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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夫 在那部著名的意大利电影《邮差》中，遭放逐的诗人聂鲁达并非故事的主人公。但是其中的一个细节还是让我怦然心动：聂鲁达与马蒂尔德在山巅的那栋小房子里，在小唱机的音乐声中，孤独而又认真地起舞。窗外的海风温柔可人，下午的海浪轻拍在高峻的白色山崖上，蕴藉地往返。 这个时候的聂鲁达，处于自己祖国政府的追捕之中，已经有四五年了。但是我相信这样的细节是真实存在的，因为这是聂鲁达的生活和故事。而聂鲁达，首先是一个诗人。 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任何想要准确叙述历史的可能性都是不存在的。因为在表达出一种可能性的同时，会立即遮蔽掉其他的可能性。对于聂鲁达，我们首先就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们不可能准确地描述他的生命。无论是他在生命早期的吟咏，还是在亚洲孤独痛苦的任职经历，抑或是后来为西班牙、智利、古巴诸拉丁美洲国家奔走的革命生涯，都表明了这一点。聂鲁达的生命如此丰富而蓬勃，以致于任何落于笔端的叙述都会显得苍白无力。但同时聂鲁达又是单纯的，他首先，他在最初，或者说，他在最终意义上都只是一位诗人，一位堂吉诃德一样的诗人。所以，从后一种意义来说，对聂鲁达之生命的再表现，又是毫不费力的，我想，这正是本书的开题之处。 早期的聂鲁达，只是一位卓越的诗人。他歌唱自己的爱人，自己的爱情，喟叹自己的失恋，“爱是这么短，遗忘是这么的长。”大学毕业后，在仰光、新加坡等地任职期间，聂鲁达开始遭遇真正意义上的人生困境，孤独、寂寞，感情的失败，诗人犹如被祖国抛弃的孩子，痛苦而不知往何处去，孤独与死亡与他近在咫尺。但是这也正是聂鲁达成熟的时期，后来，当聂鲁达被调往西班牙的时候，当地著名诗人洛尔卡这样介绍他：“一位离死亡比离哲学近，离痛苦比离智慧近，离鲜血比离墨水近的诗人。” 但这还不是完全的聂鲁达。陌生的亚洲让诗人成熟，而西班牙留给他的，则是重于爱情的诗人义务。聂鲁达在西班牙的任期内，遭遇到了保卫马德里的战争以及佛朗哥的法西斯专政，这极大地刺激了他，并使得他的诗作风格开始发生转变。聂鲁达发现自己常常不能履行一个外交官式的中立立场，而必须按照一个诗人的良心来表达和做事情。他的诗歌开始关注真正的社会现实，包括底层的苦难大众。他要为千万最底层的工人和农民说话，为拉丁美洲的革命呐喊，这时的聂鲁达，已不再只是一个诗人，更是一位革命家。他甚至开始竞选智利的国会议员，参与政治活动。尽管他的政治生涯充满了艰辛和失败，但他一直坚持战斗，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选择留在了智利，与智利人民一起反对独裁的政府。 正如聂鲁达自己所说，“义务和爱情，是我的两只翅膀。”聂鲁达是一位大地上的诗人，他是一位诗人，虽然不止是个诗人，不止是一个智利的诗人，而是美洲的精神和古老理想的结合的产物。但是能够让他超越诗歌的，还是他作为诗人的生命。他在197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所得到的评价是，“他的诗歌以大自然的伟力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这座大陆命运坎坷，却从未放弃希望、理想以及对生活的追求。聂鲁达的成就，就在于此，而这也是本书的写作线索。我在阅读本书的时候，眼前总是会浮现出电影中的那个细节，那位背负了整整一个大陆的梦想和命运的诗人，在逃亡的途中，优雅地起舞。压题照片为聂鲁达与马蒂尔德。 附： 聂鲁达评洛尔迦（原译洛尔卡）： “他是个何等了不起的诗人啊！像他这样兼具风度与才华、敏捷的才思与明澈如清泉的心灵的人，我从未见过。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是个不会吝啬的精灵，是个欢乐的离心器，把生活的幸福收集在胸中，而且像行星那样把它放射出去。他既纯真又虚伪，既是宇宙人又是乡巴佬，是独特的乐手，是出色的小丑，胆小又迷信，欢乐而又潇洒；他是个概括了西班牙各个时代的一种人物，是人民的精华，他是阿拉伯人和安达卢西亚人的后裔，在当时西班牙的真个舞台上熠熠生辉，并像茉莉花那样散发出醉人的芬芳。令人哀痛的是，他永远消失了！” “我从未见过双手具有如此魅力的人，我从未有见过比他更快乐的兄弟。他欢笑、歌唱，弹奏，跳跃，创作，他把火花射向四面八方，我的这位不幸朋友，世上的才能他无所不有，他简直像一位高超的黄金工艺品工匠，像伟大诗歌养蜂场的一只大蜂。他是自己才华的毫不吝啬的奉献者”。但有时候，“快活是他的表象”。阿莱克桑德雷也说，“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激情满怀，爱情与痛苦每天都使那高贵的前额更加高贵。他爱得很深，这是某些浅薄的人不愿承认的品格。至于他为爱痛苦，恐怕是无人知道的”。 ——出自《山岩上的肖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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