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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英国的物理学家、小说家查尔斯.斯诺(Charles Percy Snow)在剑桥大学作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演讲——即“两种文化”——他认为英国社会中的“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相互厌弃、势同水火,文学家认为科学家是一群肤浅的乐观主义者,科学家群体对深邃的文化知之甚少;而科学家认为文学家是一群病态的愤世嫉俗者,文学家群体连初中水平的物理知识都搞不清楚。查尔斯.斯诺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构成了两个割裂的群体,人文文化群体的代表是文学和历史知识分子,科学文化群体的代表是科学家(特别是自然科学家); 第二,“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有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二者之间的相互了解十分匮乏、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偏见,不仅仅在学术观点上的分歧比比皆是,伦理道德层面也没有什么共识可言;第三,造成科学文化群体和人文文化群体割裂的主要原因,就是英国教育的过度专业化、以及社会形态的僵化,特别是社会形态的僵化使得英国难以重整教育系统,进而科学文化群体和人文文化群体相背而行、再无沟通的基础和渠道。查尔斯.斯诺认为,英国的人文学者对“科学”本身怀有一种顽固的傲慢、而科学家对“人文”则较为轻视和无知,清华大学科学史系的吴国盛教授认为,当地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一部分科学家对“人文”较为傲慢。 (科学) 上世纪50年代之后,中国实行了文、理分科的教育制度,使得理科生对人文领域弃之不顾、文科生对科学领域的种种理论一窍不通,培养出的人才往往知识结构比较单一、综合能力欠佳,进而他们的创新能力受到了不小的损害,吴国盛教授认为,分科教育造成了“双重无知”的窘境,即理科生对人文的无知、文科生对科学的无知,即便各界人士早已意识到了专科教育的缺陷,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突破和扭转这一窘境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心力。让人惋惜的是,中国的一线科学家过于繁忙,无暇撰写脍炙人口的科普读物,而人文学者的基础太差,无法理解和阐释比较深奥的科学理论。 与英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中国科学家对“人文”的傲慢,源于日益膨胀的“科学主义”观念和风气。中国的文艺作品浩如烟海,可种种因素的影响和“遏制”下,人文传统并不稳固和深厚,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以及科技的日新月异,人文文化越来越边缘化。约翰.布洛克曼的著作《第三种文化》中,认为英国人文领域中的一些人以不懂科学技术和数学为荣,可科学领域中鲜有这样的情况,吴国盛教授认为,中国的情况正相反,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中的一些人以不懂“文史哲”为荣,而大部分的人文学者对爱因斯坦、薛定谔、奥本海默、费曼、霍金等等科学家有所了解。 (科学) 今时今日,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的龃龉和矛盾仍无化解的迹象,中国的“科学主义”观念和风气固然兴盛,可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尚有差距,数十年的分科教育使得一大部分中国科学家缺乏写作能力,无法撰写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的文章和科普读物。另一方面,中国的人文学者们缺乏科学领域的研习经验,对于前沿和高深的科学理论一头雾水,往往是敬而远之。 (科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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