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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很多孩子会在这一天光荣地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 1955年，北京一名小学生入队宣誓。李晞/摄 上世纪50年代北京的校园，发生过一篇报道引发的入队大讨论，从那以后，思想障碍被排除，本市少先队组织迎来大发展，戴上红领巾的孩子很快多了起来。 1955年1月12日，北京日报在1版刊发《一位母亲的来信》，反映这位母亲的女儿小丽快13岁了仍未加入少先队的情况。这件事成了母女俩的一块心病。 原来，小丽是本市一所中学的初二年级学生，她多次申请入队，都没有被批准。一天，妹妹问小丽：“你怎么还不是‘红领巾’呀？”这话大大刺激了小丽，她哭了，为了掩饰，她故意拿着斧头去敲煤块，说是煤渣打在了眼里。母亲目睹这一幕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儿。 由于不能入队，小丽的情绪受到影响，进而导致学习成绩下降。原先她的作文写得很生动，都在90分以上，但后来降到70多分。 “‘红领巾’对我的孩子已经是精神包袱、思想负担了，对她天真的心是一种压力……如果再不批准她入队，对她的自尊心是一种摧残，对她的进取心是无情的打击。”这位母亲在信中提出抗议，“学校没有理由把一个热情的孩子一再拒之队外。少先队组织不应千篇一律地对待孩子，应该将小丽这个‘顽皮’的孩子吸收入队，然后教育她、帮助她。” 小丽妈妈的这封信于1954年年底寄给有关部门。后来，青年团北京市委少年部派人到学校去了解情况。当年12月31日，队组织批准了小丽入队的申请。1955年元旦，小丽光荣地戴上了红领巾。 小丽入队一事引起北京日报重视，北京日报记者通过深入的调查采访，了解到小丽迟迟不能入队的原因，并刊发了《小丽为什么现在才入队？》一稿。综合起来，大家认为小丽的主要缺点是：入队“动机不纯”和学习不够努力。比如，小丽曾经告诉同学们，她要是入了队，爸爸就更喜欢她，这说明她是为了讨爸爸喜欢才要求入队的。又说，她想要一双冰鞋，爸爸说等她入了队才给她买，这说明她是为了那双冰鞋才要求入队的。在学习方面，大家说小丽上课时注意力不够集中，爱画“小人儿”；因为贪玩，有时不能按时完成作业。班主任的见解更“独特”，她说，小丽有时候穿得比一些同学好，吃的是大米饭、“洋火腿”，所以不免有些“骄傲”，跟别的孩子不“合群”。她还说，父母只希望孩子入队，对孩子的学习督促帮助却不够。这位班主任担心小丽入队以后，父母更不管了，孩子更会“变坏”。 北京日报记者提出反思：小丽过去真是不够入队条件吗？为什么当领导注意到这个问题时，小丽就够条件了呢？我们的辅导员、班主任是在用什么标准来要求申请入队的孩子？辅导员、班主任的责任是什么？队组织的作用又在哪里呢？ 此事经北京日报报道后，不但引起团组织和教育部门的重视，还引发了一场思想认识的大讨论。先后有200多位中小学教师、少先队辅导员和学生家长给北京日报来信，谈论对入队一事的看法。多数人认为少年先锋队是少年儿童自己的组织，没有理由把热情要求参加自己组织的孩子一再拒之于队的大门之外，应该好好检查一下少先队的工作。 1955年2月初，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少年儿童部表态，承认少先队的组织发展缓慢，是那时候少先队工作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而小丽母亲的来信恰恰揭露和批评了儿童教育工作者对待儿童的错误观点和态度。（1955年2月5日《北京日报》2版，《积极地、大量地发展少年先锋队组织》） 扫除了这个思想障碍，全市少先队组织迅速发展起来，仅1955年三月、四月两个月，就有23878名少年儿童带上了红领巾，这个数字相当于上一年同期入队人数的7倍。（1955年5月31日《北京日报》1版，《本市少年先锋队组织有很大发展》） 中国少年先锋队成立65周年纪念日，和平里四小学生参加集体入队仪式。周良/摄 时至今日，在北京就读一年级的小学生有入队意愿的，经少先队大队批准都可以加入少先队，光荣地戴上红领巾。2018年，全市有近10万名新队员入队。 历史资料：京报集团图文数据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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