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学的最初感情来自我的母亲和外祖母。 是母亲讲述的《西游记》和民间故事让我知道了日常生活之外幻想世界的精彩。记得我在上学前后那段时间，已经养病在家的母亲经常给我和妹妹讲唐僧带着徒弟西天取经的故事，唐僧收徒弟、蟠桃会、大闹天宫、猪八戒吃西瓜、高老庄娶亲、三打白骨精、过火焰山，以及豌豆公主、东郭先生的故事，多么奇幻迷人，她讲的“洋铁桶”历险记、小兵张嘎，一直被我视为民间传说。姥姥则用她浓重的胶东口音给我们讲牛郎织女、八月十五的传说，当然最多的是用“狼来了”的故事吓唬我们。她们的讲述牵动着我们的每一根神经，我们一遍遍着迷地听着。这些故事是那么美好、直接、有趣，里面的人物铅华洗净、音容毕现，他们的呼吸、他们的声音好像就在我们四周一样触手可及，我确信妖怪们的魔力货真价实，相信豌豆公主有那般娇嫩，也丝毫不怀疑“洋铁桶”跳进粪坑就能躲过日本鬼子的追杀。这些故事诉诸我的想象，把我对世界的认识立体化、具象化、趣味化，这些“文学的人物”在遥远的空间和时间里飘来飘去，我渴望变成他们中间的一员，与他们在一起，参与他们的游戏与生活。 当我拥有了自己的连环画的时候，事情就不同了，图与文的结合给了我更多想象飞升的空间。我忘不了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那个穿着厚厚衣服、永远围着围巾或者披肩的“外祖母”让我怎样的痴迷，又让我暗自流下多少泪啊——外祖母，我们身边也有个慈祥无边的亲爱的外祖母。这三本“小人书”我看到了这个世界上居然有那么多的争吵、搏斗、哭闹，有那么多的贫穷、欺诈、绝望。终于，我看到倒霉的阿列克塞长大了，他不单活下来了，还读上了书、出人头地了。可看到他在《列宁在1918》和《列宁在十月》里以紧锁眉头的大胡子形象出现的时候，除了高个头让我佩服外，我对高尔基大失所望。但这个“三部曲”给我的冲击是巨大的，我似乎由此开始设想自己未来的生活。 忽然有一天，我在里屋的书架上发现了邹韬奋文集中的一册——《萍踪寄语》、《萍踪忆语》，这是怎样漂亮的书啊，硬壳精装，美仑美奂，上面有穿扮入时的男男女女的照片，工整的蝇头小楷信件影印件，邹韬奋一张英气逼人的标准像，所有这一切与我生活的那个物质、文化双重匮乏的现实相距都太遥远了，这本书让我心里隐隐作痛！一页又页地翻开、读着，我似懂非懂，只记得，邹韬奋在旅俄（或旅欧）的轮船上，看了一路、写了一路。可邹先生笔下这些人的生活离我们整天嚼红薯干、吃钢丝面、过节才能吃大米饭的现实无异于天上地下，这个优雅的、由女士和绅士构成的世界似乎不比齐天大圣上天入地的生活更现实。我们未来可能过这样的生活吗？我当时这样想。 这种感受很快就被《高玉宝》、《把一切献给党》、《平原枪声》、《铁道游击队》等带来的快感给淹没了，在打打杀杀的热闹中，在穷人翻身的喜悦中，我浪掷着自己的精力，投入自己的想象，这些小说或者读物帮我认识历史、认识世界——原来世上历来就有地主和贫农，他们水火不容，就象八路军和日本鬼子必须你死我活一样。《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和《林海雪原》则给我更复杂的感受，里面的情感纠葛、多角男女关系吸引了我，革命的图景退在后面。正在我费力地要解读这些的时候，手抄本《梅花党》、《一只绣花鞋》扑面而来，这些另类的革命斗争史、反特史，让我读得气喘嘘嘘、汗流浃背，而不同版本的手抄《第二次握手》则令我强烈地感觉到“知识分子”叙事的酸腐。手抄本文学在正规出版物之外构建的世界，从另外的维度上考验了我的想象力。 上高中前后，我开始用零花钱邮购上海的《文汇月刊》和北大的《未名湖》。《文汇月刊》封面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竖道的，骑钉印装，读的东西我全忘了，只记得里面的文章大声疾呼“文化开禁”。除了“伤痕文学”、“知青血泪”之外，我对朴素的《未名湖》的记忆只剩下王友琴和卢新华。王是全国的高考状元，卢新华则命名了“伤痕文学”。接着，我几乎跟踪似的，读刘心武、张洁、蒋子龙、徐迟，读张承志、阿城、韩少功、张辛欣，再后来就读到了很多让人心惊肉跳、想入非非的东西——因为我已进入了青春期。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我国当代文学作品基本上消解了我在文革后期通过读《金光大道》、《西沙之战》、《红雨》和《小靳庄诗选》等建立起来的社会图景。 高中毕业选择文学是必然的，此时文学已经成为我鲜明的爱好。上大学后，我把精力一头扎进外国文学的阅读中，主要是欧美文学——当然也只是翻译文本，如，董秋斯译的《战争与和平》、《大卫·科波菲尔》，罗玉君译的《红与黑》，汝龙译的《复活》，周扬、谢素台译的《安娜·卡列尼娜》，傅雷译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幻灭》，李健吾译的《包法利夫人》，钱春绮译的《浮士德》，杨苡译的《呼啸山庄》，李青崖译的《温泉》，罗大冈译的《约翰·克里思朵夫》，张谷若译的《德伯家的苔丝》，朱维之译的《失乐园》，查良铮译的《雪莱诗选》，王佐良译的《堂璜》，楚图南译的《草叶集》，杨绛译的《堂吉坷德》，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全集》，纳训译的《一千零一夜》，祝英庆译的《简·爱》，李文俊译的《喧嚣与骚动》等，那些用发暗的新闻纸印出来、封面简约又大方的名著，伴我度过了多少个欣喜的夜晚啊。我只读经典的、最有名的东西，杨武能译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傅东华译的《飘》只能当作消遣的补充来读。这一番恶补使我看到外国经典的伟大，也感受了这些翻译名家的学养，名著的风范，是我在当代文学中很难感受到的。经典作品中的道德、正义、哲理魅力令我着迷，文学世界的宏大、精妙让我彻底折服。但我得承认，四年当中，唯一一本让我读得大气不敢出的作品是英国作家乔治·奥维尔的《1984》。我在外版书库偶然发现了这本书，是台湾人译的竖排版。不让外借，我泡在图书馆读了两天，一种“窥破天机”或读“反动书”的感觉让我心惊胆战了两天。书是在1984年前读到的，过了1984年，我也就把它抛在了九霄云外。 在大学后半阶段我又重新发现了中国现代作家的不凡、古代话本小说的智慧，但即使是冰山之一角，我也尚未得时间窥其究竟于一二。这是我至今引为遗憾的。 大学时代学习的文学理论，从总体上看是苏联的框架、“523”讲话的思维、五六十年代的话语，但今天仍然有用。这就是理论的光芒。毕业后我留在文艺理论研究室，作家温小钰建议我到哲学系进修美学和西方哲学，以便承担更多的教学任务。我立下宏愿苦读中外文论，阅读兴奋点并没有转向中国当代文学。没想到一年后，我被派支援西部教育。边履行“支教”的使命，边复习考研究生，我只得权在各种文学选本中领略到一星半点文学之永恒与壮美。 三年研究生的生活是在无拘无束的无序状态中度过的。我们同专业的几个人，大都没有按照专业规定的方向读书，而是遇到什么读什么，二战以后特别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美国文学让我痴迷，我尤其对几位犹太作家感兴趣。南开大学校友美籍华人周仲铮给校图书馆捐助的大量英文书，我走马灯似地借过不少。印象最深的是波兰裔美国犹太作家杰西·柯辛斯基（JERZY KOSINSKY）的《漆鸟》（THE PAINTED BIRD），该书引马雅可夫斯基诗句作为题献——“只有上帝，/真正全知全能，/知道他们（人类）是不同种群的/哺乳动物。”篇幅不大，通过二战中从纳粹魔掌中逃出来的犹太男孩的眼睛，写东欧偏远落后地区的五光十色社会生活，主题是痛斥人类的愚昧与自相残杀，语言极简明、极有韵味。但后来，声名雀起、已经贵为美国笔会主席的柯辛斯基终因剽窃、作伪曝光于1991年自杀。研究生阶段的美国小说阅读使我感受到，由26个字母组合起来的英语世界可以那样动人、可以那样意会与言传！从此之后，我再不愿读翻译作品——老一辈翻译家的译作除外。我理解，美国文学涉及的主题、宣示的理念，蕴籍的各种现代意识，实际上是人类长期思考的一些共同问题，但正是来自四面八方、有着不同族裔、人生和教育背景的美国作家，把这些题旨揭示得更有穿透力，从而搅动了世界文坛。霍夫曼的《美国当代文学史》对此进行的充分感性化梳理和分析，则极大提升了美国文学的影响力。 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选择的是亨利·詹姆斯小说叙事理论研究，为此我似懂非懂地啃了大量有关詹姆斯的书，还专门从天津到北京的美术馆东街22号拜访过詹姆斯的译者、北大西语系教授赵萝蕤。当时老太太穿中式棉袄，独守着个偌大的院子，若干年后，《三联生活周刊》专门就这个院子被拆做过一期“封面文章”，这时的赵教授已经作古，让人感慨良多。我在她家头一次看到像图书馆一样前后排列摆放的书架，架子上的书都很老旧，在昏暗的光线中默默地等待人们的翻阅。想不起谈话的内容了，只记得她说话江浙口音重，好歪着头，双眼从镜片后面紧紧地盯着我。我立题的时候詹姆斯还是个时髦题目，待我做完，这个题目已经“臭遍街”了。我的文章受当时“思潮热”、“翻译热”、“西方热”的影响很重，注重理论论证，不愿用文学实践支撑。关于小说叙事问题，南开大学通过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多有揭示，如果把中外的实践经验与理论结合起来，对我国的小说创作想必会多有助益。如果东与西老死不相往来，学术与实践也永远隔离，文学研究又有何用？ 到机关工作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通读《鲁迅全集》，然后就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读杂书。逛书店、特别是逛旧书店的毛病依然未改，我购进了大量的书，并开始重新触摸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书法字帖、中医典籍、杂家论著，我在那里面窥得了幽深无比的所在，初步领略了属于我们民族的表达方式、思维方式的奇妙，这里的大气与细腻，狂燥与沉敛，具体与抽象，似乎你永远也探求不尽。无论是刘勰、傅山，还是李斗、曹去晶，他们构建的世界诱惑着我们，这个迷人的世界让我们后人自卑。 但我确信，无论是古代的、现代的还是外国的、中国的，文学永远值得用生命去探究和守望。 为什么是文学？ 为什么要守望文学的天空？ 文学让我们想起生命的短暂，文学提醒我们宇宙的有限与无限； 文学让我们想起在这个世界上，作为过客和羁旅者，我们是孤独的； 文学也让我们想起自己是高贵的、聪慧的、因而也无比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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