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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章在初期称为“玺（壐）”。《说文解字》云：“壐，王者印也，所以主土，从土尔声，籀文从玉。”又有从“金”作“鉨（鉩）”，或省略为“尒”，或从“土”、从“玉”。字形因地域和印材不同而有所差异。《周礼》中有三处提到了“玺”和“玺节”， 分别是《地官·司市》“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 《秋官·职金》“辩其物之微恶与其数量，楬而玺之”，《地 官·掌节：“关门用符节，货贿用玺节”。多与社会经济发展相联系。由此可见印章在最早的时期是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作为凭证信用而形成的。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规定“玺”是帝王的专用，臣下只能称为“印”。卫宏《汉旧仪》中载：“秦以前民皆佩绶，以金、银、铜、犀、象为方寸玺，各服所好， 自秦以来，天子独称玺，又以玉，群臣莫敢用也。”“印”，在《说文解字》中释为“从爪从卩（节）”“执政所信也”。“印”字多见于甲古文中，其作“抑”字。《吕氏春秋·适威篇》有： “民之于上，若玺之于涂，抑之以圆则圆。” 文献中把使用封泥称作“抑”，“抑”与“印”相通也。 印章的起源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三种：一是图徽说。沙孟海先生在《印学史》中曾提到：“于省吾《双剑古器物图录》著录的安阳出土的三件铜玺，形象接近铜器图徽， 应该是早期作品。” △陶拍 （先秦） 二是陶拍说。制陶是新石器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陶拍，是制陶过程中用来拍打陶坯的工具，由陶或石制成。在烧制陶器的过程中小型器皿仅靠捏制即能完成，但体型较大者则需要先将陶土搓成泥团，再筑以器形，或几部分相接。陶泥坯在晾干的过程中时有干裂现象，于是便使用缠有草、藤、绳的陶拍进行拍打，使其更加坚固。陶坯拍打时还未完全晾干，陶器表面上便有了草、藤、绳的纹路，在客观上也起到了美化的功用。 新石器时代晚期，制陶工艺和装饰水平都有所发展，于是又出现了以几何纹饰为主的印纹陶。拍打出这些有规则形状的图案的陶拍，显然是经过一定的构思后专门制作出来的。江西省清江筑卫城遗址曾出土一件圆形陶拍，两面都刻有方格纹，拍柄已断裂，双面都可以拍打。这种陶拍显然已经具备了玺印的雏形，陶拍的表面相当于后来印章的印面，拍柄类似后来玺印的印钮，陶拍是印章艺术的萌芽和雏形。 △安民正印（秦代） 《礼记·月令》中记载：“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 必行其罪，以穷其情。” 从陶器的制作过程来看，“物勒工名”主要不是刻工将自己的名字刻到陶器上，而是采用印模压制的办法，于是出现了有文字的陶玺。黄宾虹《滨虹草堂古印谱弁言》中有：“古昔陶冶抑埴，方圆制作，彝器俱有模范， 圣创巧述，宜莫先于治印，阳款印识，皆由此出。” 高明《古陶文汇编》收录三件西周时期陶埙上的铭文，分别释为“另作召埙”“令司乐作太宰埙”“□作召埙”，文字排列与当时的青铜器铭文类似，参差错落。战国时代陶器上遗留下来的玺印铭记十分丰富，例如齐国的“陈□立事岁安邑亳釜”。由此可见，有文字的玺印最初是陶制的，多用于陶高明《古陶文汇编》收录三件西周时期陶埙上的铭文，分别释为“另作召埙”“令司乐作太宰埙”“□作召埙”，文字排列与当时的青铜器铭文类似，参差错落。战国时代陶器上遗留下来的玺印铭记十分丰富，例如齐国的“陈□立事岁安邑亳釜”。由此可见，有文字的玺印最初是陶制的，多用于陶 三是凭信说。关于印章的起源，几乎达成一个共识，印章是一种信物，一种凭证。清末民初的赵汝珍《古玩指南·印章》中有言：“今日所用玺印，自黄帝之时即已有之……岂知三代之前虽已有印，但绝非后日之印，既非后日玺印之形式，亦非后日印之用途。绝非以钤盖文书者，亦非用于签订契约者， 乃系官吏大夫一种信物，一种凭证。” △陈之新都（战国印章） 三种学说代表三种不同的见解，同时又是相互的关联。安阳发现的三枚商代古玺印章，是印章事物的佐证，在学术界已经达成共识，同时也佐证了商代已经有真正意义上的古玺印章了。印章的起源与当时的生产实践、经济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受到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从图形到文字，都是不断发展和不断创新的。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古玺印章 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度逐步瓦解，封建制度逐步建立。随着政治制度的变革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印章作为一种凭信的用途日渐广泛。当时的军事管理上就使用了虎符，在政治上和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则使用玺印。《国语·鲁语》记载：“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治逆，追而予以玺书。”注云：“玺， 印也，古者大夫之印亦称玺；玺书，印封书出。” 从文献记载来看，玺印在春秋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以及平民的日常生活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此时期的玺印由于未见印章实物，且多混于战国古玺之中，有待进一步鉴别和研究。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思想解放，反映在文化艺术方面则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战国古玺从内容和用途上划分主要有官玺、私玺、吉语玺、图像玺四大类。战国古玺入印文字为当时的金文，字法结体大小、长短、欹侧一任自然。章法上或聚或散，布局奇崛，显得古朴自然。线条有的含蓄温润、浑厚雄伟，有的锐利、挺拔、细而不弱。 △战国古玺 战国古玺印面变化多样，分朱布白疏密有致，有方形、圆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形状等。白文印章多为官玺以凿刻为主。多有边框，边与印文线条粗细大致相近或相同，也有十字界栏和中分界栏，亦与边栏及印文线条粗细一致或接近。朱文印章多私玺，笔画细如发丝，遒劲有力，多为宽边细文，粗边和细文产生强烈的对比。印文多不粘边，四周通常，显得协调与通达。 另外，这个时候的玺印刻刀也有发现。河北邯郸高家村先后发掘的战国墓中，共清理出刻刀10件，为铜质，成圆柱体，上部较粗下段较细，尖端成双面开刃。据考证，这些刀具可能是刻制玺印或印模所用。 △虎牙将军章（东汉印章） （二）秦代印章 就秦代而言，虽然只有短短的十五年时间，却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印章方面，秦朝以战国时期的秦国古玺印风格统一了其他诸侯国的古玺印章风格，并在此基础上完善并开启了汉印风格的秦代印风，是古玺印章风格向汉印风格转化的纽带。 目前，战国时期的秦玺与秦代官印的区别还存在一定的难度，其文字有西周金文遗风，字形略长。秦代古玺官玺多白文、方形、有边栏和十字界格。还有些印章作方形官玺一半，印面作日字型界格，称为半通印，为官阶较低的官员使用。秦代的官玺不称玺，称印。入印文字均为小篆亦称“摹印篆”，材质多为铜、玉，多凿刻、铸造、砣治而成。私印以半通印为主，亦有方形、圆形、菱形等。秦代私印较之官印而言，具有更为丰富的艺术风貌。秦印制作多以刀直接凿刻，少数为铸制，因而白文较多。 关于汉代铜质印章的划分，印学史上多种分类的方法。按制作方法来分主要有铸印和凿印两种类型。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元代的吾丘衍和现代的马衡。吾丘衍《三十五举》中记载：“汉、魏印章，皆用白文，大不过寸许，朝爵印文皆铸，盖择日封拜，可缓者也。军中印文多凿，盖急于行令，不可 缓者也。” 这里吾丘衍不知为何省略了“官印”和“铜质”二词语，按照他的理解：汉魏时期的印章，官印都是白文，朝廷要封官或者拜爵，由于时间从容，多用铸造的方法来制造印章。马衡《谈刻印》中记载：“铜印多拨蜡所铸，文字亦同时铸成，亦有出自镌刻者。然武职皆临时封拜，则就铸成 之印，凿刻官名以授与之，昔人为之凿文。” 也就是说铜印多是拨蜡法铸成，印面文字也同时铸成了，也有镌刻而成的，但是军中武职印章由于临时封拜，就用铸成好的印胚子再施以镌刻，后人称为凿印。 △铜印 有两位学者持不同意见，一是罗振玉《赫连泉馆古印存》序言中有言：“私印多白文，偶有朱文，皆熔铸。官印皆白文，皆刻，《史记·留侯世家》所谓趣刻印。《汉书·韩信传》所 谓刻印刓者皆其征也。” 也就是说史书中均提到刻印而没有提到铸印，是对他观点的有力佐证。二是王献唐在《五镫精舍印话》中提出。他的观点主要来自于他对印章实物的考证：“余藏汉龟钮小印二钮，皆无字，确非后磨，盖当时制成待售，未经刻字者。刻易铸难，铸必有范，周折甚多，故多镌刻， 后人率以汉印字文为铸，非也。” 祝竹《汉印技法》中也对上述观点进行了颇有见地的论证。书中举例：“1981 年，在河南孟津汉魏洛阳故城东北一处挖出63 枚完全相同的‘部曲将印’，这当是成批制作而未颁发的窖藏，也可能出于铸造。有趣的是，这些用印，都是军中用印。 既不能简单地认为文官印皆范铸，而武官印皆凿刻。” 祝竹最后得出结论：“今人对于汉铸印和汉凿印的区分，实际上已经不是汉印制作中不同工艺的区分。铸印、凿印的概念已经成为不同艺术风格和艺术形态的一种分类。属于凿印风格的印，毫无疑问是出于凿刻。而属于铸印风格的印， 多数也是用刀刻成的。”[12] 他也倾向于白文官印多是凿刻而成的观点。另外，王廷洽《中国古代印章史》中说：“估计汉人制印系用钢刀所刻。在金属上鎏凿，也需优质钢刀具。可惜至今未发现汉代刻印的刀具。而木质、石质印已有发现，也可证明钢制刻刀是存在的。唯从现存的汉印实物上反映出当时的刀法非常精湛，因为印章钤盖在粘土上，封泥印文不是印面线条的样子，而是线条底部的样子。因此，汉代治印艺 人注定要十分讲究刀法。”可见王廷洽也是赞同汉代铜印是凿刻而成的。 通过对有关的文献考察后，笔者认为汉代官印应该是以凿刻为主的，文职官印和部分武职官印由于制作的时间较为充裕故印面文字严谨，线条精致。有些武职官印由于时间较为紧迫，可能会草率为之。以上所说是印章实用功能和制作的立场。就艺术特征而言，凿印或者是铸印对当代篆刻艺术最大的影响，主要是对刀法的借鉴和表现，凝重和恣肆、端庄和放纵对明清以后篆刻艺术有着深远的影响，从丁敬和邓石如、赵之谦和徐三庚，吴昌硕和黄士陵，齐白石和赵叔孺、陈巨来和来楚生等不同时期篆刻家呈现出的艺术风格来看，不难窥探出刀法才是篆刻艺术的核心。 本文原载于《美与时代》（上）杂志2018年11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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