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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阀，是门第和阀阅的合称，指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又称门第、衣冠、世族、士族、势族、世家、巨室等。那些有功的大臣以及他们的后裔为了彰显自己的业绩，所以在大门两侧竖立两根柱子，左边的叫“阀”，右边的叫“阅”。 门阀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从两汉到隋唐最为显著的选拔官员的系统，其实际影响造成国家重要的官职往往被少数姓氏家族所垄断，个人的出身背景对于其仕途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其本身的才能特长。直到唐代，门阀制度才逐渐被以个人文化水平考试为依据的科举制度所取代。 魏晋南北朝虽处于长期分裂对峙状态，但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多有建树，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其中，士族制度是这一时期特有的历史现象，它的特点是按门第等级区别士族同庶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不同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的动荡、国家的分裂、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削弱以及地方割据势力的混战，是士族制度形成和发展的最基本的历史背景。 士族制度是世家豪族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高度发展的产物，在东汉时期已经开始萌芽。东晋时士族的社会地位已高得无人可比，他们编写士族家谱、垄断政治、排斥庶族寒门，出现了士族、庶族之间的严格区别，士族官位世袭制和政治、经济上的特殊地位完全确立。 政治上，梁武帝时，为了保证士族的社会政治地位，曾大量增设官位以安插求官的士族地主，使得这些士族子弟凭借父祖的资荫，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即使同为官吏，士族的升迁也快得惊人，不百日就能升至显要官位，像王、谢那些一等大族的子弟，“生发未燥，已拜列侯，身未离襁褓，业被冠带”。 在经济上，他们泄渡为地、封锢山泽。 在社会地位上，士族“视寒门之子轻若仆隶”，为了维护士族的特殊地位，他们不与庶族通婚，与庶族不同座、不同食、不同行，即使都是显贵，士族和庶族之间也差之千里。 自魏晋以来，由于士族优越的政治、经济地位能保证他们坐享一切，使得他们“不乐武位”，不肯“屈志戎旅”，这时，那些寒门庶族乘机以军功为进身之阶开始显露锋芒，以庶族为代表的军人势力逐渐凌驾于世家大族之上。士族已是腐朽和愚昧的代名词，这些人政治上不求进取，生活上贪恋安逸，成了社会的腐朽之木，已为时代的发展所不容，开始走向没落。 从发展过程看，士族制度萌芽在东汉，形成于魏晋，它的发展是在南北朝时期，衰落于南朝末年，被废除是在隋唐时期，其势力被彻底扫荡是在唐朝末年。士族制度是历史的产物， 它集中地代表了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落后和腐朽， 这就注定了它必然灭亡的命运。用历史的眼光看，士族制度的衰落过程，也就是庶族发展并逐渐取得政治地位的过程。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任何落后和腐朽的势力都阻挡不了它前进的步伐，这就是历史做出的结论，也是历史给后人的启示。 从历史上看，士族制度作为一个特定时期特有的历史现象，经历了萌芽、发展、兴盛和衰落、消亡的漫长过程，对士族制度的评价也应该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分析和评价。 士族制度的政治、经济特点，决定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往往特别尖锐，导致南北长期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士族田庄经济强化了封闭的自然经济，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士族是地主阶级中的腐朽集团，越到后期愈发腐朽。 同时，在经济上，士族田庄经济是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士族占有大量劳动力，强化了封建依附关系，在魏晋动荡的政治局势下，编户农民依附于世家大族，有较为保障的生产条件，这对封建经济的发展显然有利；而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相对安定，作为北方移民核心的士族地主来南方立国创业，客观形势使得他们成为开发南方经济的组织者，他们在南方建立的田庄、山墅，毕竟对江南荒丘山泽地区的开发起了推动作用。民族关系上，士族士大夫在推动北方各少数民族封建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思想、科技文化上，士族生活优裕，有条件从事文化事业，部分士族蔑视礼法，倡导个性自由，思想上富有想象和浪漫色彩，因而东晋南朝时期在哲学、文学、书法、绘画、科学上有较多的成就，并且富有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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