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晚清以降，中国遭逢“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进入了与“春秋战国”具有同等意义的历史性转型时期，而且，此一历史进程仍在持续当中。鸦片战争后，无数志士仁人为探求国家民族的历史路向而呕心沥血，前仆后继。顺应此一历史发展潮流，当代知识分子便有了清晰而又明确的历史使命，即致力于建立一整套融汇东西方文化精华，综合现代各类科学特长的新型中华文化体系，使之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推动力，进而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
“国学”，即本国学术的简称。张岱年先生在《国学丛书·序》中指出，“中国传统学术包括哲学、经学、文学、史学、政治学、军事学、自然科学以及宗教、艺术等等”。根据笔者个人管见，所谓“新国学”，应是在继承及整理上述各类学术的基础上，集中对其理论内核与结构作出适应新时代需要的锻造和创新，建立中国学术的新型理论体系。《左传》有云，“国于天下，有以立焉”，冀此“新国学” 可为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适用的参考坐标。
哲学——继往开来 造福人类
笔者认为，哲学实为一个民族安身立命，赓续存亡的根本。考诸古今中外，任何民族的盛衰兴亡均与自身民族哲学的有无、深浅或高下直接相关。而各种宗教其实就是哲学的变体，有的是哲学的原始形式，有的是哲学的通俗形式。自然科学的发展同样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受到哲学原理的约束及指导。故而哲学实为一切学术之基，亦为一切学术之首。我们构建“新国学”，同样必先确立一个新哲学，以之作为新国学的理论基础及指导核心。
时至今日，东西方文明的相互交流已过百年，仅从中国哲学自身出发来构建新哲学，必然无法跳出“新儒学”或“新道家”之窠臼。笔者以为，应自新世纪人类文明的高度（即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新科技）对中国传统哲学作一全面审察，不足则增之，低下则高之；优者存而发扬之，劣者汰而删除之。续与世界各个重要哲学流派开展对话及互动，同者则强调之，异者则磋商之；的论固据理共拥之，谬言应据理力斥之。经此一番动作，中国传统哲学的面貌自应焕然一新，而立足于人类文明最新成果，着眼于宇宙人生终极体悟，通达于世界各个民族、各类文化共有境域的新世纪的中国哲学亦可呼之欲出了。
史学——天地人和 求全求真
《贞观》曰，“以古作鉴，施于己者也”。研究历史，正是为了让我们能够鉴察自身之言行，使其顺应历史发展规律，进而成天道，全人性，自觉自悟地完成个体生命的历史使命。
现代科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宇宙实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多层次、全方位的物理系统，人类社会当然不过是其中一个微小的组成部分。自地球人类而言，地球及其周边天体则以地球为中心，形成一个处于特定宇宙时空之中的相对稳定的小系统，我们姑且称之为“地球系统”。它同样是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物理系统，是以古人视“天地人”为三才，为一体。据此我们可以判定，传统的中国史学研究只是一门残缺不全的学术，并未能反映中国史实之全部，因此便难以为我们提供剀切的历史经验，严正的历史批判，故亦无从提供明确的历史理论指引。
我们认为，历史既非由英雄创造，亦非全赖人民群众。所谓“历史”，实为某一事物于特定时空中之运动轨迹。因此，历史学其实是一门融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学术。历史研究的正确方法就是一本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尽量排除外来影响，保持独立的学术地位，对某一特定事物的发展历程作出全面的、深入的查证与探讨，以鉴定其历史地位、价值及意义。另外，在一般民众（包括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认识中，历史就是搁在书架上那一摞摞的线装书，或者是摆在博物馆里那一堆堆的出土文物；在他们的观念中，历史是过去的，静止的，已经死亡的东西，和当下的现实生活没多大关系。而我们却认为，历史是活生生的，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事物。历史，时时处处都在与我们发生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产生着或强或弱的影响，施加着或大或小的作用。因此，民众的历史意识要加强，历史观念要更新。中国新史学的创立，亦应作如是观。
伦理学——重塑人格 以徳立国
传统伦理学在中国学术中异常发达，几乎占了哲学的半壁江山。从先秦子学以至宋明理学，均占据显赫的主流地位，难怪黑格尔以为中国就只有伦理学而无哲学。然而，西方文明先仗恃坚船利炮长驱直进，后凭藉科技文艺一拥而入，将中华大地卷进了世界现代进程，将中华文化投进了世界文明熔炉。面对如此激烈、急迫、全面的冲击，中国传统的士人阶层无法招架，中国文化的固有领地相继失守，尤以传统伦理更几乎被冲刷殆尽。时至今日，重建社会公共道德体系已成为学届共识，更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当务之急。因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能仅有经济科技一类的硬件指标，更应有道德文化等软件指标。
若要创立新世纪的中国伦理道德，首须解决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即人性之善恶问题。然而，不论中国伦理学或是西方伦理学都仍未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此一问题。我们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善恶问题，则须从世界本原着手。世界三大宗教以及儒家哲学均认定“至善”为世界本原的基本性质，因而莫不力主“导人向善”，“抑恶扬善”。实际上，这是典型的“以人代天”，将人类自身的属性无限放大，强加于世界本原之中，从而塑造出一个个面目不同的道德偶像，供人顶礼膜拜，硬将生动的人性禁锢在僵化的“天理”之中。历史证明，此种理论及行为是注定失败的。
其实，老子早就指出，“天地不仁”，“天地无亲”，世界本原并没有任何感情或意志，而善恶不过是仅存于人性之中的相对的、可变的社会属性，因而并没有什么终极意义上的“至善”。鉴此，我们认识到，善恶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善难普照，恶难根除。是故存小恶以求消大恶，积小善以求成大善，应为新世纪人类伦理道德之通则。
《中庸》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真实无妄谓之诚，言行有征谓之信。我们认为，诚信，实为一切人际关系的根本基础。因为彼此诚实，方能建立互信，有信，方能互相尊重（礼），互相关爱（仁），互相帮助（义）；而明乎此理，方可称为有“智”。
放眼今日之中国社会，“假冒伪劣”普遍存在于各行业各领域，甚至学术届也在高呼“打假”。兼且当今中国人口基数庞巨，各类型的社会活动日益频繁。因此，若能重建以诚信为本的公共道德体系，则各种人际关系必能平和顺达，各种社会关系随之畅通无碍，而整个社会的管理及运营成本即可大幅下降。其次，现代商业社会讲求个人及集团信用。倘若人人力行诚信，既可提高效率，亦能促进经济发展。
政治学——民为国本 重在制度
在中国历史上，向来是治统与道统并重。虽然早有“民为贵，君为轻”的观念，但落实到现实层面时，中国政治总是表现为自上而下的单向形式。黎民百姓只能鸣冤叫屈，等待“青天大老爷”来主持公道，若想呼吁或推动改革则是“犯上作反”；而地方秩序及民众自治便交由宗族制度（亦即皇帝制度之变体）去全权处理了。
去年举行的中共十六大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并以之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更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写进党章，开创了中国政治史上的新纪元。现代中国政治学于此迎来了它的学术春天，其最大的任务在于为体现及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制度化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和设计方案。
自然科学——立足国学 锐志创新
在传统国学中，自然科学是最薄弱的组成部分。由于神州大地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亦由于炎黄子孙聪明睿智的辛勤劳作，使中国文化养成了轻视科学，鄙视技艺的恶习。自墨家学派衰绝后，自然科学便退出了中国学术的主流，而屈居仆役的地位。直至“西风压倒东风”，中国学人方如梦初醒，自此即忙着“师夷长技以制夷”，使得中国的近现代科学一直是亦步亦趋于西方之后。一部最权威的中国古代科技史，竟然要由一个外国学者来撰写，这不能不说是国学的耻辱。
我们认为，中国文化并不缺乏创造性的科学思想，许多对人类文明发展影响至巨的发明创造均渊源于中国。时至今日，在传统文化中仍然有许多有价值的科学认识和成果等待着人们去发掘及利用。因此，中国学届应打破学科及门户的隔阂，齐心协力，团结合作，认真研究与总结传统的科学思想，在此一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科学理论体系，推动中国科技实现跨越式发展，全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文学艺术——回归传统 走向世界
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受创最深的要算是传统的文学艺术。一方面是由于国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之下所造成的经年不绝的战火与动乱，一方面是因为某些眼光短浅的著名学者所推动的“全盘西化”式的文化运动，从而产生诸多合力，共同导致中国传统文化从根基（文字）到主干（文学）均遭受巨创，使得中华文明的赓续与发展产生了难以修补的历史断层，在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上造成了一道巨大鸿沟。质言之，中国的现代文学艺术丢失了自己固有的文化生命之根。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文艺在近现代时期难以产生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作品的根本原因。
笔者认为，与其临渊羡鱼，垂涎别人的这个奖那个奖，不如退而结网，老老实实地回归中国的传统文化，扎扎实实地研究传统的文学艺术，认真总结出中国文化所固有的民族文艺理论。当然，回归传统绝非意味着画地为牢，闭门造车。而是实行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的方针，秉持自主的、开放的心态与世界各国文化进行平等的、有益的交流，于此基础上打造具有世界影响的新世纪的中国文学艺术。日本的黑泽明电影早已证明，只有是民族的，才会是世界的。
上述六个学科可视为“新国学”的主要组成部分。笔者建言，可否由北大及清华这两所国学根基最深厚的大学，集中各专业各领域的杰出学者，共同创建我国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国学院”。冀以打破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传统隔阂，融汇贯通东西方文化的理论精华，从而打造出一整套具有长远生命力的，深具现实指导意义的中华“新国学”。当然，以上观点只是笔者的一孔之见，“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耳。企望时贤不吝斧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