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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预测评说 中国图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第二篇 周易预测史 本篇提要：以卦爻为基础、以干支为主导的复合型信号系统与三级解读工具（卦爻辞、八卦物象、六亲）的形成和有机统一，使周易预测由经验型预测走向科学型预测。 第五章 卦爻信号初级解读（卦爻辞） 第六节 卦爻辞解读功能的局限性 我们看到，春秋时期及其以后，在用卦爻辞解读卦爻信号时，解读方法是越来越活了，实际是越来越乱了，越来越随意了。这是因为，卦爻辞自身的内涵或信息量是有限的，而预测的事件或情况是无限的。在那样的时代，除了《易经》又没有比它更好的预测手段，也就只能凑合着用了。或者说，在那样的时代，周易预测是一种独尊的预测手段，用卦爻辞解卦依然是独尊的解读方法，所以人们就只能刻意地在对卦爻辞的理解和灵活应用上下功夫。这既是预测的现实需求给逼出来的，也是卦爻辞辞义的局限性给逼出来的 实际上，即便不是随意解读，卦爻辞在解读方法上也存在着内在的问题。满天澄、巩衍杞、卢燕丽《中国文化发展简史》在谈到《周易》的“算卦术”即用卦爻辞解读信号这一问题时指出： 如何看待《周易》的这种算命术呢？《易传·系辞下》把这种算命术归结为“彰往而察来”，就是阐明以往的经验，考察未来的吉凶。照此说法，这种算命术含有简单的逻辑推理即类推的因素，认为卦爻辞说的那些事，都是过去的生活经验，作为类推的前提，同所问之事类比，可以从中引出某种启示。问题在于，所问之事，同卦爻辞所讲的事，往往不是同类的事。类推逻辑有一条法则，叫做“异类不比”，不同类的事物，不能进行类推，否则，就犯了逻辑错误。《周易》往往是“异类相比”，流于比附或联想，也许能给人一种精神安慰、心理调整，但是并不能得出科学的判断。如果相信它可以预测吉凶，那就是一种迷信了。（第52－53页）
这就是说，卦爻辞解读功能的局限性，最根本的问题是“异类相比”，存在着逻辑方面的弊端，无法达到科学的判断。这是早期周易预测术的一个致命缺陷和发展为科学预测学的瓶颈。 “异类相比”这种情况，应该说在《易经》形成时期就已经司是空见惯了，到后来肯定是越来越厉害了。那么“异类相比”有哪些表现形式呢？我们用上一节“鲁将伐越”那个卦例来作一些分析。 第一种表现形式：异事相比。 “鼎折足”原本是一个已经发生过的具体事件，与“鲁伐越”是什么关系？这两者怎么能够相提并论？怎么能够用“鼎折足”之凶来断定“鲁伐越”之凶呢？但是没办法，因为这里预测的是“鲁将伐越”，而对上号的爻辞是“鼎折足”，如果不把两者挂起钩来，预测就没法进行了。 第二种表现形式：异物相比。孔夫子说 “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这里把“舟”与“足”挂上了钩。 第三种表现形式：异情相比。“鲁伐越”对上“鼎折足”，意味着要翻船，但因“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所以这“鼎”会发生“折足”的情形，而“舟”不存在“折足”的问题，也就不会翻船，所以“凶”也就变成“吉”了。纪晓岚说自己还没娶妻，所以不存在“不见其妻”的问题，同样是异情相比。至于说纪中了第二名，而第一名姓石，应了爻辞中的“困于石”，第三名姓米，应了爻辞中的“据于蒺藜”，这一类的解释或占断方法，就纯粹是对卦爻辞字词的神化了。每一个字都那么神，《易经》就真的成了“天书”了。 应该说明的是，“异类相比”这个情况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在实际预测中还有两种情况：一是考虑到卦爻辞含义的具体性，预测中主要在抽象意义上使用卦爻辞，这种情况已超越了它的具体性，已经不再是“异类相比”；二是预测中主要是断吉凶，只能看事情未来的大致趋势，而不是看它的具体结果（实际上也达不到这个水准），在这个意义上也不是“异类相比”。当然，在这两种情况下，卦爻辞实际上起到的也还是一种警示作用，确实称不上“科学的判断”，确实不是科学意义或规范意义的预测。 就卦爻辞自身的内涵来看，其信号解读功能也有着明显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总体意义的局限性。从总体意义上来讲，卦爻辞作为信号解读工具，存在着其内涵的有限性与64卦信息内涵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64卦作为一个信号系统，就阴阳这一层次来讲，它所涵盖的信息是全方位的，无所不包的。卦爻辞的内容就其范围来讲也有全方位的特点，而且是经历曲折的过程，经过长期的积累，经过反复的修订、推敲、锤炼，能搞到这个水平已是难能可贵。但是，它毕竟只是特定阶段的经验总结，只是对64卦信息内涵的初步的认识成果和第一次诠释，在广度上和深度上自然是有限的。 其二，吉凶断语的局限性。吉、凶等断语是对信息的一种价值判断，客观的信息对于人类来讲不是吉就是凶，不是好就是坏，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一个卦象或爻象所反映的信息，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对不同的人、不同的事都是一样，要么都是吉，要么都是凶，这就有问题了。也就是说，卦爻辞为每一卦和每一爻都规定一个吉凶特性，这完全是狭隘的，机械的，牵强的，不合理的。在春秋时期的卦例中，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竭力突破这一限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易经》卦爻辞对卦爻吉凶的设置情况： 吉卦（共50卦）：乾，坤，屯，蒙，需，师，小畜，履，泰，同人，大有，谦，豫，随，蛊，观，噬嗑，贲，复，无妄，大畜，颐，大过，坎，离，咸，恒，大壮，晋，家人，解，损，益，夬，萃，升，困，革，鼎，震，艮，渐，丰，旅，巽，兑，涣，节，中孚，小过。 凶卦（共７卦）：否，剥，明夷，姤，井，归妹，未济。 吉凶情况较复杂的卦（共７卦）：讼，比，临，遁，睽，蹇，既济。 吉爻：232爻。 凶爻：72爻。 吉凶情况较复杂的爻：82爻。 当然，上面只是一个大体的统计数字，不一定很准确，但基本上能够说明问题。总的情况是吉卦、吉爻多，凶卦、凶爻少，其中大有、谦、临、家人、睽、解、萃、涣这8个卦基本上都是吉爻。吉多凶少这个情况总体上是符合实际的，吉与凶的设置也是按卦象和爻象来推定的，但毕竟是经验性的东西。卦爻辞原本就是对筮辞的整理加工，尽管经过了编纂修订，但并不能完全改变筮辞的基本特征。《易传》所谓“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那只能是对卦与辞相匹配的这个复合符号系统的定型体所作的一种解释，而并不是历史的真相。当初64卦作为筮法的记录符号，它并没有什么“象”，并不是“象”定型之后才有“辞”。所以对吉与凶的设置并不是完全由“象”来决定的。 最根本的问题是，任何一个卦象和爻象的阴阳信息，它的吉凶特性都是相对的。孔夫子占断“鼎折足”，可以把爻辞原定的凶解释为吉。在这里，“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只是次要原因，也不在于孔夫子要违心地为鲁国人壮胆，而在于他在根本上就没有把卦爻辞的吉凶设置看做是金科玉律，看做是不可移易的铁则。信息是一种客观的东西，在一定意义上它又是外在的东西，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在它与主体发生某种联系的时候，它才具有价值意义。因此，它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其内在价值是不会完全相同的。如果相同了，反倒成了怪事。 在这个问题上，易学界的认识是一致的。如胡志达先生即认为：对６４卦各卦和每卦各爻的吉凶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对于不同的事件有不同的标准。如果一概而论，势必断错。例如，拿预测婚姻来说，乾、坤、损等卦是六冲卦，革等卦均为凶卦，而不是吉卦。有时否卦、未济卦是吉卦，泰卦却无吉可言。又例如，明夷、盅、丰、同人、观、需、节、旅、临等卦，按《易经》卦爻辞的设置，有吉有凶，但占病却都是凶卦。廖墨香教授对此也有类似的看法。 也就是说，对卦爻的吉凶推断，必须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宜。因为６４卦的基本信息就是阴阳，而阴阳的特殊状态究竟是吉是凶，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而《易经》卦爻辞的的吉凶设置，相对于特定的经验和特定的角度来讲是合理的，相对于发展变易的大千世界来讲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 其三，叙事语的局限性。我们在前面说过，在卦爻辞中，总体来讲叙事语处于附属地位，是辅助说明吉凶断语的，是吉凶的一个示例或范例。但是，在一定意义上，叙事语在卦爻辞中又是相对独立的，它具有自己独特的内涵。因此，在预测中，它作为一种特殊的信号，又时时引导着人们的思维和占断。一方面，它的文意是特定的，另一方面它又要应付千姿百态、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预测事件，于是人们就只好展开想象的翅膀，在它的有限的空间里去到处碰撞，以有限来应付无限，这就必然要导致牵强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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