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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想说您的论证中有一部分是在进行某种辩护。就像您想要为自己辩解，也许首先是要请求您自己的原谅，因为您把诗人和他们的艺术赶出了我们的政治共同体。”
阿兰·巴迪欧 阿兰·巴迪欧，当代法国左翼哲学家，曾任巴黎高师哲学教授，他与德勒兹、利奥塔等人一起开创了巴黎八大哲学系，是当代世界上与齐泽克、阿甘本等人齐名、最有影响力的左翼学者之一。曾师从阿尔都塞，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对后现代主义的哲学终结论给予了批判，以《存在与事件》一书开创了事件哲学。他的其他代表作还包括《主体理论》《世界的逻辑》《世纪》《哲学宣言》《第二哲学宣言》《元政治学概述》《非美学手册》《小万神殿》等。 诗与思（节选）曹丹红、胡蝶 译 阿曼达说：“您是想让我们相信诗人都是动物？” “这可是你说的！不管怎样，我已经证明，绘画及一切通过摹仿手段实现的艺术所创造的作品都远离真理，甚至远离一切令个体融入某种特殊真理进程的行为。这些所谓的艺术活动只与个体身上与准确、协调这些品质毫不相关的部分有关系，有勾结，有败坏的友谊。空洞状态遭遇了虚空，摹仿术的结果只能产生被掏空两次的空洞。” “太暴力了吧！”阿曼达打断他的话，“不过就像我之前说的，您过于轻巧地在诗歌与绘画之间划上了等号。更夸张的是，您只着眼于纯粹摹仿性的绘画，其实我们很难将这种艺术与摄影、甚至最蹩脚差劲的摄影区别开来。您夸大其词地宣称‘我已经证明……’，但我想告诉您，您什么都没证明出来！” “很显然，”苏格拉底说，“人们应该委托年轻姑娘为诗人辩护。她们总能胜诉！” “也请您不要歧视女性！您就不能放弃绘画这种模式，直接描述您认为的与诗歌密切相关的主体层次吗？这样我们就能看出，诗歌对主体的影响是否只是——用您的话说——‘被掏空两次的空洞’，还是具有真正的价值。” “你在向我发起挑战！”苏格拉底佩服地说，“好吧。让我们尝试换种方式。大家看……摹仿性的诗歌摹仿的是人类独有的实践，这些实践主要有两种形式：被迫的行为和自愿的行为。在这两种情况下，诗所再现的都是投身于这两种行为的个体的生活方式，根据幸福感或不幸感，他们分别过着或悲伤抑郁或幸福喜悦的生活。你同意吗，亲爱的阿曼达？” “许多诗歌的主题确实都是悲伤和喜悦的感情情感。不过，抒情诗并不是诗歌的全部，诗歌远不止这些。”
The Spirit of Plato丨William Blake丨1816 - 1820 “但这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至少对于广大读者来说是这样。” “您总不至于将自己的论证建立在火车站的诗集的销量或电视诗人的观众人数这类数据上吧？” “太可怕了！我的问题其实是这样的：假设某个个体处于某种很容易令情感占上风的情境，那么他的存在是受到‘一’的指引还是‘二’的指引呢？我是说：他是处于内心平静的状态，还是处于自我斗争的状态？从认知层面看，我们知道有人会被视觉感知困扰，这些感知尽管同时产生并针对同一物体，它们仍然是相互矛盾的。那么我们能将这样的人与在实践层面，因快乐和悲伤而自我冲突、自我斗争的人相提并论吗？” “可是，”阿曼达说，“这些我们都已经讨论过了啊！您还记得吗：昨天午夜，或者快到午夜的时候，我们给了色拉叙马霍斯一点颜色瞧瞧，我们还说每个主体中都充满了无数诸如此类的矛盾。” 于是苏格拉底拍着脑门说道：“没错啊，真见鬼！不过还得补充一点，当时因为夜深了有些疲倦所以遗漏了。” “哪一点？”阿曼达怀疑地说。 “我们大致证明了，个体遭遇命运打击时——想想最不幸的命运，比如丧失爱子或丧失爱情，如果能将命运与节制的积极观念建立联系，那么他在承受这种样打击时会比一般人轻松得多。现在我们要考察的是，这种能力是因为他没感觉，确实冷漠无情，还是说他不可能冷漠无情，他心灵的力量源于他能够估量自己的绝望。” “第二种假设显然比较正确。”格劳孔自鸣得意地说。 “可是在何种情况下，”苏格拉底接下去说，“这个意志坚定的个体会动用这种理性力量来抵挡悲伤，或者至少与之展开激烈的斗争呢？是其他人看着他的时候吗吗？还是当他独处，只需面对自己的特殊性时？” “当别人看着他时，他尤其应该表现出对情感的某种控制。在独处时，我想任何一个人，不论男女，都会因为自己的儿子惨遭遭到杀害而大声喊出自己的痛苦，一边撕扯衣裳一边在地上打滚，一连哭上好几个小时，或者傻傻地呆在那里不动，做出种种他在人前不好意思做的事。”
Luca Giordano丨1660 “你的描述十分动人，亲爱的格劳孔，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心理学家。但我们现在必须探讨痛苦现象学之外的东西。在任何个体身上，对情感的主观抵抗都属于内在的理性法则，但使人陷入悲痛的是不幸的偶然性。” 阿曼达终于按捺不住了：“我完全不知道您想说什么。这些和诗的地位有什么关联？” “耐心点，姑娘！我会从心理学说到逻辑学，再从逻辑学说到诗学。” “好啊，赶紧开始第一步吧！” “我们所谈论的个体，比如那个丧失爱子的人，我们描述他时，仿佛他同一时间在同种情况下被人人朝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撕裂。所以我们可以假设，这个人受到‘二’的必要性的统治，或者说他内心是分裂的。” “分裂成两段？” “要我说，差不多吧！一方面，他身上有一部分想谨遵理性法则，无论后者会作出何种指示。而理性告诉我们，在生活的痛苦时刻，最好的做法是尽可能保持冷静，不要向身边的人发出无助的呐喊。事实上，这些插曲对主体的命运来说，好坏的分界线永远不清楚。那些动不动宣称被命运击垮的人，他们在漫长的未来中鲜少一帆风顺。其实在个体有限的生命中，没什么是值得夸大其词的。即便我们只关心效率，像谁说过的那样：‘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我们也会发现，夸大悲伤会妨碍我们获得最快的解决方法。” “这个嘛，”格劳孔说，“我完全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假设你在玩一局赌注很大的掷骰子游戏。一连掷了五次，结果都十分惨淡，有时是三，有时是四，甚至还有二。你看到对手眼中闪过一丝不怀好意的喜悦。你会不会陷入压抑的愤怒中，把骰子扔到他脸上呢？还是在心里告诉自己，每掷一次骰子都免不了风险，于是保持钢铁般的冷静呢？你应该遵循理性的指示来应对命运的打击。只知道哭哭啼啼地擦拭伤口和肿块，这是小孩子的作风。应该做的是依靠你的主体。我们常常是悲怆的个体，但个体能够成为主体，养成习惯尽快哪里疼痛治愈哪里，哪里跌倒从哪里爬站起来。真正的决定总能消除抱怨。” “您的口才简直能唤醒任何一个痛苦之人身上尚未腐坏的部分。”阿曼达钦佩地说，“可是，您说要反驳诗，您现在写的不正是诗吗？” “我还是继续呆在坚固的逻辑堡垒里躲避你的讽刺吧。请一步一步地回答我。我们身上愿意遵从理性原则的是不是最高级的主体层次即思想？” “反正这是您的看法。” “那么对于唤起个体的悲伤记忆、使人乐此不疲地抱怨的层次，你怎么看待？” “我很容易想象到，您接下来会说这个层次是非理性、无意义的，而且不出意外的话，您甚至可能说它是近乎卑鄙的。”
The Death of Socrates丨Jacques-Louis David丨1787 “你说了我想说的话！不过如此我们看到，会受到各种各样摹仿的影响的，正是这个敏感、易怒、急躁、变化无常的层次，我也称它为‘情感’。相反地，要摹仿作为个人延续性守护者的理智又冷静的主体层次则没那么容易。即便有人尝试摹仿这一层次，那些涌到一起看戏的杂七杂八的个体也很难与这一层次产生共鸣。于是我们明白，为什么作为摹仿者的诗人与理性的主体层次没有丝毫来往，为什么他的本领无法满足这个层次：由于他面对的是广大观众，因此与他合谋的是急躁、易怒、变化无常和敏感的主体层次，因为这个层次是最容易摹仿的。你赞成吗，亲爱的阿曼达？” “您刚才提了一连串问题，但是，正如您昨晚指责色拉叙马霍斯那样，您其实是把一大桶话浇在了我头上。我被耀眼的能指淋透了！我只能一遍遍对您呼喊：‘加油吧苏格拉底，加油吧苏格拉底，加油！’” “那我继续啦！我宣布我的论点无可辩驳，我们抨击诗人是正义之举，因为他们只是摹仿者，将他们与画家相提并论是合理的。诗人与画家很相像，因为他们的作品从真理角度说都无足轻重。还有一点可以证明他们是相似的，那就是他们都与主体中他律的部分有关，而非引导主体走向普遍真理的部分。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禁止此类诗人进入我们的共产主义准则治理下的共同体。因为他们会激发主体中完全经验的部分，用虚构的形态培育它，重新给予它力量，同时削弱理性的部分，而后者是唯一与真理辩证法相关的部分。这就像我们把一个国家交给最愚昧的反动派，任凭他们壮大势力而不采取任何措施，却对真正的政治、平均主义的政治、解放的政治的拥护者遭受到的迫害视而不见。我们不得不说，被摹仿术奴役的诗歌使得本该参与到主体生成过程的个体产生了坏的思想倾向。因为这种诗歌吹嘘的是难以想象和想象不到的东西，它把伟大与卑下的模棱两可、不可分辨当作一种享受，它针对同一事物书写的叙事抒情诗时而像史诗那样夸张，时而又带点凄凉和贬低。因此诗人创造的只是些幻想之物，后者与真理的距离可以说是无限遥远的。” “哎呀，”阿曼达欣喜若狂地说，“这不就是最佳的反修辞学的修辞学吗！” “你还什么都没见识到呢！我只是谈论了诗歌的最小罪状。还有更糟糕的呢。” “天哪！”格劳孔惊呼道，“还有什么能比一个乱涂鸦的、可怕的反动分子更糟糕的呢？” “诗歌能够损害最体面的人的思想，这是最糟糕的。几乎无人能逃脱，可能你和我都无法幸免。” “连您也不能？真难以相信。” “你可以自己到我们之中最优秀的人前做个实验。当我们聆听荷马或另一个伟大的悲剧诗人摹仿我们最喜爱的英雄，描述他的极度痛苦时——他会朗诵一大段沉痛的叙述，边吟唱边撕扯自己的头发，用巨大的双手捶打胸脯，仿佛一个和尚在敲锣那样——，你知道我们此时会将自己想象成这个陷入绝境的人，从而体会到一种强烈的快感。于是我们会以十二万分的严肃称赞这个使我们进入这样一种状态的诗人。” “我承认我在听欧里庇得斯的诗歌时就是这样的。”
Prometheus Chained by Vulcan丨Dirck van Baburen丨1623 “对我来说是埃斯库罗斯。年代不同啦……总之，你应该也注意到了，当我们自己在私人生活中遭遇巨大的悲痛时，我们绝不会像刚才那位英雄那样做。我们甚至会因表现出了相反的举动而自豪：在缓慢的冷静中抑制痛苦，保持理智的勇气，丝毫不表露伤恸。我们坚信这种能够安抚他人的节制是适合主体的，而哭哭啼啼——即便真的是悲剧——只会令所有见证者产生个体的混乱。” “我父亲阿里斯通去世时，我的想法完全和您说的一样。但我还是非常想哭！” “我也是，当我亲爱的妻子赞西佩得癌症时，我忘记了我们曾经激烈的争吵以及她常常夜里拿着扫帚等我的事，忍不住哭喊、落泪……不过言归正传。现在有一个人——诗人描绘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无法接受并且羞于自己和他一样。但如果在舞台上看到他，或者仅仅是受到摹仿其痛苦的诗歌魅力的蛊惑，我们不但不会产生反感情绪，反而还非常喜欢，卖力鼓掌，你觉得这是正常现象吗？” “确实挺奇怪的。” “让我们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首先想想我们遭遇家庭不幸时尝试抑制的那种冲动，它要求获得应得的泪水、叹息和哀号，因为这是它的本性使然。其次，正因为诗人激起了这种冲动——即情感，并满足了这种冲动，所以他们才会讨我们开心。最后再来想想与之相反的冲动，即我们身上最优秀的部分——思想，如果缺乏知识和纪律，那么当哀怨的情感冲动在舞台上看到他人的不幸时，思想便很难抑制住哀怨的冲动。其实大家都觉得，只要是在看表演，那么当自称体面人的剧中人动不动就痛苦呻吟、哭泣连连时，对他产生同情或者称赞他都没什么可难为情的。大家还觉得可以从这个人公开表达痛苦的行为中获得乐趣，绝对不能因为要反对诗歌而剥夺了这种乐趣。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这条有关冲动的严酷法则：享乐的动机会会不知不觉地从别人身上转移到我们自己身上。看到别人的表演会产生并强化对他人同情动机的人，将很难抑制自己的悲怆冲动。” “我只能说我很赞同。”格劳孔被震慑住了。 苏格拉底对格劳孔的赞许感到很满意，然后继续他的攻势：“我们说的关于悲伤的这段话不也同样适用于滑稽吗？在喜剧甚至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愚蠢粗俗的笑话，结果呢？我们会放声大笑，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但我们自己却羞于讲出这类蠢话。因此我们的立场与灾难剧观众完全一样。与认同怜悯怜悯的粗鄙手段卑劣手段一样，我们由于害怕被当做小丑，所以通过严肃的理性抑制住了自己无论如何想要使人发笑的欲望，可一旦有别人这样做了，我们立即就会效仿他！于是，渐渐地，我们失去了防备，任凭自己变成一个私底下也爱开玩笑的人，对此我们自己还毫无意识。” “喜剧和悲剧之间还真是惊人地相似啊。”格劳孔着了迷似的说。 苏格拉底越来越起劲：“我们可以把这个道理推广到正在融入正与主体融合的个体的各种个体情感，包括欲望、痛苦和喜悦——如爱情的快乐或政治的愤怒，我们认为这些情感与我们的行为密不可分。诗对这些情感的摹仿使它们得以发展，本应使之干涸的情感，诗浇灌了它，我们身上本应臣服的部分，诗将它置于操控者的地位。由此，诗歌——喜剧诗也好，悲剧诗也好——与我们最宝贵的某个理性愿望背道而驰，，这个愿望就就是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幸福，而不是越来越差，越来越不幸。” “我认为，”格劳孔说，“问题到此已有定论。”
Diogenes丨Jean-Leon Gerome 苏格拉底觉得是时候用一个庄严的句子说出结论了。他深吸一口气，说道：“因此，亲爱的朋友们，当荷马的仰慕者称赞他是希腊的教育家，说在管理和教育人的方面应该选择他，向他学习，从而用他的诗歌来赋予存在以意义时，你们应该一方面欣然迎接这些诗歌爱好者们，拥抱他们，把他们视作最值得尊敬的人，与他们一致赞同荷马是至高无上的诗人，是悲剧诗的创始人。但是另一方面，你们也要坚守我们的信念，这信念肯定，肯定只有歌颂赞美我们的思想、赞美赞美这些思想的体现者的体现者的的诗歌赞歌与颂词才直接适合于适合我们的第五政治，这信念否定受人喜爱的史诗或韵律诗。因为如果我们对十分受人喜爱的史诗或韵律诗对史诗或韵律也一视同仁的话，快乐和痛苦必然会取代我们公认的、并不断在公开场合宣布为世上最好的集体纪律和准则，成为人们的统治者。” 苏格拉底停下喘了口气又开始呼吸。屋外，太阳快要从海面消失，柱子在地板上留下一道道阴影，仿佛一幅只摹仿自己的抽象画。阿曼达猛地呼出一口气，用深邃迷人的目光凝视着苏格拉底：“亲爱的老师，我可以说一句不太恰当的话吗？” “这不是你的专长吗，桀骜不驯的姑娘？”苏格拉底回答说，与其说他语气和善，不如说他累了。 “我想说，不管是关于诗歌还是戏剧，您都没有让我信服。您树的靶子——一种被归结为对外界事物和原始情绪进行再现的艺术——是十分狭小的，而您给人的感觉是，它几乎能代表整个领域。像品达罗斯、马拉美、埃斯库罗斯、席勒、萨福、艾米莉·狄金森、索福克勒斯、皮兰德娄、伊索、费德里戈·加西亚·洛尔卡这些人，都不在您的框架里。” 苏格拉底没有出声，显得很紧张。格劳孔瞪大了双眼。阿曼达突然迟疑了一下，不过又接着说： “我觉得……我想说您的论证中有一部分是在进行某种辩护。就像您想要为自己辩解，也许首先是要请求您自己的原谅，因为您把诗人和他们的艺术赶出了我们的政治共同体。” 苏格拉底也迟疑了许久，然后意识到自己不得不作出回应： “你说的不完全错。是纯粹理性迫使我们做出了这样的宣判。不过为了避免你指责我缺乏教养或者说我是粗俗的民众主义者，我还是想提醒你一下，这事不是由我起头的。诗与哲学之间的分歧由来已久。下面这些描述哲学和哲学家的古老诗句可以作证： 哲学：一只冲主人狂吠的恶犬。 与最疯癫的人一样难以捉摸的伟大。 一群自以为战胜上帝的智者。 斩断你的思想吧，既然你这么肮脏。 而且，无数站在诗人一边的人也见证了这个古老的矛盾。”
The Convict Ship T.K. Hervey丨James Hamilton丨1864 “可是，”阿曼达不依不饶，“为什么要重蹈覆辙呢？为什么不在哲学和诗之间建立新的和平呢？” “听我说，我很想声明一点，如果遵循快乐组织原则的摹仿诗能证明它在共产主义政治共同体中值得拥有一席之地，我们会很乐意给它这一席之地。因为我们都十分清楚，这种诗始终对我们充满吸引力。只是我们不能背叛自己心中的真理。” “那好吧，”阿曼达微笑着说，“请您让我亲爱的弟弟也接受这种折衷的办法。” “乐意为之！”苏格拉底又焕发了活力。 然后，他转向格劳孔说：“亲爱的朋友，你会不会不顾一切阻挠而被史诗吸引，尤其当你欣赏荷马本人展现史诗魅力时？” “是的啊！”格劳孔遗憾地坦白。 “既然如此，如果史诗用一段精妙绝伦的诗篇成功地为自己辩护，那么我们难道不应该接纳它进入我们的家园吗？让我们走得更远一些。让我们接受诗歌辩护者的辩词。他们和我们一样都不是诗人，只是诗歌的爱好者罢了，他们用散文为诗歌辩护，试图向我们证明诗不但令人愉悦，而且对于共产主义政治和普通人的生活都有益处。我们应该心怀善意地倾听他们的辩护，如果他们能证明诗既令人愉快又乐于助人，这对我们来说是多大的收获啊！” “那您之前的无可辩驳的论证怎么办？”格劳孔问。他觉得苏格拉底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对此他感到很困惑。 “这是因为，”阿曼达说，“苏格拉底一秒钟都不相信这些诗歌辩护者的辩词能够证明它的清白。” “啊，”苏格拉底激动地说，“我多么希望他们能够做到！但如果他们做不到，我们就会像那些意识到自己为爱所伤的狂热恋人一样，放弃爱情，分道扬镳，撕心裂肺。这就像一种可怕的暴力，但他们还是这样做了。我们也一样，美丽的城邦无私地教育赋予我们教育，尽管受到这份教育的约束，我们还是培养了对史诗、抒情诗或悲剧诗的热爱。我们为诗所表现出来的卓尔不群甚至超越真实的品质而高兴。然而，只要诗无法为自己辩白，我们在聆听它时就会把格劳孔所说的‘无可辩驳的论证’当做护身符一般不断默念。因为我们不愿再陷入这种大多数人都会经历的幼稚爱恋中。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不该过分眷恋这类诗歌，仿佛它属于追求某种真理的进程似的。我们应该在聆听或阅读诗歌时怀疑它的魅力，犹如在巨大的危难面前展现出主体的坚定意志。而且最好将我们刚才所说的关于诗歌的一切当做一种铁律。” “您的让步意义不大。”阿曼达失望地说。
Debate of St. Stephen丨Vittore Carpaccio丨1514 “因为这是一场重大的斗争，亲爱的年轻朋友们，是的，一场重大的斗争，比你们想象的还要重大，比涉及每个主体的斗争还要重大，善还是恶，真理的创立还是保守主义的胜利，这是个问题。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必须对荣耀、财富和权力保持警惕，这些会导致我们忽略主体的最大优点——正义。不过，啊，我们也得对诗歌保持警惕。” “阿门！”阿曼达抛下这句话。 而苏格拉底假装什么也没听见，并且打算一直假装下去。 （文章出自阿兰·巴迪欧《柏拉图的理想国》） 题图：Diogenes丨Jean-Leon Gerome局部 #飞地策划整理，转载提前告知# 重 要 TI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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