体系让位于公务员体系，人文学离开了政治，也离开了对形而上的叩问与坚守。中国人文学在文化性、宗教性、政治性维度的崩解中，全面走向了科学性、知识性，这是很可惜的。 中国人文学者在数以千万计的普通民众心中的形象是模糊的、学究式的，而不是令人敬畏的崇拜的孔子、孟子形象。他们不是以学问胜，而是以精神胜、思想胜。今天的人文学在这方面是孱弱的，除了现代思想家鲁迅等还能被人记住些，20世纪以来的中国人文学者的名字虽还能在学界颇有影响，但几乎不会留在普通人心中，道统泯然断矣。 十、地地指的人文学的生活世界，人伦日用。中国人文学是非常注重在生活中发现人生的真谛，而不是纯粹在研究中、学术中。儒家的学问就是日常日用之学（吾日三省吾身），道家（斋戒）、佛家（禅修）也是如此。生活中见出智慧，处处留心皆学问。今天的人文学多与此相反，在生活中几乎看不到踪影。你研究的不在生活里，在生活里的你也不研究。虽说大学是净土，但大学之外的生活的广阔天地，才是真正的人文学热土。 人文学的地不仅指生活，也指归宿，与天是相辅相成的。天是理想意义的，超越的，而地是栖居的，是最终的归宿，生养死葬之处。常言道，顶天立地。今天，我们不顶天，形而上体系坍塌；也不立地，生活价值体系破碎，我们蜷缩，我们斜躺，我们匍匐，就范于各种利益权力，气息奄奄。对地的直接感受是脚，脚踏实地，而我们经常踏空，我们不能感受大地的坚实、亲切与潜力，我们想上天（天不可上，天需要敬畏），然后重重地摔死。 大地本身又是需要人文学去照料、坚守、爱护，使大地成为可栖居的家园，而工业化、齐一化、物质化、利益化的趋势，导致大地的荒芜、荒凉、无人照顾，已经深深地煎熬着刺痛着中国人的身心，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人们处于漂浮的失根颠倒状态而不知，这正是人文学应该面对的。 小结古、今，西、中，内、外，政、人，天、地，这是我个人粗浅理解的中国人文学的十方天地，不排除还有更多更丰富的方面。不带偏见地进入这十方天地是困难的，因为人文学是主观之学，价值和判断之学，但是人文学还是整体之学、人类生命之学，需要有一个整体意识，即无论是何方之求，中国人文学总是契合着中国人的生活-精神-意义世界的，它不是一个琐碎的、片面的、孤立的人文学。 回到人文学的本源，中国人文学是否健康发展，在于它是否在十方天地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去维护十方天地的良性循环，去妥善安顿中国人的身与心。最终需要人文学的不是学术、学科、大学，而是千千万万中国人的苦难与幸福、沉沦与超越需要人文学，是你的生命过程中的焦虑与彷徨、希望与梦想需要人文学。故而，穷究古今天人，赞天地之化育，方是中国人文学的精神本色。 补记: 本文所言的中国人文学，并非指西方人文主义谱系下人文学的中国变种，而是中国独有的人文学，取中国固有之三文（天文、地文、人文）通观之意，即人世间关于人性的观念、价值、实践之总和。人文学不等同于今天所谓的人文学科、人文科学，并有意与其拉开距离，后者的世俗化、客观化、知识化、体制化与注重在世性、切身性、整体性等特征的中国人文学并不处于同一轨道，尽管今天的人文学又不得不采取这种学科化、科学化的模式。 在此情况下，重提中国人文学是对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还原、呈现与激活。相比疑古、信古，中国人文学仍接近于释古（冯友兰语）。当然也不止于学术性释古本身，而是活古、新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之焕发出活力与新意。这是本文写作的一个粗浅考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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