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00元买下，2000多万卖出，现在最少值2个多亿！ 对，说的不是彭令的那个汪必昌《聊复集·怪症汇纂》，而是一桩往事…… 2003年，在嘉德征集拍品的过程中，一位老先生找到嘉德古籍善本部总经理拓晓堂说，你卖了一个东西，是我这个东西的后半部分。拓晓堂一想就知道是《出师颂》的本幅出现了，兴奋异常。1922年，溥仪以赏赐溥杰的名义将《出师颂》携出宫外，一九四五年后匿于民间，此后一直下落不明。而这位老先生所拥有的“这个东西”上还有太平公主的藏印、宋高宗的篆书、乾隆皇帝的御笔、大书法家米友仁的题跋。 2003年4月，《出师颂》本幅在嘉德春季拍卖会上横空出世，立刻轰动了文物界。故宫得知后，马上与嘉德联系，并上报有关部门。然而，消息一经传出，立刻引发巨大争议，一封署名张继刚的公开信从纸张、笔迹和图章等方面论证此乃赝品。 但故宫也底气十足，他们身后站着徐邦达、启功、朱家溍、傅熹年、杨新、单国强这六位顶级的书画鉴定专家。回购前，故宫还专门请他们对《出师颂》进行鉴定。专家们的鉴定意见是引首的“晋墨”二字是假的，这部分的纸也不对，应为明代选配，但本幅《出师颂》墨迹肯定是真的，并强调它是隋人所书，另外，米友仁的字是真的。即使这样，因为隋人墨迹稀少、又是流传有序的法书名篇，属清宫流失之物，故建议由故宫征集。 六位专家都签了字。此外，上海博物馆馆长汪庆正、辽宁博物馆馆长杨仁恺两位老先生也对此表示赞同。 拓晓堂也有底气。在故宫组织专家鉴定之前，他已经请傅熹年、朱家溍两位老先生亲眼看过，认为没问题。他也找了启功，但那时正值非典特殊时期，北师大不允许外人进入。他只好托与启功住得很近的朋友与他沟通。隔着栅栏，启功问是白纸本，还是黑纸本。听说是白纸本，启功说那就对了，一直到故宫鉴定，启功才看到实物。 此前首都博物馆也想买《出师颂》，他们也请有关专家反复论证，并已与嘉德签订了购买意向书。时任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又亲自去请首博让步，毕竟这是从故宫流传出去的文物，由故宫回购意义更大。 当年7月8日，北京市文物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56条第二款和第58条，向嘉德发出《关于指定故宫博物馆优先购买〈出师颂〉帖的通知》，指定故宫博物院为《出师颂》的优先购买单位。 出卖人不肯露面。拓晓堂说，嘉德作为中间人，帮故宫与其协商，很快达成了一致，故宫遂以2200万元购得《出师颂》本幅。 2003年8月18日上午10时，一辆装甲运钞车从位于北京恒基中心的嘉德拍卖公司出发。在五名持枪警卫的护送下，《出师颂》重新回到离开八十年之久的紫禁城。 此前一年，宋代米芾的《研山铭》自日本回国拍卖。国家文物局花2990万在拍卖会上定向买回，然后交由故宫收藏。购买之前，也是请了徐邦达、傅熹年、启功等专家进行鉴定，大家一致认为是米芾的真迹，建议购买，使其重回故宫。 从2002年开始，国家财政第一次设立了“国家文物征集专项经费”，用于回购流失的重点文物，当年安排5000万元。郑欣淼在与前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的对谈中曾提到，这个购买过程要非常谨慎，因为现在市场比较混乱，只要有专家意见不一致，故宫就会放弃回购。 购买《研山铭》时，启功还有点顾虑，他说，《研山铭》是好，确实精彩，但是三千万贵了点。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调侃说，北京修1公里地铁要6个亿，能买20幅《研山铭》，您说是修1公里地铁，还是买20幅《研山铭》好？启功回答说地铁什么时候都能造，但《研山铭》要被外国的博物馆买走了就永远回不来了。 拓晓堂与《出师颂》的缘分始于1997年。那天，嘉德在天津友谊宾馆征集拍品。这是拍卖行例行的活动。1993年嘉德成立之后，天津和上海是他们主要的征集地，因为这两个地方曾经聚集了很多名门望族，2005年后，嘉德才把重心转向海外，此后，很多国宝回流。 “文物这个东西是只认钱的，这个东西很势利眼，哪里价格高，哪里有市场，它就会往哪里流动。”拓晓堂说。那天中午回来时，他看到宾馆的办公桌上摊了一样东西，一看就很亮眼，第一反应这东西恐怕不是明代以上，就是宋元之间的，当时就问：这是谁的东西啊？ 一位戴眼镜的年轻人回答说：“是我的。您是拓先生吧？这东西已经请你们公司的人看过了，他们让您回来再看一看。”拓晓堂先是仔细地审视这段书法文字及其内容、印款，翻来覆去地看其装裱，因为这段卷子是一段残卷，无头无尾，无年款。 但经过粗略的鉴定之后，他心里已经基本确定：第一，这段书法书写的年代至少在宋元之间；第二，其内容是两段跋文，一段作者佚名，一段作者为张达善，均为关于《出师颂》的跋文；第三，精细的装裱，应该是“宫装”。可以肯定这是一件重量级文物。 年轻人告诉拓晓堂，他是当地一家外企公司的雇员，他们老板喜好古玩收藏，每个周末他都陪老板去古玩市场逛。有一次陪老板闲逛时，一位老人悄悄地把他拉到一边，对他说：“看小伙子您像个文化人，有件东西不知您喜不喜欢？”于是老人从包中取出此书法卷，小伙子看是件旧东西，便花3000元人民币买下了。 后来，这个年轻人把东西拿到当地最大的文物店请老师傅鉴定和估价，结果文物店看不懂，也不肯收。 这个年轻人很失望，只好问：“这东西要卖，到底能值多少钱呢？”“可能卖1000元吧。”他看到嘉德征集拍品的广告后，特意想请嘉德的专家来鉴定一下。 “三万元，我们作底拍卖。”拓晓堂给出报价。他们俩商定，拓晓堂先回北京查阅这卷子的相关资料，年轻人也将原物带回，与家人商议价格，但他不肯给拓晓堂留联系方式。 拓晓堂回到北京后，很快就在《石渠宝笈续编》中查到这段残卷的资料，出自消失已久的《出师颂》，非常激动。 然而年轻人却迟迟不来。一个多月后，年轻人才将这段残卷送到北京，拓晓堂如获至宝。他在“中国嘉德1997秋季拍卖会古籍善本专场”的图录中写道：此跋在《石渠宝笈续编》著录，参见《隋人书史岑出师颂表》条。1922年十一月初九溥仪将此卷赏赐溥杰，携出宫外。几经劫难，此卷已裂为数断，惜《出师颂》今已不知下落，存者仅《出师颂》后之张达善题跋。题跋文字参见《石渠宝笈续编》。 拓晓堂把底价提到了5万元，但他心中的估价要高很多，是30万元。然而，由于是段残卷，所以并未引起注意。只有一位客人听了拓晓堂的推荐，以5万元的底价，一口就买下了。 当时，拓晓堂也向故宫推荐了这件藏品，“他们当时也没重视，因为谁知道《出师颂》本幅后来又出现了”。 那位客人是个企业家，其实也不懂这件文物有什么价值，没多久，又转卖给了收藏者红树白云楼主人陆牧滔父子。他们对此很感兴趣，每周都要拉上拓晓堂去古玩市场守株待兔，希望能找到最初卖出的那位老人。 也正因为要保守商业机密，拓晓堂此前接受采访从不对外公布是在哪个城市征集到的文物。 他们苦寻数年也没有结果，渐渐绝望了。没想到，六年后，《出师颂》本幅突然出现在拓晓堂眼前。 十六年后，仅仅张达善的题跋就值一千五百万。2013年，嘉德成立二十周年，其创始人陈东升与陆牧滔商定，由嘉德出资50%，双方共同将这件捐赠故宫博物院，使得《出师颂》本幅与题跋珠联璧合。“回过头看，故宫当初2200万购买《出师颂》就显得很值，现在得值两亿以上！”拓晓堂说。 附录1 故宫官网关于【章草书出师颂卷】介绍 《出师颂》卷，隋人书，纸本，章草书，纵21.2厘米，横29.1厘米。 《出师颂》释文。 本幅无款。鉴藏印记有22方，计为：唐太平公主梵文印“三藐母驮”，唐邵王李约“约”和“邵约之印”，唐中书侍郎王涯“永存珍秘”（钤两处）；宋高宗“绍”、“兴”（联珠印）、宋内府“书印”（半印）和“内府秘书之印”；明以前人之“蓑笠轩印”、“历代永宝”、“刘氏中守”、“刘完私印”、“安元忠印”及二印文不辨之印；清安岐“仪周珍藏”，清内府“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乐寿堂鉴藏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诸玺。 后纸宋米友仁跋：“右出师颂，隋贤书，绍兴九年四月七日，臣米友仁审定。”右下钤“监书画博士印”。左鉴藏印记6方，计有：“物”（半印）、“□轩”、“□□山牧”、“古希天子”、“寿”及一印文不辨印。右鉴藏印6方，为“安仪周家珍藏”、“五福五代堂宝”、“八徵耄念之宝”、“嘉庆御览之宝”、“宣统鉴赏”、“无逸斋精鉴玺”。 引首篆书“晋墨”两字及花押“伍”，押上钤“御府图书”，据押和印，前人定为宋高宗书，实为明人仿写。另有清内府鉴藏印“太上皇帝”、“石渠定鉴”、“宝笈重编”、“宁寿宫续入石渠宝笈”。左上乾隆癸巳（三十八年，1773年）御题一段。 前隔水鉴藏印有：明王世懋“琅琊王敬美氏收藏图书”，清安岐“安”、“仪周鉴堂”，清内府“八徵耄念之宝”。后隔水乾隆戊辰（十三年，1748年）御题一段，下钤“乾”、“隆”印，另有清安岐鉴藏印“麓邨”。 此本见于著录的有：明·詹景凤《东图玄览》、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吴其贞《吴氏书画记》、孙鑛《书画跋跋续》、清·顾复《平生壮观》、安岐《墨缘汇观》、吴升《大观录》、《石渠宝笈续编·宁寿宫》、阮元《石渠随笔》、孙岳颁《佩文斋书画谱》、倪涛《六艺之一录》等书。刻入《三希堂法帖》。 根据著录书及鉴藏印记，此本称为“绍兴本”《出师颂》，据米友仁跋，多定为隋贤书，也有认为是西晋索靖或南朝梁·萧子云写，乃至唐人作。流传情况大致是：唐代经太平公主、李约、王涯先后鉴藏；南宋绍兴年间入内府；明归王世懋；清初由安岐收藏，后入乾隆内府；民国十一年（1922年）十一月初九日，溥仪以赏赐溥杰的名义携出宫外，1945年后散落匿于民间不彰60余年；2003年由拍卖公司征得，故宫博物院以巨资购回。 《出师颂》作为流传有绪的章草墨迹曾留存有两本，一为此“绍兴本”，一为“宣和本”，后者曾入北宋内府，有宋徽宗标题“征西司马索靖书”及“宣和”瓢印，一般定为西晋索靖书，也有认为是梁·萧子云书，经北宋《宣和书谱》、明·文嘉《钤山堂书画记》、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等书著录。其流传情况大致是：北宋入宣和内府，明代似从严嵩家辗转入文彭手，后售于项元汴，入清后不存。“宣和本”曾刻入董其昌《戏鸿堂帖》，王肯堂《泼墨斋帖》亦曾摹刻，今仅存法帖拓本。 绍兴本《出师颂》本无名款，后人认为是西晋索靖或南朝梁·萧子云作，或谓隋贤或唐人书，并无定论。从本幅中有唐太平公主、李约、王涯等人鉴藏印看，书写不会晚于初唐。据宋·米友仁跋定为“隋贤书”当较可信。此书属较典型的早期章草书体，“蚕头凤尾”带有隶书遗痕，“银钩虿尾”具草书特征，整体书风规整而不失变化，劲健中见自然飞动之势，古朴又典雅，是六朝以来创立规范章草的传统体貌，唯稍增飘逸之势，与隋·智永《真草千字文》中的草体大致相近。故定为隋人书是合宜的。 附录2 拓晓堂：晋书《出师颂》征集记 从1997年秋季至今的6年多时间里，我心中一直有一段萦绕于怀的梦。 6年前，我赴某市参加公司例行的征集拍品，征集办公室在一家宾馆的套间房内。这日下午，我按事先的安排，外出赴约看货，之后返回征集办公室，只见房间内人来人往，入得房间内，我一眼就看见在大办公桌上摊着一张打开的书法卷子，其古朴的字迹和特殊的装裱，像有磁力一般立刻吸引了我的目光，我潜意识中立刻感到，我碰到重要的东西了，那感觉可以说就是激动。于是就情不自禁地随口问道：“这是哪位先生的东西？”这时靠窗站着的一位带眼镜、文质彬彬的小伙子答道：“是我的。”并反问我：“您是？”我说，“我是嘉德公司的”，他猜度我说：“您是拓先生吧？”我回答正是。他笑道：“这东西已经请您们公司的看过了，让我等拓先生回来，请他看一看。”我看旁边围观的人太多，便说：“这里说话不方便，请您到套房内来谈。”于是，我们来到了征集办公室的套房内。 坐定之后，我先是重新仔细地审视这段书法文字及其内容、印款，翻来复去地看其装裱，因为这段卷子是一段残卷，无头无尾，无年款，但经过我粗略的鉴定之后，我心里已经基本确定： 一，这段书法的书写的年代至少在宋元之间（明代以上的），其古拙的书法文字和印章风格，非十五世纪之物；二，其内容是两段跋文，一段作者佚名，一段作者为张达善，均为关于索靖书《出师颂》的跋文；三，精细的装裱，尽管只有一段隔水和细边，但我确认这应该是“宫装”。我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结论，尽管当时不能确定这是什么东西，但可以肯定的这是一件开门的重量级文物。我大约审视了几分钟，心里有底之后，于是我问这位小伙子：“这是什么东西？能告诉我，这是您家里的收藏吗？”于是小伙子向我娓娓道来了一段传奇般的故事。 他是当地一家著名外企公司的雇员，其老板喜好中国古玩的收藏，他因此经常在周末陪上司去古玩市场里逛逛，他虽说不懂文物古玩的鉴赏，但可以陪老板帮助在语言上的沟通。某一次在陪老板在市场闲逛时，有一老者在他身边，悄悄地把他拉到一边，对他说：“看小伙子您像个文化人，有点东西不知您喜欢不喜欢？”于是老者从包中取出此卷，小伙子虽不懂，但也是陪老板常来市场的人，看是件老东西，于是没有商量，便花了三千元人民币买下了这段卷子。小伙子糊里糊涂地买到了这段卷子之后，心里也一直是不踏实，于是他又选了一日，将此卷拿到某市当地最大的文物店请店内的老师傅鉴定估价，结果是文物店不收这东西，大失所望的小伙子无奈地问：“这东西要卖，到底能值多少钱呢？”接待他的老者说：“可能卖一千元吧。”小伙子悻悻地离开。最近看到中国嘉德到某市征集的广告后，来此特意请嘉德来看一看，鉴定一下，到底是件什么玩艺。 我听罢这段传奇般的故事，不由地感慨再三，于是我非常明白告诉说：“这段卷子，我现在不能确定它的全部细节，但有一点，这件卷子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小伙子问到底有多高价值，我说至少是你买这卷子的十倍价格，小伙子显然觉得碰到识货的人了。这样，经过我们一番商量，我先回北京查这卷子的相关资料，有情况相互通报，小伙子将原物带回，与家人商议底价。 我回到北京之后，立即查阅有关资料。 因为我已经认定这是一件宫里的收藏之物，结果，很快就在《石渠宝笈续编》中查到这段卷子的资料，是宋元之间佚名的隋人书（索靖书）出师颂后面的释文，和元人张达善的题跋，确认了我最初在某市的判断和看法，当时我心中的兴奋，实难以言表。 之后，某市小伙将这段残卷送到北京，我如获至宝，如果读者有兴趣，在这里可以赘引“中国嘉德1997秋季拍卖会·古籍善本专场”图录内的第579拍品《跋隋人书史岑出师颂卷》提要文字： 此跋《石渠宝笈续编》著录，参见《隋人书史岑出师颂表》条。民国十一年（宣统十四年）十一月初九日溥仪将此卷赏赐溥杰，携出宫外。几经劫难，此卷已裂为数段，惜隋人书今已不知下落，存者仅隋人书后之张达善题跋。题跋文字参见《石渠宝笈续编》。张，字达善，元导江人，侨寓江左。至元年间，行台中丞吴曼庆，延致达善为江宁学官，远近翕然尊师之，曰导江先生。著有《经说》、《文集》行世。今存可见导江先生墨迹者，仅此一件，可称孤品。故虽痛惜隋人之书不知所归，燃导江原跋横浮出世亦足令人欣慰，但望他日，神物护持，隋人原书与此原跋，重缀圆璧。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我是用了相当的文字，将这件颇有传奇色彩的残卷向收藏界推荐，而且，在我的心目中，它的市场价位，也不应该是底价五万元，而应该是他的五倍，十倍才对。因此，在做估价时，此件拍品的估价250000—300000。 非常遗憾，市场是无情的。 无论我向收藏界如何解释它的重要性，如何介绍它的学术和市场价值，这毕竟是段残卷，最后是在我的竭力说服之下，一位非常熟悉的客人，无奈地买下了这段残卷。这个结果于我令我十分沮丧的，不满意的。因为，这个结果与我的期望相差的太远，太出乎我的意料，我认为这个结果，远没有实现其文物及市场的价值。 其实，收藏是非常有意思的，收藏者实际上是要有“慧根”的，也就是要对文物价值有独到的看法、有对未来价值的发现，这不是所有收藏者都能具备的潜质。我始终认为，这段宋元间的残卷，即使永远如此是一件残卷，它的价值也应该是我的估价或翻倍，甚至再翻倍。 也许是我错了，我与实际的市场之间有一个矛盾，那就是我有一个梦，这个梦就是，如果有朝一日，我在大海里捞针般地将“索靖书出师颂”找到，让这段残卷完璧归赵，破镜重圆，这将是多美，多圆满的一个梦啊。 从那时起，我每年数下某市，甚至每每拉着那位小伙子，出入某市的文物市场，毫无希望地希望能再次碰到那位神秘的老者————时光飞逝，转眼已经整整六年过去了。这段时间里，我无时无刻不会忘记萦绕于怀的这个梦，那份思念，那份渴望，那份寻求，折磨着人哪！ 谁曾想在2003年春拍品征集过程中，又是奇遇，居然征集到了我朝思梦想的“索靖书出师颂”，这恍若是梦，可这不是梦，这是圆满的梦，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我轻轻展开“索靖书出师颂”，现入眼帘的是：宋高宗篆书“晋墨”、乾隆御笔题跋、索靖书出师颂、米友仁题记————其书法辗转，朱印斑斑，纸墨如新，令人对此一千五百年前的神物，如此完好的保存在人间，不能不叹为观止！索靖（公元前239—303年）是何许人也？此公，字幼安，晋敦煌人官至征南司马。按《宣和书谱》称，索靖少时就有出群之才，与乡梓汜衷、张、索介、索永并称为“敦煌五能”。索靖的书法，以章草名动一时，评论者形容其书法“如风乎举，鸷鸟乍飞”，以状其遒劲；或谓“如雪岭孤松，冰河危石”，以状其峻险。也有将索靖与张芝相比较，以为“精熟至极，索不及张芝；妙有余姿，张不及索靖”，因此史评索靖的书法“其书名与羲（王羲之）、献（王献之）相先后也”。其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当可想见。 传为索靖书法的墨迹，今仍现存于世者，唯见此《出师颂》，是为硕果仅存的孤品。此件作品自唐朝以来，流传有序，宋朝绍兴年间入内府收藏，明代归著名收藏家王世懋，清初归安仪周，最后又入清宫乾隆石渠宝笈收藏。历代文献著录，乾隆年间又收入《御制三希堂法帖》刻碑上石，著名鉴赏家王世贞（1526—1590）评论此件索靖作品时说道：“结法特加遒密，古雅墨气如新。”其古老的文物价值和杰出的艺术价值，谓之书林至宝，毫无溢誉之嫌。 此卷于民国十一年（1922）十一月初九，溥仪以赏赐溥杰的名义携出宫外，1945年后散落匿于民间不彰六十余年。今天假大运于斯，数年孜孜以求，此索靖书出师颂重现于世，方知此卷全卷完整无缺的保存于人间，破镜可圆，实为收藏界至幸之事。 人是要有梦的，然而现实了的梦，有时是这样令人兴奋，令人心醉。 2003.05.30 附录3 杨新：由《出师颂》引发出对中国书画鉴定的思考 一幅数百年以至千年以上的书画作品，能流传到今天是十分不易的。它要经历多少代人的爱护，多少次改朝换代和家庭兴衰，多少次战火以及自然和人为的破坏，才能幸存到今天？所以对待一件古代书画作品，首先是要慎重，莫要轻言“伪”字，一棍子打死；其次要细心求证，去伪存真，恢复其历史本来面貌，最后才下结论。而在此中，鉴定者不能带有主观成见和个人情绪，尤其最忌将自身利益搅和其中。在科学论证和历史真实面前，要善于修正自己的认识和“服输”。对待《出师颂》亦应如此。 其实关于这件《出师颂》，早在三十年前徐邦达先生就已作过详细考证。在1987年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他的《古书画过眼要录》中，把它刊入“隋·无名氏”书中，并未说它是索靖书。当时这件作品被溥仪带到东北后散失于民间，文中注明“下落不明”。 自从拍卖公司宣布《出师颂》被故宫博物院购买后，一些报社记者作了追踪采访报道，反映出各种不同批评意见，或谓故宫买的是一件伪品，或谓是一件摹本，或谓虽是隋人书，但不值那么多钱，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出师颂》本身没有作者署款。对于一件无款的古书画作品，本不存在真、伪问题，只是在时代上进行判断就可以了。在卷后有米友仁鉴定意见，认为是“隋贤书”，这就是根据书法的风格，只对其产生的时代进行判断。米友仁并非不知道《出师颂》有为西晋索靖书或南梁萧子云书之说，他定为隋代作品，自然就否定了此件为索靖或萧子云书的说法。米友仁的说法对不对呢？启功先生说：“米友仁的题跋是真迹，他的说法有道理。”其它与会专家无异议，都持认同的态度。至于引首有宋高宗画押的“晋墨”两字，傅熹年指出是明人伪造。既然为伪造，其所说为“晋人书”就不能作为论证的依据。所谓认为此件为“伪品”的说法，是指有人说它是“索靖的真迹”而言的。此件《出师颂》没有自报姓名说它是索靖书；宋代的米友仁和今天的专家只说它是隋人书，并没有说是索靖书；故宫博物院根据专家们的意见，购买的是一件隋人的作品，而不是购买的索靖作品，那么何来故宫博物院花了巨大的代价买了一件“伪品”呢？ 《出师颂》是不是一件摹本呢？鉴定是否摹本的最理想的方法，是将原本与摹本摆在一起对照考察，谁是摹本、谁是原本，就会泾渭分明。尽管在历史文献记载中，《出师颂》有多种不同的藏本，但到今天，我们只能看这一本（南宋官本）《出师颂》了。刻帖中有不同的藏本，但与墨迹相去甚远，只能作参考，而不能作对照比较。那么是否没有两本或两本以上的同件作品进行比较，我们就不能分辨出是原本还是摹本呢？那也不是，仅凭作品本身我们也能判断。一般来说，摹本有拓写和对临两种方法。拓写方法即双钩填墨；或用淡墨钩影，然后在影上书写。这种方法表现出来的是死板、僵硬，毫无生气可言。用此来考察今本《出师颂》，毫无这些痕迹。依原本面对面的临写方法，虽然能克服一些死板、僵硬的弊病，但是却要看一笔描一笔，仍然克服不了生硬造作。如果反复临写多遍，将原本烂记于心中，这样又容易暴露出自家面目，与原本拉大了差距，而且也克服不了追摹原本的心里障碍。以此来考察今本《出师颂》，也无这些毛病，相反看到的却是自由奔放，虎虎生气，所以多受到前人的溢美之词。 有人说，一件隋代无名氏的写经，不能卖多少钱，《出师颂》也同样是隋代无名氏书，而价格不菲，是否相差太悬殊了？这里我只能这样说，隋人写经，甚或六朝人写经，因其当时书写数量大，仍保存到今天的也还不少，特别是敦煌石室被发现后，其数量就更多。而《出师颂》到今天只有一件了，“物以稀为贵”，这是不好比的。其次，写经是出于宗教信仰，以书写和施舍的数量多寡来衡量对佛的敬仰虔诚程度。在当时社会上，有专门抄写佛经的经生，并以此为职业。因为要多、快、好、省，故其书法大多千篇一律，其间的个性和风格差别是很微小的，谈不到更多的艺术性。而这件《出师颂》则不同，不但表现出强烈的个性和时代特色，而且用秃笔书写，结构奇伟，笔致奔放，在艺术上与写经也是不好相比的。再次，写经在寺庙、个人和宫廷中虽有大量的收藏，但都不作为艺术品看待，并不视之为珍贵。而《出师颂》从创作问世以来，无论为私人收藏，还是被宫廷所得，都视同无价之宝。将自己的印章钤盖其上，不断地见之于文字记载和刻于帖中。从它的经历可以看到时世的沧桑，王朝的更替，家族的兴衰。它所包含的历史信息量也是一般写经无可比拟的。这里我不是在贬低写经的文物价值。只是在想《出师颂》的价格，实在难于把握。也使我想起在抗日战争时，张伯驹先生将陆机《平复帖》缝在棉袄中一起逃难。在张老先生看来，《平复帖》比自己的身家性命还重要。设想如果今天拿来拍卖，会是个什么价？如果把《出师颂》定为索靖真迹，就其时代而言，比《平复帖》还早，就其作者在书坛上的名望，比陆机还大，它又会是个什么价？恐怕两千万拿不下来吧。所以，理性看待分析这件传世之宝是十分重要的，做到实事求是。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