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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北行省全称岭北等处行中书省，是元朝最北方的行省。治和宁（和林），北至北海之地，西南至也儿的石河（额尔齐斯河古称），西接钦察汗国和察合台汗国；东南至哈剌温山（今大兴安岭），以勒拿河东接辽阳行省；凡属元朝的林木中百姓和诸王地等均归统辖。统辖漠北、漠西诸地，南隔大漠与中书省和甘肃行省辖地接。本为中国北方民族蒙古族等族领地。元朝皇庆元年（1312）始称此名，但早在13世纪60年代 中国皇帝忽必烈改国号蒙古为大元时就已经是拖雷汗国领土。岭北等处行中书省以蒙古大汗王廷和林为中心,东道诸王(又称左手万户)封地东到大兴安岭东西地区;西道诸王(又称右手万户)封地西达阿尔泰山一带地区。 岭北行省由赈济、军需支出等原因。日常开支颇大。大德十一年(1307)九月，全国“常赋岁钞四百万锭，各省备用之外，入京师者二百八十万锭”，也就是说各省为年度开支的“备用”钞是120万锭。延枯四年(1317）六月，政府“给岭北行省经费钞九十万锭、杂彩五万匹”可见，延佑四年岭北一省的经费钞就占十年前全国各省经费总备用钞的四分之三。但是岭北本省的收入极为有限。以全国财政收入记载最为明确的天历元年(1328)为例，在全部货币收入中，盐课所占比例最大，为80.4%，其次是商税，约占10%，再次是酒醋课，占面，全国商税总额为939,682锭4两8钱。岭北行省商税额数为448锭45两6钱，仅约占全国税额的千分之零点四八，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岭北行省并无酒醋课征收。由此可见，岭北行省的支出远远大于收入。  岭北在元世祖以后虽然失去作为国都所在地的中心地位，但它任然是元政府最为重视的一个区域。大德十一年（1307）初设和林行省时，以太师、淇阳王月赤察儿为行省右丞相，中书右丞相哈刺哈孙为行省左丞相，后来的行省丞相也多是“勋旧重臣”，说明了朝廷对岭北行省的重视。岭北行省还有宗王出镇，屯有大量戍兵。岭北行省的政治、军事地位为其他行省所不及。《元史·地理志》将岭北列为第一行省，不无道理。行省的经济职能也是为其政治、军事需要服务的。岭北行省对全国的经济作用毫不显著，却要消耗大量的国家资源（岭北因地理位置便利在各省中国际贸易最发达，有大量的西域回回商人在此处从事商业活动。但是整个行省的诸王贵族不但拥有税银少到几乎没有的免税政策反而通过京杭运河等方式调大量江南物资去塞北享受）。元政府每年对漠北诸王给予数额巨大的岁赐，所谓“贫极江南，富夸塞北”，这是一因。  岭北行省 虞集(1272--1348)说：“和林城控制要害，北边重藩。往时朝廷岁出金缯布币糇粮以实之。转输之事月日相继，犹以为未足。又捐数倍之利募民入粟其中，亦不可胜计。由是遂为殷富。又尝有大臣镇抚经理之，安庶比于都会。仕有不次之擢，贾有不赀之获，而侥幸之民争趋之矣。”但是，元政府耗费大量财力经营的岭北并未能成为其稳固的后方。“迩者一旦边警遽至，非亡则随丧失其所主守，缓急无一可赖者。”黯这种情况到元末亦复如此。顺帝末期(1333--1367)，元政府起用不少汉人充当原来汉人极少染指的岭北省臣就透露了个中消息。农民军起义后，“诏宗王以北方兵南讨”。但是，漠北诸王、窝阔台后裔阿鲁辉帖木儿(?一1361)非但不应诏，反而拥众数万，“胁宗王以叛”，加速了元朝的灭亡。这也说明了元朝对岭北地区政策的失败。成吉思汗之所以成功是把蒙古高原上所有不同族源的游牧部落统一。今人看岭北历史的问题是把历史上的蒙古人想象成一个统一的实体，用现代民族主义概念下来想象15、16世纪的历史。然而正如雍正皇帝所说:“中国（汉族）之一统,始于秦;塞外（蒙古）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如果按30年为一代人近百年那么才三代人诸部落磨合自然不那么牢靠，元朝统治者只能靠不断和亲财帛赎买各部和云南行省一样实施的都是诸王分封制与内陆的直接统治不同，元朝丢失岭北的最大错误是和清朝对外东北一样作为中原统治不下去的老家，失去共同威胁又迁都内陆没有了首都功能的威慑如何镇得住诸部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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