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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台辉：您在英国接受学术训练并开始学术生涯，其间哪些人对您影响比较大呢？ 迈克尔·曼：没有哪个人对我产生过特别巨大的影响，虽然自我早期的学术生涯以来就从不同人的经验中受益良多。我在牛津大学读本科时就开始对历史感兴趣。然后接受社会工作专业的训练，在此期间对社会学的一些主题充满兴趣。那时候我深受核裁军运动的触动，因为这个事件使我认识到，军事权力的问题并不能化约为经济权力的问题，超级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需要独立于生产模式的解释。从此，我逐渐发展自己的研究思路，逐渐把三方面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社会学理论、经验社会学以及历史。我的学术生涯很大程度上是自我发展起来的。 郭台辉：1978年，历史学家斯廷斯凯姆（Arthur Stinchcombe）曾说：“人们不是运用理论来研究历史，而是用历史来发展理论。”30多年之后，历史学家如何看待这个说法？历史社会学家能否解决在历史与社会理论之间徘徊的困境？ 迈克尔·曼：我们无法解决社会学理论与历史之间的矛盾，二者始终保持某种紧张关系。我个人一直在理论与经验数据之间曲折前行。从事学术研究总是始于一些困惑和假设。我们无法在全新的空白基础上理解历史。我们以某种观念来理解历史，那么，当你查阅历史材料并且考察它们在多大程度上遵循你原有观念时，你就会逐渐在理论与历史之间的游走中得到提高。一位宏观社会学家所关注的必然是长波段的历史变迁，这样，历史社会学对于社会学理论来说就是非常必要的。 郭台辉：与欧洲相比较而言，美国社会学似乎已经高度专业化甚至碎片化。如何看待美国社会学的内部分化与特色？如何评价欧美社会学之间的差异？ 迈克尔·曼：欧美社会学之间最大的差异就在于美国社会学的规模大得多，所以它支持许多专业化的细致分工。自从我来到美国社会学圈以来，专业化分工确实发展很快，但在欧洲也同样如此。这一点上没有根本性差异。我认为，这个学科的确已经过度专业化了，而且，美国社会学界并没有很多人做理论研究或者做宏观范围的工作或者历史比较研究。更多的学者正在关注当代美国社会面临的微小问题，他们对历史社会学的宏大问题既不关注，也无兴趣。 郭台辉：有些人在方法论上对您的研究提出批评，认为您是一位缺少比较研究和微观分析视野的宏观历史社会学家。您在刚出版的《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三、四卷对此有何回应？ 迈克尔·曼：是的，宏观社会学出现了一种特殊难题。在真正的宏观层面，并没有多少比较的个案来讨论资本主义的发展、民主的发展或其他方面。所以，如果你思考资本主义的发展，马上就想到西欧和日本，似乎就没有其他案例来研究资本主义的自主发展过程。革命也是如此。在《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三卷中我已经尝试过做革命的比较历史分析，但受到很大限制的是，案例的样本量非常少，而且这些个案之间并没有互斥性和独立性。所以，我只是在能做到的地方进行比较分析，除此之外，我会把理论与历史叙事结合起来分析。 我的确不太关注微观分析，因为我不可能同时处理一切事情。但我敢说，当我的研究主题进入到20世纪之后，更多的细节问题就开始变得非常有意义了。我也更加意识到那些有着特殊权力的群体或个人所做出的微观决策对于历史事件的关键意义。对于长波段的历史进程来说，存在诸多深层结构的倾向，也发展出诸多分叉的道路，但他们选择的是这条道路而不是另一条道路。正是由于权力持有者非常微观的决策所产生的结果，使整个历史发展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该更为细致地研究其微观决策的历史过程。 郭台辉：宏观社会学家在哪些方面不同于区域研究、国际问题研究和比较政治研究的学者呢？ 迈克尔·曼：首先，宏观社会学比其他领域更倾向于要求学者有一个宽阔的理论意识。区域研究者们关注的问题往往更为具体；国际问题和比较政治的专家的确有他们自己的理论，但他们局限于利益、政治或国际关系的狭小主题与领域。当然，具体而言，我对社会权力的四种来源之间的关系发展出一种宏大理论。所以，我的宏观社会学非常充分地运用到各种历史研究的文献资料，在理论上更有启发。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0月24日第51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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