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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代学界关于“新国学”讨论 1991年，《学人》杂志第一期中的“学术研讨笔谈”首次对“新国学”进行了普遍而深入地阐释，主要立足于国学观念中的陈规陋习、思想办法僵化以及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空泛的现象进行讨论，希望建构一个有标准、有中华民族特征而具有世界意义的学术体系。传统国学研讨似乎不能满足我们的时代、文化语境、世界文化格局、现代民族精神等的需求，所以得在国学的根底上重新考虑它们参与我们文化心理构造、民族文化特质建立的方式和办法，这就是“新国学”概念提出目的，即试图对国学观念进行重新审视或批判，以构建能够涵盖中国学术的全部成果的“新国学”概念，真正表现中国学术的主体性、独立性与整体性，为中国文化的复兴奠定深厚的学术基础。 1993年，袁行霈教授在《国学研讨》发刊辞中说：“国学作为固有文化传统的局部，曾经渗进民众的心灵，直接间接地参与理想生活……”，在其后与记者的谈话中也说道：“国学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研讨国学并不是复古，而是为了如今和将来。因而要抱着开放的态度，把国学放在世界各民族文化大格局中加以研讨……使之为中国现代化和世界全人类文化的进步做出奉献。这样，就是有别于旧国学的新国学了。” 2005年，王富仁教授发表了《“新国学”论纲》的长篇宏论，更深入全面地探讨了新国学的内涵，他定义“新国学”说：它“不是一种学术研究的方法论，不是一个学术的指导方向，也不是一个新的学术流派和学术团体的旗帜与口号，而只是有关中国学术的观念。它是在我固有的‘国学'这个学术概念基础上提出来的，是使它适应已经变化了的中国学术现状而对之作出的新的定义。”与一般学者对新国学界定不同的是，他把“五四”以后生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现当文化，特别是由陈独秀、李大钊开其端的中国现代革命文化，以鲁迅为主要代表的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由从事外国文化的翻译、介绍和研究的学者和教授创造出来的大量的学术成果也都纳入到“新国学”的概念中。 北大教授钱理群说：“‘新国学’的理想主义，更表如今它对‘精神归宿’的考虑与呼吁……‘新国学’这个学术概念对于我们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因为，只有这样一个学术观念，可以成为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的、学术的和精神的归宿。” 2008年，方克立先生在《创建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国学》提出： 新国学是在吸收前人一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包括乾嘉学派和“疑古”、“信古”、“释古”学派，以及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等人的有价值的国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原则，全面总结和清理前人给我们留下来的学术文化遗产，构建中国传统人文学术，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经学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宗教思想史、中国科学思想史……等等的新学科体系，形成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和传统思想文化的真正科学的认识。 刘勇教授指出：“从目前来看，‘新国学'的讨论的确是致力于清理中国‘内部'的学术结构问题，还未转过身来对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之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而这一点，无疑是‘新国学'讨论应该继续深入的地方，惟其如此，‘新国学’才能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也才能真正完善自身的历史定位”。同时他就这个问题做了深入探讨。 从以上这些对新国学概念的讨论，可以看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大趋势下，学术界对国学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视，并且有了强烈的现代意识，提出有别于古代，不同于民国时期的新国学，不断拓展和深化国学的研究领域。 (二)新经学 早在20世纪30年代，马一浮就提出了“六艺该摄一切学术”“新经学”（现代新儒学）思想，其具体内涵：一曰“六艺统诸子”，二曰“六艺统四部（指经、史、子、集）”，三曰“六艺统西学”。他声称“六艺不惟统摄中土一切学术，亦可统摄现在西来一切学术”。即以六艺来统摄一切的精神与文化，统摄一切传统与西方的学术。而他所谓“六艺”，即指儒家的《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经”。马一浮的学术思想是以中国文化的整体观消弭古今、汉宋、朱陆和儒佛道之纷争，用世界主义的文化观寻找中西文化融合之路，纳西入中，以中国之六经统摄西来学术的新经学。 当代学者提出“新经学”这一概念已有20余年。1988年，党跃武教授发表《新经学浅论》，认为： 自“五四运动”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作为推崇封建大道的旧经学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革命。然而,经学并不能因此而消亡。思想的多元化和本能的否定,使得新经学迟迟没有得以构建,不论是其理论框架还是其内容涵义,都还接近于空白,至少可以说是零星的。一个历史的事实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经学体现了其思想根基,而漫长的封建历史,至今对人们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古为今用”的观点既为新经学的产生提供了科学的方法,也为新经学的产生提供了需求。随着最近几年来,一种中国文化寻根的热潮的出现,一种全方位反思的出现,人们已经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发展是无法割裂的,是一个发展的系统(虽然这种系统的发展是相当缓慢的),而从作为“学问之源”的经学中寻找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联络和更新,则成为一种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必然和可能。 他还提出了新经学研究至少应该包含的几个方面，如对经学文献的整理、对经学历史的研究、对旧经学观的否定、对经学文献价值的辨析、经学研究引入现代科学手段等。这大概是当代最早提出“新经学”概念的一文。 “新经学”概念提出的标志，应是2001年11月2日，著名国学大师饶宗颐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论坛上作了题为《新经学的提出——预期的文艺复兴工作》的发言，后来他又写成《〈儒学〉与新经学及文艺复兴》一文发表在《光明日报》。他说： 我们现在生活在充满进步、生机蓬勃的盛世，我们可以考虑重新塑造我们的新经学。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他们的Bible（日本至今尚保存天皇的经筵讲座，像讲《尚书》之例）。我们的哲学史，由子学时代进入经学时代，经学几乎贯彻了汉以后的整部历史。“五四”以来，把经学纳入史学，只作史料来看待，不免可惜！……经书是我们的文化精华的宝库，是国民思维模式、知识涵蕴的基础；亦是先哲道德关怀与睿智的核心精义、不废江河的论著。重新认识经书的价值，在当前是有重要意义的。 何正波撰文中指出所谓“新经学”是相对传统经学而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新经学”则以国学（在这里，国学特指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学术）为研究对象，超越传统经学以儒家文化为主的研究范式，根据“古为今用”的指导思想全面总结、吸收春秋战国以来中国各家思想学术的精华，推陈出新，是国学之经学。“新经学”是一种广义经学，举凡道、武、医、佛等各家的著作都称“经”，并且各家都有自己的经学。传统经学特指儒家经学，是狭义的经学。今天我们重提经学，自然不能局限于儒学一家，而应该博采众长、推陈出新，是为“新经学”，亦即广义经学。“新经学”的提出，为国学研究指明了一个方向。研究国学，首先就要研究影响国学发展的基本学派及其代表著作，这正是“新经学”的研究范畴。 我认为，传统经学以儒家六艺、六经为中国文化代表性的经典，是有其历史渊源和合理性的。孔子经过整理发掘了这些典籍的思想蕴涵，同时用它们来教育学生，全面地继承了上古以来的传统文化，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正统。正因为如此，儒经被看成是古代圣人的精心制作，是安身立命、治理国家和规范天下的大经大法。如班固在《汉书·儒林传》中就说：“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这就强调了儒经的来历及其政治教化功能，显示了儒经神圣性的一面。今人熊十力也说：“夫儒学之为正统也，不自汉定一尊而始然。儒学以孔子为宗师，孔子哲学之根本大典，首推《易传》。而《易》则远绍羲皇。《诗》《书》执礼，皆所雅言，《论语》识之。《春秋》因鲁史而立义，孟子称之。《中庸》云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孟子言孔子集尧、舜以来之大成。此皆实录。古代圣帝明王立身行己之至德要道，与其平治天下之大经大法，孔子皆融会贯穿之，以造成伟大之学派。孔子自言‘好古敏求’，又曰‘述而不作’，曰‘温故知新’。盖其所承接者既远且大，其所吸取者既厚且深。故其手定六经，悉因旧籍，而寓以一己之新意。名述而实创。是故儒学渊源，本远自历代圣明。而儒学完成，则又确始于孔子。但孔子既远承圣帝明王之精神遗产，则亦可于儒学而甄明中华民族之特性。何以故？以儒学思想为中夏累世圣明无间传来，非偶然发生故。由此可见儒学在中国思想界，元居正统地位，不自汉始。”这就非常清楚地论证了儒经作为中国文化正统的历史原因，孔子所继承的是远古至他那个时代圣王立的精神遗产，吸收了深厚的营养，开创了儒家的学统。由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和普及而形成了经学传统，从西汉武帝开始，儒家的经学便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并逐渐成为主流的文化形态。历史上，皇权以经学作为统治的思想来源，社会以经学作为秩序的价值准则。历代的官方版刻经籍、社会启蒙读本、民间乡约村规，在思想观念上都与儒家经学有密切的关系。由于社会发展的广泛需要，经过历代学者的不断诠释，儒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性经典，经学不断丰富，以至于成为学术的主流。因此，儒经的地位是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必然，不仅仅是是汉代以后统治者提倡的结果。 与此相应，儒学在中国文化中起着主体性的地位。余英时先生说：“儒家教义的实践性格及其对人生的全面涵盖使它很自然地形成中国大传统中的主流。”钱穆指出：“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一根大梁。”儒学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哲学、文学、艺术、伦理、宗教、科技、医药以及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发展，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历史地形成了主体地位。因此，新国学还是要以经学及其建立其上的儒学为核心或主体，即“以儒学为主体，以经学为核心”。 (三)新子学 方勇教授《“新子学”构想》一文2012年10月22日在《光明日报》发表后，引起学术文化界广泛关注。他提出：“‘六经’系统包含了中华学术最古老、最核心的政治智慧，因而在历朝历代均受到重视，西汉以降一直被尊为中华文化的主流思想而传承至今。子学系统则代表了中华文化最具创造力的部分，是个体智慧创造性地吸收王官之学的思想精华后，对宇宙、社会、人生的深邃思考和睿智回答，是在哲学、美学、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技术等诸多领域多维度、多层次的深入展开。比起经学系统，子学系统在传统观念中的地位虽有不如，但其重要性却丝毫不见逊色。它们共同构成中华文化的两翼，为东方文明的薪火相传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这个观点笔者基本能够接受，因此也同意邓国光先生的看法： 中国文化的集体智慧，保存在传统学术之中，包括经学、史学、子学与集学。从立义的角度言，四部都是一心。从分类而言，四部是体。从学术功能而言，因体见用。四部全体大用，皆不能偏废。……在集部，有新文学；在经部，有新经学；在史部，有新史学。但作为时代理性思维象征的“子学”，独落后于斯。可幸的是，方勇教授提出“新子学”，如此整个四部学术能共同在相同方向上各显辉煌。也就是说，20世纪以来，相比较新文学、新经学、新史学，新子学没有形成整体力量，只有作为一家一派的分散子学，如新道家、新法家、新墨家等。方勇教授现在提出“新子学”的构想首先把子学作为整体凸显了出来。所谓诸子的提法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时代都没有的，到了汉人才逐渐整理、分类、概括出来先秦学术思想流派为“九流十家”，即后世所谓“诸子百家”。方勇教授在中国经过了20世纪诸子百家争鸣时代之后现在独具慧眼，对近代以来的诸子复兴思潮做出了整体性的概括总结，提出了新子学构想，非常及时，非常必要。但是对下面所说笔者不敢苟同： 清末以来，子学更是参与到社会变革的激流中，化身为传统文化转型的主力军。尤其是它通过“五西”以来与“西学”之间起承转合的变化发展，早已经使自身成为“国学”发展的主导力量。如今，“新子学”对其进行全面继承与发展，亦将应势成为“国学”的新主体。……倡导子学复兴、诸子会通，主张“新子学”，努力使之成为“国学”新的中坚力量。 这是不符合有清以来中国思想史发展的史实，特别是怎么解释现代新儒家的学术思想成就和在20世纪产生的巨大影响？对此，谭家健先生对这一观点也提出质疑：《构想》指出：“新子学，将应势成为国学新主体。”这个问题涉及对国学的总体界定，目前意见纷纭。如前所述，方勇教授主张新子学以思想史为对象，并不包括经学，史学，古代文学和古代自然科学史。然而在传统文目录学中，“新子学”之书只是子部中的一小部分。能够称得起起国学新主体吗？它与经学、史学、文学是什么关系呢？建议多听听经学界、史学界、文学界和自然科学史界朋友的意见。目前，某些学科地位的界定，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涉及实际利益。某个学科一旦由二级升为一级，或由非重点升为重点，待遇大不相同。新子学可否宣称是“国学新主体”，必须慎之又慎，广泛听取不同意见，特别是反对者的意见。笔者以为大力弘扬新子学时也应该看到新子学的局限性，给予适当的学术定位。姜广辉先生说：在中国实际的历史中，“子学”的地位从来就不那么高。近现代的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著作过于突显“子学”的历史地位，若从信史的角度看，不免有拔高之嫌。经学支配中国思想界两千年，这是实际的历史。作为历史学家应该承认这段历史，解释这段历史；而不应以个人之好恶抹煞这段历史，改写这段历史。这里以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构建为例来说明。近代以来中国学界引进西方哲学，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怎么处理与传统学术体系的关系，就成为当时学者探索的重大学术问题之一。胡适站在西方哲学的角度批评中国古代“经学与哲学的疆界不明”的毛病，强调“经学与哲学究竟不同：经学家只要寻出古典经典的原来意义；哲学家却不应该限于这种历史的考据，应该独立地发挥自己的见解，建立自己的系统”，因此提出，“经学与哲学合之则两伤，分之则两收其益”。后来冯友兰也强调中国哲学史必须与经学分离而独立，以西方哲学为蓝本来建立中国哲学史的学术范式。他们这样把哲学与经学相分离的认识现在看来也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实际上他的哲学史写作是抛开了经学传统，纯粹以子学的眼光来写作中国哲学史的，这就出现了讲中国哲学史以子学为主，摆脱经学的“失根”现象，使中国哲学史几乎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历史中，经学一直是社会的指导思想，自《庄子·天下篇》、《汉书·艺文志》以及后世关于经、史、子、集的文献分类等等，有关传统的思想文化的陈述都是以经学为纲统合子学的。后世无论多么伟大的思想家，其影响都是无法与儒家六经相比的。而两千年间的一般知识分子可以不读诸子百家之书，但很少有不学儒家经典的。若一部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著作不包括经学的内容，你能说它是信史吗？即以子学而言，中国思想家（哲学家）的问题意识，多是从经学衍生出来的，许多哲学命题所讨论的正是经学中的问题，你如果不懂经学，如何能正确的理解那些命题呢？所以我认为，如果一位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教授不懂经学，那他就没有资格讲授中国思想史或中国哲学史。……一部中国思想史或中国哲学史著作，若没有经学思想的内容，就等于没有了文化的根基和价值的本原，那岂不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感谢韩星教授授权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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