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本文是靳希平教授翻译的Donn Welton 《另类胡塞尔》导论部分，“外国哲学研究”公众号分上中下三期发表。感谢靳希平教授授权“外国哲学研究”公众号推送，这里推送的文本为译者的工作稿，与出版社最终出版的版本个别地方略有出入。 五、对胡塞尔的全面的解读 针对上述情况，本书之目的乃是对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进行全方位的解读，也就是说，通过分析胡塞尔对自己现象学研究计划的无休止的重新表述，全方位地理解胡塞尔的方法。由于我们打算穿越对胡塞尔理论的浅层阅读，深入到各种理论背后的内在逻辑、内部动机和各自的意向性结构中去，这就使我们的任务变得更为复杂。而且，如果我们让自己被拖入汗牛充栋、差异繁复的胡塞尔研究文献的辨析中，我担心在这荆棘丛生的小路上，我们的工作就会变得步履缓慢，永远也看不到研究对象的全貌。[i]本书的主要目标，并不是去重构胡塞尔现象学的某些部分或者某些特殊领域；我们是要力图对胡塞尔现象学方法进行整体的把握。我们这项工作是要公开对抗关于胡塞尔的“标准化图像”，与其背道而驰。按照“标准化图像”从事解读的学者中的绝大部分学者，不是完全忽视整体把握，就是用他们的“标准化图像”取代整体把握。我们这里所反对的并不是他们的研究细节；我们反对的是这些解读的共同分享的理论框架；我们不是反对那些织锦的具体走线，而是反对整个织锦。如果用更接近一般工作过程的解释性瑕疵的话来讲，那么，我们所不能同意的并不是对整体织锦的局部分析，而是不能同意，他们把某一部分的具体分析，当作整个织锦的基础构图。这种混淆导致的结果就是，不能理解这些局部、细部是如何能联系在一起，不理解它们是如何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抽出某几根彩线，以此代替五彩纷纭的整体图案，这完全是不公正的做法。我们的重构工作是试图一步一步地来重新编制整个织锦，希望能够发现它的力量、它的构图、它的深度、甚至包括发现它的尚未完成的那个体系。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还可以提出另一点来说明我们之所以这样做的理由。在我们的分析中，我们不仅要通过重构的严格性，恢复胡塞尔思想的本来面目，还要通过对通常所说的先验现象学的内容的重要拓展，指出它持久的活力，以此来恢复哲学的正确形象。在我看来，“标准化图像”顶多给我们提供一个胡塞尔现象学方法之视野的删节本。我们的工作则是通过努力去开辟一个新的基地，使我们不仅能理解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的内在逻辑（本书第一部分内容），而且还可以理解它的合理性（本身第二部分内容），以及它的理论承诺（本身第三部分内容）。 我们这个研究的目的不是去驳斥关于胡塞尔的标准化图像，而是提供另外一种胡塞尔的形象。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把整个胡塞尔思想作为一整幅作品来把握。这是一项难以置信的艰巨任务。因为胡塞尔是一位十分复杂的思想家，又是一位多产的思想家。我们的解读只能是提纲挈领的。只有在处理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的更宏观、更基本的问题极其需要时，我们才会涉及到一些十分具体的特殊问题。我们的这些工作并不是要表明，胡塞尔改变了他的理论的特殊的视角，扩大了他的时间观念，或者改变了他对明证性的看法，等等。因为我们这里关心的不是个别的具体结论和具体原理。我们关心的是整个体系的建筑原则。我们的策略是要证明，胡塞尔对其方法的笛卡尔式的表述，只是“初次”表述，而不是最终的表述；而且，当胡塞尔在的理论中通过对现象学的“静态”分析与现象学的“动态发生”分析做出成系统的区分，并用以拓展他方法的时候，胡塞尔已经走出了“笛卡尔式表述”的局限性之外。我将努力指明，“静态”现象学与“动态发生”现象学的区分，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胡塞尔的“另外”一个方法论来源。无论是胡塞尔的继承者还是胡塞尔的批判者，在原则上都未触及到这个方面。[ii]。 同时，我们的工作也是一种哲学的解读：它关注的是先验现象学的研究方案的能量与繁育能力（viability）问题。如果我们能够俯瞰胡塞尔方法的真正的范围和它的序列次序[iii]，我们也就可以开始看到其中的断裂和张力[iv]。我们对它总图的说明（本书第一部分）将引导我们去接触胡塞尔自己的内在批判（本书第二部分），这些内容见之于胡塞尔大量的工作手稿，以及1920年代和1930年代无休止地工作中诞生的大量书稿中。我们要努力去发现，这些内在批判如何使得胡塞尔变成了他的“另外”一个自己。 我们这种研究的目的，是从范围和局限性两个方面，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加以总结，将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并在这个过程中，利用它的特殊的力量，重新激活它的某些部分。这不仅仅涉及对胡塞尔的解读的争论。因为，我希望通过对胡塞尔方法的适当的重构，能够为我们提供一条指导线索，让它引导我们走出我们面临的某些不确定性。随着动态发生方法的提出，以及随着成体系的现象学的形成，并且随着他思想中最重要的关于“诸视域（horizons）”这一观念的引入，胡塞尔就成为第一位直接面对“诸语境（contexts）”问题的先验哲学家。当使用“诸语境”这个概念，重新对世界观念作了结构调整之后，当重新整理出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在这一问题的上的关系之后，我们就有可能转去研究，这个观念对意义理论所能产生的结果（本书第三部分）。 值得庆幸的是，对于胡塞尔已发表的著作和未发表的资料，许多思想家曾经在许多关键问题上，从多方面已经做过研究，并对被我称之为胡塞尔“标准化图像”发起过挑战和批判。第一个在方法论问题上提出全新洞见、为我们的研究开拓了基地的是路德维希·兰德格里博（Ludwig Landgrebe）的文章“胡塞尔对笛卡尔主义的背离”。[v]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1962年。该文对胡塞尔的《第一哲学》一书做了十分详实的分析。《第一哲学》收入了胡塞尔于1923年至1924年作的关于论方法基本问题的一系列演讲。兰德格里博的文章发表之后，相继有许多相关的重要研究成果问世。他们分别从胡塞尔晚期文本的视野出发，探讨了胡塞尔思想的某些方面。比如Klaus Held关于时间性的研究，[vi]Elmar Holenstein关于联想的著作，[vii]Paul Janssen和David Carr对历史的总结，[viii]Vasquez Hoyos 对目的论的考查，[ix]Guido de Almeida感知理论的讨论[x]等等。John Drummond就胡塞尔的“意向性”观念提出了重要问题，通过这一问题而提出了他的基础主义的纲领和研究计划。[xi]Robert Sokolowski也对胡塞尔的方法问题的不同侧面给出过十分清晰的分析，比如他对本质直观的分析，对本质变换的分析，对方法论上的唯我论的作用的分析,尽管这一研究并没有把讨论的焦点放在动态发生分析本身上。这些研究丰富和突出了被胡塞尔视为其思想之核心那些内容。[xii]但是这些成果均被“标准化图像”的支持者置于不顾。 但是上面提到的这些思想家仅就与他们研究的问题相关的方面，处理、讨论了胡塞尔的方法论问题。就我所知，就直接讨论方法论而言，自从Landgrebe的文章发表以来，只有4项研究充满洞见，超出了“标准化图像”的局限。但是其中三项研究都是导论性的。比较全面的研究只有Antonio Aguirre的工作。[xiii]导论性的工作是由David Carr提供的，[xiv]而较新的导论工作是Klaus Held做出的，[xv]最新的文献是Ruldolf Bernet, Iso Kern以及Eduard Marbach的工作。[xvi]其中的每项工作都十分清晰明了。读者将会在本书中看到，我们的讨论对他们的研究成果多有借鉴。从上述事实出发，可以大胆断言，本书是英语世界中第一部专门重构胡塞尔的方法之整体的专著。正因为如此，我对问题的处理与上述各位学者均不相同。在本书中，我强调的是胡塞尔的方法的系统性，并努力论证，本构分析与动态发生分析的区别，而且进一步对胡塞尔的分析之一致性提出了挑战。在本书杀青之际，一本新的、重要的、真正具有开拓新基础的著作刚刚问世，这就是Anthorny Steinbock 清晰的研究：这本著作可以看作我的分析的补充。该书的工作的出发点与本书第一部分的结果相重合。[xvii]另外需要指出的还有Iso Kern的许多重要的历史性的研究[xviii]，以及Karl Schuhmann的材料异常详实、十分有帮助的年表[xix]——我在本书中经常将二者配合使用。他们的工作使我们有可能准确的追述1910年至1936年之间胡塞尔手稿中的思想的发展线索。Dorion Cairn同胡塞尔本人对话的回忆，对胡塞尔1931年和1932年思想的研究特别有用。[xx]最后还有Eugen Fink对《笛卡尔沉思》一书的加工工作，以及Ronald Bruzina对Fink和胡塞尔之间关系的杰出研究，在胡塞尔整体研究计划的整理问题上提供了重要证据。[xxi] 六、文本依据 当然,任何对胡塞尔的解读，我们都应该把公开出版的著作放在中心地位。但是同时，我们又得像胡塞尔本人评估这些公开出版的著作那样来评价它们。让我们举几个例子来具体说明，假如只用胡塞尔本人发表的著作的话，我们会在解读胡塞尔的道路上造成什么样的困难。假如我们只把《逻辑研究》(1900-1901)[xxii]，《大观念（I）》（1913）[xxiii]，《形式与先验逻辑》（1929）[xxiv]作为胡塞尔的发表的基本著作的话，首先应该注意的是，在它们之间——特别是在最后两部著作之间——间隔了相当长的时间；而且其中的每一部著作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现象学“导论”；每个“导论”都把对主体的一般性结构的特征刻画，当作自己的基本目的；它们都是将主体性（subjectivity）理解为“逻辑理性(logical reason)”。[xxv]从这一点看，这些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基本理论框架，实际仅仅是被胡塞尔称作“静态现象学”的那些内容，这一点不会令人不感到奇怪。 但是，认真研究过胡塞尔的全部工作后，我们会发现，在这些公开发表的作品背后——经常是在这些研究的过程中，特别是后面那两个著作的胡塞尔工作手稿里——胡塞尔对“动态发生”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他1905年与1910年之间关于空间与时间的涉及范围广泛的讲座，是他的动态发生分析的前期准备工作。[xxvi]这些讲稿写于《大观念（I）》发表之前。《大观念（I）》发表之后，1918年到1920年，他又写下两份手稿，作为对上述讲课稿的补充和深化。[xxvii]现在被收集在《被动综合的分析》一书中的1918至1926年间写作的讲课稿和研究手稿也能证明了这一点。他第一次对感知的动态发生性说明和逻辑的生成论所作的持续尝试的手稿，原来是准备放在《形式的与先验逻辑学》中的准备性考察部分，[xxviii]但胡塞尔认为，这些研究内容可能是为大家公认的、显而易见的想法，所以，将它们排除在该著作之外。最后，该书便集中于它的逻辑结构的分析工作。只是在附录中，他才转回到动态发生方面的内容。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1925年胡塞尔作的关于《第一哲学》的讲演，其中涉及到对方法论广泛的反思。有意思的是，胡塞尔从来没有出版他的《笛卡尔沉思》一书的德文版。[xxix]胡塞尔一直在对该书的德文稿进行广泛、全面的修改，但最终未能完成，被置于一旁。最后他把进一步加工的工作交给Fink去做，[xxx]以便自己集中时间加工他的另一手稿。这里所说的另一手稿，就是今天众所周知的《危机》一书。所以，不管有多少困难，也不管有多复杂，只要我们希望占领胡塞尔现象学的全部领域，我们必须深入到这些手稿中去。 胡塞尔把上述他的那三本书全都称之为“导论”，其中的缘故是三个很长的故事。《大观念（I）》是在紧张而仓促的工作中完成的，前后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xxxi]他把该书作为晋升教职的垫脚石。1921年在给罗曼·英嘎登的信中，胡塞尔说，他很惋惜，英嘎登来弗赖堡太早了,[xxxii]英嘎登如果晚一些时候来,就可以参加他 四个学期的紧凑讲课了,那样，你就会对我的整个视野有更全面了解。的确，我的工作有了长足进展，尽管我没有抛弃《大观念（I）》，（只是其中许多具体的分析，远远低于我的手稿的水平），但是我在体系方面的工作有了更大的进展，在所有原则性问题上都更加完善了。[xxxiii] 胡塞尔这里提到的这一时期讲授的课程，指的很显然是关于先验逻辑的课程。首先是1920／21年冬季学期的讲稿，后来部分发表于《被动综合分析》一书中。这个文本对于我们的方法重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将在本书第二章里介绍他的这项工作。无论如何，胡塞尔本人的这些评论以及本书第二、五、六章中所引用的支持这些评论的其他引文，足以警示我们，任何胡塞尔的分析解释者企图只依靠《大观念（I）》来得出关于胡塞尔方法的最终论断，都是不正确的做法。 顺便还要谈一谈1928年发表的《内在时间意识现象学》一书的类似情况。这是德里达把胡塞尔的哲学批判为“当下哲学”的文本依据。这是一本讨论具体原理的著作，并不直接关涉方法论问题，而且，这也是一个较早期的文本。它几乎完全是从1905年到1910年的讲课稿中抽取出来、编辑而成。1917年由Edith Stein的编辑成为一个独立文本，1926年又经海德格尔之手而成定本[xxxiv]，Bernet就这个文本编辑困难做了杰出的考据工作。他的工作向我们指出：①该书在第一部分中，过去使用的Urimpression（原始印象）这一概念，在1910年的文本中已经被改正过来，而且，后者已经超越了发表的文本，应该把1910年的文本加入到发表的文本中去。②这个关于时间性的文本的表述，经历了从1893年到1917年这一段时间的发展，有一个十分明确的发展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在已发表的文本并没有得到任何反映。[xxxv]胡塞尔准备交付出版的著名的“贝尔瑙（Bernau）手稿”也是论时间性的。这是胡塞尔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成果。[xxxvi]最后，胡塞尔对于海德格尔的编辑工作以及他写的导论十分不满。Cairn根据他同胡塞尔的个人谈话，报告说，胡塞尔对该编辑工作的态度是： 已发表的文本很难看出早期讲演录在整个体系中的位置，再加上发表时用了海德格尔那很不充分的导论，这是胡塞尔对该书出版十分不满的主要原因。[xxxvii] 胡塞尔对于他的时间讲演录以现在这个样子出版，感到十分遗憾。假如Fink还在任他的助手的话，他们将合作、加工后期的时间讲演录。[xxxviii] 《形式与先验逻辑》一书（1929年）是胡塞尔在2－3个月内完成的。1928年11月或12月开始动手，1929年的一月就已经完稿。[xxxix]也许由于他急于准备我们今天称之为“巴黎手稿”的工作（这是1929年2月23日和25日在巴黎Sorbonne作的两次报告），使他未能像平时那样，回头再次审读、修订《形式与先验逻辑》一书，便直接交付出版。而按照以往胡塞尔的习惯，在未经认真修订之前，他从来不会将书稿交出印刷的。但是，还有一种更好的解释：这是一个胡塞尔更满意的导论，而且，他使用的一些观念——比如批判、兴趣、交互主体性等概念——是他成熟思想的核心概念。但是令人惊奇的事实是，分析家、解释家、批判理论家对此书很少予以关注。 另外一种看待胡塞尔本人发表的作品的视角是，把它们看作胡塞尔持续不断的工作的许多片断。它们或者是有幸被收集在一起，加以修饰，在胡塞尔对它们重新构想之前，交给出版社；或者他决定把它们看作导论，因此，仅作为导论而对它们感到满足。如果真是这种情况，我们就无法在已发表的著作和未发表的手稿之间划一条固定的界限，尽管我们想要关注不同手稿的各种不同的质量时亦是如此。 1929年的巴黎讲演就没有《形式与先验逻辑》那么幸运了，尽管胡塞尔决定出版它，准备了一个高度扩展的、多处修改的稿本，交人去译成法文，该文本在1931年以《笛卡尔式的沉思 (Méditationscartésiennes) 》为题问世，但胡塞尔很快就对该版本感到不满，开始了新稿的写作。但是《笛卡尔式的沉思》从来没有获准用德文出版。[xl]也就是说，被称之为《笛卡尔式的沉思》的文本是胡塞尔决定不予发表的稿本，尽管他从未犹豫过，建议初学者去读法文版《笛卡尔式的沉思》。 胡塞尔本人对手稿的评估，是强调胡塞尔手稿的重要性的更强有力的根据。从《大观念（I）》（1913年）到《形式与先验逻辑》之间相距十六年。这十六年是胡塞尔最多产的时期。在这期间他写作量之巨大，让人难以置信。但所有这些创造性成果，都只是以手稿的形式保留下来。这个时期的文本中，最重要的是其中那些细心加工过的讲稿：就它们消耗过的胡塞尔超常的精力和宝贵的时间来看，一点不亚于已发表的著作，有的时候甚至更多。如果不注意这些文本，就是忽略了胡塞尔研究工作的最富创造的成果。当然，这个时期也是一个最令人沮丧的时期。胡塞尔反反复复地草拟出版计划，但是这些计划都被他所看到的新问题所破坏。胡塞尔的精力被新问题所吸引：已经写了上百页的手稿被置于一旁。看来只有《形式与先验逻辑》（1929年）是一气呵成、直接出版的著作。顶多加上兰德格里博从胡塞尔无数份讨论逻辑学问题的手稿中快速编辑而成、最后于1938年出版《经验与判断》一书。只有这两本书打破了这个怪圈。但它们的出版均在胡塞尔从教授的位置上退休之后。后来，于1931年在给Alexander Pfaender的信中，胡塞尔谈到这些极端困难的年代时写到： 从1912年秋天开始，我就着手修订我的《大观念（二）、（三）》的初稿。但是尝试中，很快就发现了其中的不足，于是便形成了各种新的问题。这些视域开放在那里，它们具有各不相同的、具体的样式。我开始被新的、具有高度理论性的研究所吸引，（个人（person）现象学和高阶的人格性（personality）现象学；文化现象学；一般的人类及周围世界现象学；关于“同情（empathy）”先验现象学；先验交互主体性的理论；先验感觉论；把世界纯粹作为经验的、时间的、个体化的世界之关于世界的现象学；关于被动性之构成成果的理论，即联想现象学；逻格斯现象学；“形而上学”的现象学问题，如此等等。）这些问题的研究一直贯穿着整个弗赖堡时期(1916-1928年)。这个时期充满了紧张的劳作；手稿堆积如山，很少得到进一步整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顾虑也不断增长：如今我这个年纪，不知还能否完成我所面临的所有这些任务，以便得出结论。充满激情的工作，不断给我机会，让我重新审视，让我重新消沉。最后，留下来的是一种普遍的、消沉的基本情绪，一种危险的自信的失落。[xli] 毫无疑问，他是在异常陌生的领域中不断开拓新途径的先驱，这使得胡塞尔标准严格，永无休止地进行探索。陌生的领域和新的途径这二者使得胡塞尔不断对他的工作成果重新进行表述，迫使他不断回到新的开端。他生活于其中，在其中痛苦挣扎。1922年，当对成体系的现象学进行加工时，在胡塞尔给那托普的信中，这一点看得再清楚不过了。 我比你的处境更糟，因为我的绝大部分工作都被淹没在我大量的手稿中。我无力完成我的工作，对此我几乎感到绝望。我很晚才——一部分是直到今天才——达到全面、成体系的思想——虽然这种成体系的思想是以前的具体的研究所要求的——，但是现在(成体系的思想)要求我对以前的工作做全面的加工。一切都处于重新结晶的阶段。我就是竭尽人力之所能，也只能是为我身后的遗著工作而已。[xlii] 在“标准化”的胡塞尔解释中，人们几乎从来没有考虑过，在完全忽略手稿的情况下，能否对胡塞尔方法做出恰如其分的评论。1931年胡塞尔给Adolphe Grimme信中的说法，对这个问题给出了最终的答案：“确实，我的确认为，我一生绝大部分的最重要的工作，仍然躺在我的手稿中，难以加工处理，因为它们太过庞大。”[xliii] 但在最近十几年中，随着《胡塞尔全集》又有几卷出版， 1918－1930年间这些成果丰厚时期的重要文本相继问世，使得它们得以被研究者们加以利用。10卷书信也已面世。这些书信对我们的分析特别重要。这些书信可以帮助人们确定胡塞尔这段时间手稿地位[xliv]。我们将在分析重构胡塞尔的“成体系的现象学”计划的形成过程中，充分利用这些信中的信息。 在认识到胡塞尔手稿重要性的学者中，有些倾向于认为，胡塞尔的静态分析和动态发生分析的区别，反映的是早期胡塞尔与晚期胡塞尔思想之间的对立。毫无疑问，在胡塞尔的第一批著作中，动态发生分析的思想并未得到清楚地表达。但是，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做出这类区分的蛛丝马迹，尽管十分不完整、经常十分含混。但就像我们已经指出的，动态发生分析在1920年代才被明确提出，但是当胡塞尔谈及这些观点的时候，总会提及更早些时候的工作。比如在《大观念（I）》中，胡塞尔之所以完全排除任何时间性问题，并不是因为胡塞尔的这类研究尚不存在，而是因为他的静态方法是对问题进行共时性的、结构性的处理，所以，是建立在将所有时间性机制的思考均悬置起来的基础之上的。在本书中，我们将把早期著作中的这种区别和对时间问题的排除，理解为动态发生研究的储备。我们认为，在这些早期著作中，胡塞尔已经开始草拟动态发生方法，它们是这一方法诞生的基地。在早期，他已经勾画了这类研究的草图，然后加以扩大；到二十年代全面展开。我们认为，不应该把后期的新文本中的研究工作同早期工作对立起来。实际上这些后期工作在不断发生转变的过程中，不断开辟着新的深度，尽管如此，它们仍然都是以胡塞尔已发表著作的工作为基础、为领域的，而且还是对早期工作的支持。 我们是在对胡塞尔的深度解读中，理解胡塞尔的思想发展。但是这里讲得发展并非指时序上的发展，而是理解为逻辑上、体系上的发展。[xlv]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也可以说，从他的方法的发展的系统性上，来理解他思想的历时发展。我们做的这种探查工作，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简单地把重要的文本的分析罗列在一起是于事无补的。正如Dummett所指出的，“概念的历史是充满了发展的，是不可以依靠通常意义上的历史研究来完成的。”[xlvi]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应具有胡塞尔后期自己开始考虑的“深度测度誌（depth history）”的形式。这项方法要求我们一层一层的将胡塞尔的综述拨离开，显示其中不同的层次。胡塞尔在讲到自己如何将自己的思想编制在一起时，他经常喜欢使用的形象化的说法是，不同层次的层层积淀(stratifiction)。大多数情况下，不同的层次（strata）熔在一起，或者混合在一块，就像大多数的地质地层一样：早期地层常常隆起，或裸露而出，成了表层，成了基原层。有时候我们能发现很长的一个早期片断，如果它们被分离得十分清楚，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区别。但是这一切都由于下述的情况而变得复杂：胡塞尔思想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反向的层层积淀过程，不是从早期出发向上，逐步积淀建立后期的层次，而是从“上部”、从晚期出发，“向下”，渗透式的重新构建较早期的层次的过程。所以，我们从事的重建活动不是向上组建（Aufbauen），不是从一个不变的基础出发，逐步构建一个稳稳站于基础之上的安全的高大建筑。我们进行的是向下组建（Abbauen）的工作： 有秩序地去披露出在下面起着支撑作用的基础本身，那些层次本身，也可以说，去寻找使基础得以成立的基底。如果依据我们的建议从事这项工作，那么动态发生现象学的引入就不是拒斥静态工作框架，也不是一种企图把原来编织物的碎片重新拼凑成篇的拼缀工作，而是系统地、深入的分析那些胡塞尔的“导论性的”静态分析立于其上的真正基础的分析工作。如果我们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发现的是一个分析哲学的胡塞尔解释者根本没有看到的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的领域，而且我们还会在胡塞尔的先验分析中发现某些解构主义者认为不可能存在的深度。我们将发现一种方法，对这种方法的范围和生命力，我们只不过刚刚开始有些理解而已。 注释 [i]由于附录内容回复了原稿的位置，所以此处删去以下文字“当然，做这种限制还有另外一个更有说服力的理由：我把对胡塞尔解读中的“标准化图像”放到了附录中，除了个别例外，我们在本研究的正文中不再仔细论及它们。”--译者注 [ii]我们正在处理的是胡塞尔的描述策略，或说明策略，并用它来理解胡塞尔进入现象学分析的众多不同的途径。我们必须等到第六章才能讨论这一问题。我确信，关于这静态分析和动态发生分析之间的对立是非常基本的；由此出发，我们便可能深化其方法；这一深化使我们得以回到关于“发出点”的问题的讨论。关于胡塞尔进入先验分析之路的最重要的研究，是Iso Kern的《胡塞尔与康德：关于胡塞尔与康德及新康德主义的关系之研究》，见现象学丛书（Phaenomenologica）》第16卷（The Hagne，MartonusNijhoff,1964）192－245页。该书“胡塞尔哲学中先验现象学还原的三条途径” 这一章在略加修饰后，又发表在《哲学杂志（Tijdschrift voor Filosofie）》上，见24卷（1962年）303－349页。英译见于：F。E。Histon和P.McCormick主编的《胡塞尔：解说与评价（Husserl: Expositions and Appraisals）》一书（Notre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977）126－149页。 [iii]详见本书第一部分。 [iv]详见本书第二部分。 [v] Ludwig Landgrebe的“胡塞尔对笛卡儿主义的背离”一文是从胡塞尔本人的文本出发，指出胡塞尔的思想运动如何超越《大观念（I）》中笛卡尔式研究纲领的第一篇文章。参见他发表在《Philosophische Rundschau》,第 9卷 （1962年），133－177页的文章；该文后重印于他的文集《现象学之路（Der Weg der Phänomenologie ）》（Gütersloh: Gerd Mohn，1967），163－206页；该文英译见于Donn Welton主编的《胡塞尔现象学：六篇论文（The Phenomenology of EdmundHusserl: Six Essays）》（Ithaca，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Press，1981），66－121页。 [vi] Klaus Held：《活生生的当下：胡塞尔对先验自我的存在形式的追问——根据时间问题研究发展出来的思 想（Lebendige Gegenwart: Die Frage nach der Seinsweise destranszendentalen Ich bei Edmund Husserl，entwickelt amLeitfaden der Zeitproblematik）》，见于《现象学丛书（Phaenomenologica）》第23卷（The Haque:Martinus Nijhoff,1966） [vii] Elmar Holenstein：《联想现象学：论胡塞尔的被动起源的基本原则的结构和功能（Phänomenologie derAssoziation: Zu Struktur und Funktioneines Grundprinzips der passiven Genesis bei E. Husserl）》，《现象学丛书（Phaenomenologica）》第44卷，1972年。 [viii] Paul Janssen：《历史与生活世界：晚期胡塞尔思想研究之论文（Geschicte und Lebenswelt: Ein Beitrag zur Diskussion von HusserlsSpätwerk）》《现象学丛书（Phaenomenologica）》第35卷。David Carr：《现象学与历史问题（Phenomenology and theProblem of History）》（Evanston Ill:NorthwesternUniversity Press,1974）。 [ix] Vasquez Hoyos:《作为责任性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ät als Verantwortung）》《现象学丛书（Phaenomenologica）》67卷1976年。 [x] Guido Antiono de Almeida：《胡塞尔发生现象学的意义和内容（Sinn und Inhalt in dergenetischen Phänomenologie E. Husserls）》，《现象学丛书（Phaenomenologica）》第47卷，1972年。 [xi] John Drummond：《胡塞尔式的意向性和非基础主义的实在论：意向对象与客体（Husserlian Intentionalityand Non-foundational Realism: Noema and Object）》（Dordrecht:KluwerAcsdemic Publishers,1990） [xii] Robert Sokolowski的《胡塞尔的构造观念（Husserl’s Concept of Constitution）》，《现象学丛书（Phaenomenologica）》18卷1964年，以及《胡塞尔式的沉思：语词是如何表象事物的（Husserlian Meditations: How Words Present Things）》（Evanston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74）。 [xiii] Antonio Aguirre：《发生现象学和还原（Genetische Phänomenologie und Reduktion）》，《现象学丛书(Phaenomenologica)》38卷，1970年。 [xiv] David Carr，“发生现象学（Genetic Phenomenology）”《现象学与历史问题（Phenomenology and the Problem of History）》第三章。 [xv]胡塞尔《现象学方法：文选（一）（Die phänomenologische Methode: Ausgewälte Texte I）》一书的“导论（一）（Einleitung [I]）”（ Klaus Held主编，Stuttgart: Phillip Reclam，1985，5－51页。）胡塞尔《生活现象学：文选（二）（Klaus Held主编Stuttgart: Phillip Reclam，1986， 5－53页）一书的“导论（二）”。 [xvi] Rudolf Bernet，Iso Kern，and Eduard Marbach：《胡塞尔：其思想的描述（Edmund Husserl: Darstellung seines Denkens）》（汉堡：Felix Meiner Verlag，1989） 。英译：An Introduction toHusserlian Phenomenology，（Evanston，Illino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3）。其中第七章关于“静态方法与动态起源方法的关系（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ic and genetic method）”是Kern所写。 [xvii] Anthony Steinbock：《家里与家外（Home and Beyond）》（Evanston，Illino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6年）。 [xviii] Iso Kern编辑了由胡塞尔关于主观际间性的相关文本组成的三卷本文集。他的文章见于为该文集写的三篇长篇导论：《主观际间性（Intersubjektivität）》第一卷“编者导论一（Einleitung[I] des Herausgebers）”xvii－xlviii。《主观际间性（Intersubjektivität）》第二卷“编者导论二（Einleitung[II] des Herausgebers）”， xvii－xxxv；《主观际间性（Intersubjektivität）》第三卷“编者导论三（“Einleitung[III] der Herausgebers） ”xv－lxx。。Kern的早期研究（也是这个主题方面的最优秀的著作）在讨论手稿材料方面也是不可多得的有用工具。见Iso Kern的《胡塞尔与康德:关于胡塞尔与康德及新康德主义的关系之研究（Husserl und Kant: Eine Untersuchungüber Husserls Verhältnis zu Kant und zum Neukantianismus）》一书。《现象学丛书（Phaenomenologica）》，Vol，16 （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64）。 [xix] Karl Schuhmann：《胡塞尔年表：胡塞尔思想与生活的路（Husserl－Chronik: Denk－ und Lebensweg Husserls）》见《胡塞尔全集：文档（Husserliana：Dokumente）》第一卷（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1977年） [xx]DorionCairns《与胡塞尔和芬克的谈话 （Conversations with Husserl and Fink）》，由RichardZaner编辑，见《现象学丛书（Phaenomenologica）》，66卷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1976） [xxi] Eugen Fink,《笛卡尔沉思（六）》第一部分“一种先验方法论的观念”，第二部分“补遣卷”，见于《胡塞尔全集，文档（Husserliana，Dokumente）》卷2/1 和卷 2/2 （Vols. 2/1 & 2/2）（Boston: 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88）：Eugen Fink，《第六个笛卡尔式的沉思（VI. CartesianischeMeditation）》，第一部分（Part I），先验方法论的观念（Die Idee einerTranszendentalen Methodenlehre）；第二部分（Part II），补充卷（Ergänzungsband）。参见Ronald Bruzina，'译者导论（Translator’s Introduction）,”英译见：Eugen Fink，SixthCartesian Meditation:the Idea of a Transcendental Theory of Method，译者为 Ronald Bruzina （Bloomington，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Press，1994），vii－xcii页。也可参见 Ronald Bruzina，“读Eugen Fink对胡塞尔‘笛卡尔式沉思’之加工改写稿的笔记（Die Notizen Eugen Finks zurUmarbeitung von Edmund Husserls “Cartesianischen Meditationen）,” Husserl Studies，6 （1989），97－128页;以及 Ronald Bruzina，“哲学工作中的孤独与合作：胡塞尔与Fink（Solitudeand Community in the Work of Philosohy: Husserl and Fink），1928－1938,”见于 Man and World，Vol 22 （1989），287－314页 [xxii]胡塞尔《逻辑研究》版本情况如下：《逻辑研究》，两卷。 （Halle: MaxNiemeyer，1900 and 1901）；《逻辑研究》[修订第二版]；《逻辑研究》，第一卷: 纯粹逻辑导论（Prolegomena zur reinenLogik），Elmar Holenstein编辑,《胡塞尔全集》第18卷 （The Hague: Nijhoff，1975）;第二卷: 对知识之理论和现象学的研究（Untersuchungen zur Phänomenologie und Theorie der Erkenntnis），第一部分，U. Panzer编辑：《胡塞尔全集》第19卷， （The Hague: Nijhoff，1984）；第二部分， U. Panzer编辑：《胡塞尔全集》第20卷 （The Hague: Nijhoff，1984）;依据习惯和方便查找，本文的引文均引自Niemeyer 出版社出版的Logische Untersuchugen（《逻辑研究》）第二版，并给出第二版页码。该页码也就是《胡塞尔全集》版的边码。 [xxiii]胡塞尔《大观念（I）》的版本情况如下： 首次问世的题目为 《一种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们（Ideen zu einer reinenPhänomen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第一卷: 《纯粹现象学通》论（Allgemeine Einführung in die reine Phänomenologie），见《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Jahrbuch für Philosophieund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 （Halle: Niemeyer，1913），1－323页。 第一次《胡塞尔全集 （Husserliana）》版为《一种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们（ Ideen zu einer reinenPhänomen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第一卷: 纯粹现象学通导论（Allgemeine Einführung in die reine Phänomenologie）， 由 Walter Biemel,编辑， 《胡塞尔全集》 第 3卷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1950）。 但是这一卷全集被后来由Karl Schuhmann 编辑的分为a, b两卷的新的《胡塞尔全集》 第 3卷所取代：《一种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们（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nPhilosophie）》，第一卷：《纯粹现象学通导论（Allgemeine Einführung in die reine Phänomenologie）》，第二卷：《补充性文本（Ergänzende Texte） （1912－1929）》，Karl Schuhmann编辑：《胡塞尔全集》，第 3/a 卷和第 3/b卷 （The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6）。最好的英译本是： Ideas Pertaining to a Pure Phenomenology and to a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Vol 1: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a PurePhenomenology， 由 F. Kersten翻译，Collected Works, Vol. 2 （The Hague: MartinusNijhoff, 1983）。鉴于《胡塞尔全集》有不同版本，我们的引文均根据Ideen I的原版页码引用。第一个英译本是： Husserl, Ideas: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ure Phenomenology，由 W. R. Boyce Gibson翻译 （London: George Allen& Unwin, 1931）。由于Kersten 英译要好的多，所以，英文翻译均引自该译本。 [xxiv]见前面脚注1。 [xxv]见书名：《形式与先验的逻辑：逻辑理性批判的尝试（Formale und transzendentale Logik: Versuch einer Kritik der logischen Vernunft）》。 [xxvi]见胡塞尔《 时间意识（Zeitbewusstsein）》；以及《物与空间（Ding und Raum）》。 [xxvii]它们就是著名的Bernauer手稿：论时间。现在编为《胡塞尔全集》第33卷。关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时间观的比较研究，参见 Rudolf Bernet的文章，“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论时间与时间性（Zeit und Zeitlichkeit beiHusserl und Heidegger）”，见于《现象学研究（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en）》，第14卷（Freiburg: Alber Verlag, 1983）。 [xxviii]参见我的文章 “胡塞尔现象学中的意向性和语言（Intentionality and Language in Husserl's Phenomenology）”见于The Review of Metaphysics, 27 （1973），261－297页。 [xxix]这个问题我将在本书第五、六章中仔细进行讨论。 [xxx]这个文本一般被称为“第六沉思”，它是由胡塞尔同Eugen Fink共同工作的结果。这个文本以及相关文件见Fink, VI. CartesianischeMeditation。 [xxxi]按照Cairns的报告，当胡塞尔被问及，他是如何写作时，他给出了下述回答：“当需要写某本书的时候，他就把所有的手稿推到一边，在短时间内，不间断的自由写作。《大观念（I）》和《形式与先验的逻辑》就是分别在6周之内写成的。在审读校样的时候，又对《大观念（I）》做了某些补充。胡塞尔认为，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些补充的质量不及正文。”见Cairns的, 《谈话（Conversations）》，61页。 [xxxii] Ingarden 从 1912年夏季学期到1914年夏季学期在Göttingen从胡塞尔学习。1915年夏季学期又一次来Göttingen从胡塞尔学习；1916年夏季学期以及1916/17年冬季学期最后几个月，他也同胡塞尔在一起。参见Schuhmann 在胡塞尔《书信集Briefwechsel》，3/3，175页的注释。 [xxxiii]见胡塞尔1921年12月24日给Ingarden的信，胡塞尔《书信集Briefwechsel》，3/3，215页。 [xxxiv]见 Rudolf Boehm，“导论（Einleitung）,” 在Husserl, Zeitbewusstsein, xxxii－xxxiii页。 [xxxv]见Rudolf Bernet, “导论（Einleitung）” and “编者的报道（Editorischer Bericht）,” 在Edmund Husserl的, 《关于内在时间意识现象学的文本（Texte zur Phänomenologie des inneren Zeitbewusstseins）（1893－1917）》，Rudolf Bernet 编辑的《内在时间意识现象学（Phänomenologie des innerenZeitbewusstseins） （1893－1917）》（Hamburg:Felix Meiner Verlag, 1985），xi－lxvii页，lxix－lxxiii页。 [xxxvi]该手稿今天已经出版，见《胡塞尔全集》XXXIII卷。 [xxxvii] Cairns,《谈话（ Conversations）》, August 17, 1931, 16页。 [xxxviii] Cairns,同上, August 28, 1931, 28页。 [xxxix]见 Ludwig Landgrebe的《经验与判断（Erfahrung und Urteil）》的“前言” 'Vorwort', v－xii页；英译：'Editor's Forward,'英译本，3－8页。 也见于Kern，的“导论（Einleitung） [III],” xvi页。Cairns 的报告对此的记录很有意思：“我刚到不久，胡塞尔就问我，我干了些什么。我回答说，我正在研读《逻辑［指，《形式与先验的逻辑》］》的第一部分。他问我遇到什么困难没有。我告诉他没有。他说，那么你已经有相当高的水平。他又继续说，他已经记不得那里写了些什么，他总是需要Fink告诉他，他以前的书里写了些什么。”见Cairns: 《谈话（Conversations）》, September 17, 1931, 32页。这是《形式与先验的逻辑》出版仅三年之后的事。 [xl]我在本书第五、六章里将对此做详细的分析。 [xli]胡塞尔1931年1月6日给Pfänder的信，见《通信集》，3/2，180页。 [xlii]胡塞尔1922年2月22日给Paul Natorp的信，见《通信集》3/5，151－152页。 [xliii]胡塞尔1931年3月5日给Adolphe Grimme 的信，见《通信集》，3/3，90页。 [xliv]见他的《通信集》的脚注2，或者其中的书目。 [xlv]关于胡塞尔思想发展的关键阶段的历史重构，参见我的《胡塞尔现象学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Husserl’s Phenomenology）》，该文是为我编辑《胡塞尔精读：先验现象学基本著作（The Essential Husserl:Basic Writings in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Bloomington，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9）时所写的导论。该文可作为此处的简要分析的补充。 [xlvi] Michael Dummett：《分析哲学的起源（The Origins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Cambridge,Massachusse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 2页。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