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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网记者 李政葳 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的天蓝釉花口紫斑贴塑兽面双螭耳连座瓶、湖北省博物馆藏的青花龙纹梅瓶、上海博物馆藏的青花蕉叶花果竹石印花缠枝牡丹纹菱口盘……元代的瓷器有哪些独特之处？元青花的历史、艺术价值为何备受学术界、收藏界关注？ 近日，国内十多家博物馆馆藏的96件文物精品齐聚国博。它们以元代瓷器为主体，以历史、文化、科技、审美价值为主线，反映了元朝时期人们的生活习惯、物质文化、艺术创作特点和民族融合、中外互通的历史盛景。
“海宇会同——元代瓷器文化展”在国博开幕（李政葳/摄） 焦点一：官民窑器物同时烧造 喇叭形口、溜肩，内口沿绘一圈水波纹，颈部绘蕉叶纹，近底足处绘有变形莲瓣纹。这件1984年从湖北黄梅县十里村小学出土的展品名为“青花莲池纹玉壶春瓶”，是元代江西景德镇窑产品。 策展人顾志洋说，元廷在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磁局，开创官办窑场引领瓷器制作风尚的先例，专管皇室烧瓷并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其设置很可能与当时元朝廷需要质纯的祭器有关。 然而，浮梁磁局的窑场似乎不像明清御窑场那样有专门独立的厂址，其工匠可能分散在条件较好的民窑中生产工作。比如，在景德镇落马桥遗址元代地层就发现了蓝釉金彩玉壶春瓶、卵白釉五爪龙纹大盘等残片，很可能是承担浮梁磁局煅烧任务的窑厂之一，同时还有大量较粗糙的青花、白瓷，应是官民窑器物同时烧造的场所。 据《元典章》记载，景德镇珠山出土的高等级元青花，证实了元代存在为最高统治阶层生产青花瓷器的官窑。另外，出土元青花的墓葬、窖藏，主人普遍身份较高，其在国内流通一定程度上受政治因素影响；虽然少量器物也能证明民间市场存在订烧行为，但多作为明器和祭祀用器，且并不普遍。
青花梅花纹三足炉（李政葳/摄）
青花龙纹玉壶春瓶（李政葳/摄） 焦点二：龙泉窑瓷器海外贸易占比高 展馆内还展出了不少沉船出水的瓷器残片。比如，位于福建省平潭县海坛海峡北段的大练岛元代沉船遗址中，沉船遗物以龙泉窑青釉瓷器为主，器型包括盘、洗、碗、小罐等，装饰手法有刻划花、贴花、模印等，沉船年代可能是元代中晚期，是一艘前往东南亚的贸易船。 另外，在2009至2010年水下考古发现的“石屿二号”沉船遗址中，共发现了元青花133片，这是中国水下考古首次发现元青花瓷器。出水元青花器型以碗、杯为主，形制与卵白釉同类器形一致。此外，还有少量梅瓶、玉壶春瓶等。该沉船地处古代南海贸易航线，随船瓷器广泛见于东南亚和非洲东海岸地区，风格也与菲律宾出土的元青花接近，很可能是外销至东南亚或再转销至非洲的产品。 策展人说，龙泉窑青瓷、景德镇青花瓷、青白瓷以及福建地区窑场产品广泛分布于东亚、东南亚、西亚乃至东非地区，与汪大渊《岛夷志略》中记载的贸易地点吻合，是研究元代海外贸易史的重要佐证。而从现有的海外考古资料看，龙泉窑瓷器在元代陶瓷海外贸易中占比最高。 很显然，海外贸易成了元代对外物质交往的主要途径，瓷器作为对外贸易商品，清晰呈现了沿路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分布的趋势。其中，内蒙古、甘肃、新疆等地的遗址、墓葬均发现数量可观的元代瓷器；日本、泰国、菲律宾、新加坡、印度，乃至肯尼亚、埃及等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也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元代瓷器。这些都表明，元代是中国古代瓷器对外输出的高峰时期。
“石屿二号”沉船遗址残片（李政葳/摄）
绥中县三道岗元代沉船遗址出水的白地黑花鱼藻纹盆（李政葳/摄） 焦点三：整体风格体现多元文化交融 在展品“青花莲池杂宝纹莲瓣形盘”下方，写着这样一段文字介绍：“元青花这种高温釉下彩瓷烧制成功，是中外技术和文化交流的产物，其使用产自伊朗的钴料，结合双方的审美情趣烧制而成”。 的确，元代瓷器不仅集成了唐宋以来器物造型和生产工艺，还融合了中原传统文化、伊斯兰文化、蒙古草原文化和藏传佛教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衍生出数量繁多的器物造型、纹饰和装饰手法，体现了极高的多元文化价值。 翻阅世界工艺史发现，伊斯兰文化的传播为东西方制瓷技术交流产生了很大影响，而元代辽阔的疆域为东西方交流带来了地理便利。元代瓷器中最能体现伊斯兰文化因素的即元青花瓷器。根据元朝匠籍制度，官匠可在政府管理部门支配下流动，优秀的伊斯兰工匠完全有可能在浮梁磁局管理下直接参与陶瓷生产。 另外，一种生产元青花瓷器所用“苏麻离青”钴料，当时已由阿拉伯地区传入中国，这是迄今所见的元青花瓷器中，存在明显带有伊斯兰文化特征的器型，如大盘、大碗、器座、高足碗、八棱器等。典型元青花装饰也已层次丰富、布局严谨、图案满密，相比于中国传统绘画风格，更符合伊斯兰装饰艺术的特点；元青花的装饰主题中，植物纹多为有规律呈蔓延状的花、果、叶、草图案，明显受到“阿拉伯式花纹”风格的影响。 不可忽视的是，蒙元草原文化对瓷器的影响同样很大，草原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对元代瓷器整体特征起到决定性影响。比如，元代餐饮瓷器往往器型大、胎体厚，这与宋金以来的瓷器生产传统有所不同。
磁州窑白地黑花龙凤纹四系扁壶（李政葳/摄） 焦点四：模制成型工艺成熟，大器物分段成型普遍 “以铜、铁等金属为着色剂的色釉，融于一体高温烧制而成，釉料在高温熔融中呈现色彩斑斓的釉色……”很难想象，这是元代“天蓝釉紫斑莲瓣形盘”的烧制方式。 元代是中国古代瓷器生产技术飞跃期。当时，瓷器生产首次在瓷胎中采用高岭土加瓷土的二元配方法，这在中国瓷器技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另外，以元青花为代表的瓷器釉下彩绘艺术，也开辟了陶瓷装饰新篇章。记者了解到，氧化钴首次作为釉下彩料广泛施加于瓷胎表面，为明清青花瓷的繁荣发展奠定基础，釉里红、孔雀蓝釉等产品种类迅速发展，代表了我国颜色釉瓷工艺走向成熟。 在宋金时期工艺的基础上，元代瓷器模印成型技术也进一步提高，菊瓣形、多边形、扁圆形或四棱、八棱形等器物皆采用这种方式，不仅可以实现复杂器型的成型和印花装饰效果，还可规范器物的大小形制。 值得一提的是，元代还流行大件器物，以当时轮制技术多数大型瓶罐达不到一次性拉坯成型，因此多半使用分段成型的方式。具体操作方法是，先将器物口颈、身、底等分段拉坯制胎，再以泥料粘接为一体，再施釉烧成。
江苏镇江京口闸遗址出土孔雀蓝釉云龙纹鼎式炉（李政葳/摄） 焦点五：元青花改变审美观念 记者了解到，以氧化铜为主要发色剂的釉里红瓷器，是此时与青花瓷共同出现的釉下彩绘瓷器品种。由于氧化铜在高温下对窑室烧成气氛比青花料中的氧化钴更敏感，因此发色鲜艳、图案清晰的釉里红产品尤为珍贵。 随着颜色釉的进一步发展，也是这一时期新釉品种研发取得重要突破。其实，元代以前中国釉下彩绘瓷已有发展，入元后以青花为代表的釉下彩瓷艺术大放异彩，很快成为雅俗共赏的流行产品。“青花”，也因此成为元朝最具代表性的艺术符号，开辟了全新陶瓷艺术风尚，宣告了古人主流审美从追求素雅莹洁的婉约态势，转变为追求华丽繁美、敦厚豪迈的奔放意趣。 元代后期，青花瓷器上还出现了一些历史人物故事装饰题材，具有明显的汉族传统文化特征，透露着儒家文化价值观。业界人士认为，这类题材的兴盛，与元杂剧的流行有一定关系，并反映在瓷器、漆器等手工艺品装饰纹样上；这也体现了元代对这类题材包容或认可的态度，反映了中原和蒙元艺术在文化和审美方面已完成了深层次的交融。 来源：光明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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