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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兆丰老师在他的《经济学讲义》第一章里拿“世界银行的失败扶贫史”和“哈利波特的商业奇迹”做对比，讲“行善与商业这两种模式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并且认为传统的行善扶贫模式存在“缺乏反馈机制”、“委托代理”、“所托非人”、“养懒汉效应”等四个大问题，“无法达到预期目标”，而商业行为“由于市场机制协调和鼓励人们分工合作，大幅、持续而高效的改进了人们的福利”，所以，“商业是最大的慈善”。 我很喜欢薛老师在《奇葩说》里对经济学理论的活学活用，但也正因如此，发现薛老师在这个观点的论证上有失严谨就非常遗憾。 首先，薛老师讲“世界银行并不是银行，而是国际扶贫机构，其宗旨是给世界上的贫穷国家提供援助，帮助那里的人民脱贫致富。”这个定义有点问题——在世界银行自己的官网上明确写道“IRBD（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与IDA（世行面向最贫困国家的基金）共同构成世界银行”，“作为世界最大的开发银行，IBRD通过向中等收入国家和资信良好的低收入国家提供贷款、担保、风险管理产品和咨询服务”，所以薛老师说它不是银行，有点不太准确。 其次，世界银行虽然明确把“消除绝对贫困、促进共享繁荣”作为官方目标，但是它采用的手段——“通过提供和组织长期贷款，解决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长期资金需要，参加私人投资与私人贷款”，这绝对是商业中的商业，所以如果认为它在非洲的扶贫工作“效率非常低下”，背锅的不应该是慈善，更不应该是行善扶贫的愿望本身。 其实“世界银行”以及后面“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的故事，薛老师也是从一本《白人的负担》的书里看来的，所以估计也没有做细致地考证，所以那本书的作者伊斯特利讲”2005年7月16日这一天，英美两国却把900万册的《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送到了读者手里“，薛老师就信以为真地拿来举例了，但是在亚马逊、天猫或者京东上经常网购的朋友都知道，下单成功并不意味着你就能够立刻收到货物，2005年那次《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英文版的全球同步首发，主要的销售渠道除了世界各国的线下书店，还有电子商务的巨头亚马逊网站，所以一天之内900万册新书送到读者手里肯定不完全属实。 由于论据的不当，导致了薛老师论证的不稳。接下来对于传统行善扶贫模式四大问题的批评，也反映了薛老师对我们国内乃至当今世界慈善组织运行及管理状况的不太了解。 薛老师讲“市场有很好的反馈机制，扶贫行善则没有。”在这里，薛老师拿牛肉面打了一个比方，说“送一碗牛肉面，肯定有人会要，不管质量如何。下一碗还是白送，要不要？一般人都会说还要，但做慈善的人并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关于牛肉面的质量问题，薛老师肯定是没看过《慈善法》，里面明确有要求，“捐赠人捐赠本企业产品的，应当依法承担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所以，如果是送牛肉面，做慈善的人都知道，一是必须要送给有需要且有困难的群体，受助者必须符合一定的标准；二是尽可能让有限的资金帮助到更多的人，而不是无休止地“白送”或者见人就送。 相反的是，类似这种“白送一碗牛肉面，不管质量如何”的行为恰恰是在商业领域比较多见，譬如被资本驱动疯狂赛跑的“共享单车”，譬如专盯老人钱包的各种保健用品。 关于“委托代理问题”，薛老师认为“许多负责行善的人，由于花的不是自己的钱，认真程度就会大打折扣。”这个我就只能呵呵了，因为大多数商业公司的经理、总监只要不是公司股东，花的同样“不是自己的钱”，薛老师为什么不怀疑他们的“认真程度”呢？ 还有“所托非人”，薛老师在这里质疑的“国际扶贫机构”应该（可能）就是“世界银行”，但是前面我们说了，世界银行就是一个号称以扶贫为己任的商业性银行，向各国政府发放贷款，收取或高或低的贷款利息，并且要求接受贷款的政府或机构具备偿还贷款的能力，也就是说恰恰是“商业”必须逐利的本性让他们可能选择那些“造成贫困的政府”作为自己的贷款对象，但是如果是真正的“慈善”，很可能会有其他的选择。 还有“养懒汉效应”，薛老师担心持续的扶贫可能让人们“不是力争上游，而是力争下游”，但是什么是“持续的扶贫”？薛老师如果接触和了解过王振耀院长力推的“儿童主任”以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卢迈老师倡导的“一村一园”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观点，这些都是需要持续的扶贫，他们不仅不是“养懒汉”，而且目标就是希望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当我认真读完第一章，我认为薛老师的本意其实是想说“稀缺”是经济学的基础，“不断变化、不断升级”的人的需求与“总是不够、总是稀缺”的东西和资源构成了经济学范畴的基本矛盾，只要有选择就会有区别，只要有区别就会有歧视，不是歧视了这个就是歧视了那个，所以经济学的任务不是要一味地反对歧视、害怕歧视，而是要正视现实，为世界上所有稀缺的东西或者资源合理定价，让这些稀缺的东西和资源更有效率地自由流动。 所以，“为何商业是最大的慈善”作为第一章的标题并不恰当，书中留了一道思考题：”如果你有一笔钱可以资助一个学生，在你面前有两个学生，一个又穷又笨，一个是又穷又聪明，你应该把钱给谁？“薛老师其实早就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一些富人设立巨额奖学金，给考上美国名校的孩子做学费，就更像是投资，而非行善。” 商业是商业，慈善是慈善，它们既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一面，也有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一面。徐永光老师在《公益向右，商业向左》中也讲过公益和商业的关系，公益领域中固然也有“一掷千金滥行布施”的极端案例，但更多的还是“注重投入产出效益”的慈善组织，同时还有“强调资金投入是否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专业公益，现在还涌现出了一批“以满足社会刚需、指向社会痛点、精准解决社会目标而设立”的社会企业—— 薛老师是经济学家，在自己的书中专门讲到“慈善”足可见薛老师对于慈善事业的关注和热情，尽管由于时间和精力的关系，薛老师不能对于慈善领域的问题去做专门的研究，但我认为薛老师的内心一定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善愿，那就是希望更多“负责行善的人”都能学习一点经济学，“学会把愿望和结果分开来评判（理性）”，“学会先去探究现象背后的原因，而不是动不动就抱怨和指责（悦纳）”，“循着这种约束的内在规律，开始稳扎稳打地前进。” 而这也是我写这篇读后感的动机。一点点个人浅见，谬误之处恳请大家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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