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成：试论中国古代印章的线条规律与审美特质

看见就非常 2015-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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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关于中国古代印章中的线条规律的全面研究，目前还是空白。相关点的研究偶有散见，但都局限在感性的藩篱中，缺少对中国古代印章线条的整体把握和规律研究。本文不揣浅陋，以出土资料为依托，采用“三重证据法”，在总结线条规律的同时，力求发掘其审美特质。

一、“线”与“线条”

在文字记载中，早有线一字，而很少有“线条”一词。“线条”一词是随着历代艺术的发展而出现于中国印章的理论与实践之中的。在《礼·内则》中有“左佩箴管线纩”。同时它也指细长如线的东西，唐温庭筠诗曰：“苏小门前柳万条，毵毵金线拂平桥。”在中国画史中，“线”与“线条”明确出现的时间要在清乾隆年间，年希尧著《视学》书中称郭世宁“始以定点引线之法贻余”，开始把几何学上的“点”与“线”等范畴移于画学。然而，在中国画史中，早有类似于“线条”一词的用语，即“笔踪”一词。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有“不见笔踪，故不谓之画。”踪者迹也，笔踪即运笔之迹、用笔之道，亦即今之即称“线条”。当代学者宗白华在他的《美学散步》一书中，将张彦远的这句话改变了一下，则为“无线条者非画也。”

“线条”一词在印学史上的出现是在更晚的当代。线条虽然出现很晚，但线条本身一直存在于印章的作品之中，只是称谓不同罢了。从原始时期的陶印到先秦玺印，从铜质印章到后来的石质印章，可以说，都存在着不同表现形式、语言建构的“笔踪”（即线条）。

二、线条的审美

不同的线条都能在某种程度上传达给人们以某种不同的感觉和情绪，每种线条的特质都会产生强烈的心理效果，譬如直线给人以肯定的感觉，斜线显得不稳定，有向下滑的落势，心态产生溃败，而缺少向上的精神；横线是女人的象征，具有安适稳定、被动软弱之感；竖线有庄严崇高静穆之感；粗短的直线却显得强有力而又迟钝、粗笨、稚气；细直线显得敏感、尖锐，有紧张感；粗糙、断续的直线显得焦虑不安；间断的直线是喘息而有力的，它隐含内情而不露，使你无法判断是非；曲线有优雅柔美的品质，产生波动与活泼的感觉；有规则的曲线给人速度感、弹力感，具有明快、柔软的双重性格；自由的曲线更舒展、自由，也更圆润、有弹性(没有弹性和韵律的曲线是不美的)；圆形线有回旋不可脱解的归途性；波状线有飘逸之感。

艺术理论中对线条的表现力有这样的描述：水平线表现平稳，垂直线表现崇高，曲线表现优美，放射线表现奔放，斜线富有动感，圆形线条流动活泼，三角形线条稳定等。一般而言，“粗的线条有壮浑感，细的线条有潇洒超脱感，偏锋线条有浮躁薄削感，藏锋的线条有含蓄感，露锋的线条有生辣感。”直线是阳刚的，有男性气概；曲线是阴柔的，是女性化的象征。这一特质在岩画中表现突出：北方岩画运用粗直线较多，南方岩画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岩画运用细曲线较多，因而造就了北方岩画与南方岩画的不同风格。

线条在表达情感和个性方面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和广阔的天地，它的疾徐、顿挫、凝滞、流畅、抑扬、简洁、健拔……，无不凝注了作者的情感，反映出作者的内心世界。

三、中国古代印章的线条规律

为了能更准确地反映中国古代印章的本质特点，本文所研究的中国古代印章，皆为出土的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代表官印。利用大量的出土实物资料分析总结中国古代印章的线条规律，实现对历代印章线条的总体把握。

1． 先秦玺印线条

先秦玺印朱文多出于范铸，白文多出于凿刻。其线条富于节律，顿挫抑扬，跌宕多姿，变化十分丰富。或锋棱显露，或敛迹含和，或挺拔峻爽，或迟涩苍浑，或刚劲雄伟，或婉转流丽，都能各具一体，而且往往将其所表现的那种风格和情调渲染到极致，令人叹为鬼斧神工。

王献唐在《五镫精舍印话》中总结了玺印变化的基本规律，认为是时代愈晚则愈整饬。他就古玺的形制和古玺的文字镌刻的特点，将古玺大体上也划分为早、中、晚三期。我们先采用他的古玺分期说做线条整体概说：

初期玺印：文字难识，线条多粗而有力，任刀冲行，线条起落多有尖势。行刀成线，积线成体，不加修饰，一任线条斜直。亦不计较字形大小与线条繁简，有线即刻，无线则空，线条自然排列、随意伸缩、不求整齐、一派天然。线条疏密斜正没有规律可循，也无刻意经营的痕迹，线条透出古穆浑厚的气象，表现了一种原始质朴的美感。

中期玺印：线条逐渐趋细，线条起收处不像初期那样错落草率，有的出尖，有的略平。入印文字结体开始讲究整齐，线条多的字注意收束，线条少的字则稍事疏放，以求互相配合，不致于过大过小，错落悬殊。整体上看，比初期玺印显得整饬许多，古意减弱，韵致也较初期薄弱了一些，传达出一定的有意处理安排的信息。

晚期玺印：线条和结体进一步整饬，强调线条的横平竖直，一些圆笔逐渐作方笔处理，布局也较为工密，开始饰有界格，与秦印的特征较为接近。文字愈整饬而古意愈失，这是先秦时期金文发展的规律，也是古玺文字线条发展的规律。

先秦玺印也因地域不同而呈现出明显的线条差异：

齐系官玺：皆凿刻而成，线条古朴、雄强、粗犷、疏朗，质朴古雅、气格开张，字形线条匀称，但不如中原文字整饬，布局随意性较大，显示了鲜明的齐系地域特色。如“平阿左廪”（图1）

燕系官玺：以白文方玺为大宗，文字多凿刻而成，文字结体规整，线条匀净，坚挺有力，有些印的文字线条锋芒毕露，可明显看出凿刻的痕迹。战国官玺中朱文长条玺为燕地所特有。或浑厚古朴，或婉约秀丽，线条虚实映带，线条方圆兼施，节律生动有致。特别是许多无边长条玺，线条劲健圆润，柔中寓刚，巧中见拙。如“平阴都司工”（图2）“大司徒长符乘”（图3）

三晋系官玺：大都为朱文，又多为宽边，多为铸造，线条劲健挺拔，线条劲细，文字秀丽，结构端庄整饬。白文私玺多有边栏，以文字精整、线条匀净为其特色。如“富昌韩君”（图4）

楚系官玺：印面多为白文，有边栏，部分还有十字界格或竖界格。印面多凿成，结字奇诡，体势多变，刀法酣畅，笔意显豁，文字天真，线条流丽，结体散逸，浑成古朴，秀而不媚。楚系古玺与楚地金文及简书文字风格相近，线条简洁舒畅，印文顶足印边，疏密对比强烈。在先秦古玺中，楚系古玺文字的风格最具地域特色。如“客戒之玺”（图5）

秦系玺印：战国时期的秦系官玺，与殷周文化有明显的呈递关系，其文字较多地保留了宗周的传统正体，略近于西周晚期的金文风貌。虽然有趋向简便的变化，但更多地是用平直、方折的线条去改造正体，字形相对稳定，也较为整饬。这与东方各国的异体纷呈，急剧变化与混乱的情况有明显的区别。秦玺字形略长，线条于方折为主的基调中见圆转流畅，变化较多，富有笔意。斜笔、圆笔也不作方正处理，古拙、率意。印文线条与界格线条不求平行一致，通过微妙的倾侧变化，形成一种从容不迫的动势，与界格形成动静相生的对比变化，印面生动有趣。如“修故亭印”（图6）

2． 秦官印线条

秦代官印罕见朱文，几乎一律白文，又皆为凿刻而成，故战国时期铸作玺印的那种圆润劲健的文字线条，特别是三晋玺印中那种精致绝伦的线条，在秦代已经见不到了。但秦代凿刻印章的工艺也有明显的时代特色。秦人在战国古玺凿刻线条的苍浑中逐渐加入了工致精巧，但又不如汉印那样畅达率直，显现出一种顿挫迟涩、意味隽永的韵致，多姿多彩，楚楚动人，给人以使刀如使笔的感觉。秦印文用小篆，线条均匀协调，印面常有『田』字格，以正方居多。由于秦朝享祚仅十五年，所以传世之秦印较少。如“弄狗厨印”（图7）

秦印基本以凿印为主，反映在封泥使用上的审美特征就是，先秦铸印封泥刀法圆融，线条苍老古朴；秦凿印封泥刀法爽利，线条瘦硬劲挺，雅健遒丽；汉铸印封泥刀法匀整精工，线条宽博厚重，浑穆端庄。

3． 汉代官印线条

汉承秦制，汉印承接秦印而来，字形渐趋方正，线条横平竖直，以直线为主，曲线和弧线为辅，增减线条以适应章法需要，突出工艺线质，强调变化，名曰“摹印篆”。汉初官印与秦印差别不大，但秦印多凿，汉印多铸。表现了汉印的方劲挺拔的线条。汉印布局自然，寓奇巧于平淡之中，刀法圆转，无纤曼之气，气象骏迈，质而不滞。

西汉早期的官印大多承袭秦代官印的界格，线条率意，斜笔、圆笔也未作平方正直的处理。文景以后，线条渐趋于平整方正。如“浙江都水”（图8）

西汉中期的官印，印文充实匀满，平方正直，这种布局决定了文字线条平整，线条间距均匀。圆弧形线条，一般都已改造成直线而略具弧势，线条的起止也由汉初的圆融敛锋渐变为齐平的方笔。如“渭成令印”（图9）

西汉晚期的官印，线条进一步向方正、平整发展。西汉中期那样略带弧形的线条也逐渐消失，线条变得更粗，文字丰满，雍容端庄。如“织室令印”（图10）

新莽官印，文字更为匀称齐整，制作技艺极为精湛，明显超过西汉。线条伸缩自如，不肆不拘，线条匀称，无粗无细，含和闲雅，赏心悦目。起笔结笔，皆方削而成，与西汉时期的圆齐之势相比，显得更为峻健。间有类似单刀刻成的细线条，清劲超迈。如“校尉司马丞”（图11）

东汉官印，线条起收处多方削而成，不同于西汉，而有新莽的痕迹。这种方削之势又有发展，到后来就成为线条中段稍细，而两端涨出成方角。线条以方折劲直为其风格特征，这种方折劲直的风格，又不断向极端发展，成为线条肥满而留红极细的东汉官印中特有的面目。如“军司马印”（图12）

汉“母印”印揿出而成汉封泥，在白文印抑印于泥以后，保持了原印的文字形态和章法构成，又自然地将原印的白文转换成朱文。这种不是用刀直接刻出来的近乎二次创作的结果，产生了全新的视觉效果。加上封泥形成过程中不可捉摸的自然力的作用，其线条显现出非人工可以达到的微妙奇奥的变化，或斑斓，或苍莽，或古秀，或浑朴，藏锋敛锷，浑厚古朴，极大地丰富了朱文印线条的内涵和情趣，为朱文印的创作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如“晋阳令印”（图13）

4． 魏晋时期官印线条

魏晋时期官私印形式和钮制均沿袭汉代，然铸造上不及汉印精美，线条稍显纤弱。传世给兄弟民族的官印，文字较多，用刀若刻若凿，风格舒放自然，从而成为这一时期篆刻风格的代表。如“淩江将军章”（图14）

西晋官印文字的线条稳练畅达、坚实秀劲，东汉官印横画略呈弧形的情况不再出现，除少数特定的圆笔，一律横平竖直，停匀工致，线条起止初棱角分明，较之西汉官印，略多方峻之气，较之东汉官印，又显得蕴藉一些。线条转折处，往往是外圆内方，刚健中具含温润之气。

东晋官印线条趋于细瘦，笔意草率，转接生硬，排布不匀，从整体上显出寒伧荒疏的时代风貌。

5． 唐代官印线条

唐代官印出现了唐代所特有的新工艺，这就是“蟠条印”。蟠条印又称带条印，其边框与文字都是用同样厚度的铜条盘成，线条均匀一律，没有粗细变化，显得有些笨拙。由于制作工艺的原因，其线条皆以圆转取势，一般不作方折处理，文字总体上形成回环蟠曲的形状。弯曲的铜条形成的圆润的曲线，会产生一定的运动感和节奏感。线条交结处，往往不能密合，形成大小不等的短脱之迹。如“金山县印”（图15）

唐代官印也有铸印，线条连接之处绝无短脱之迹，线条略有粗细变化。唐代官印还有凿刻的，在如此巨大的铜质印面上刻凿文字，其制作工艺要艰难得多。故隋唐以后官印，多为铸造而少见凿刻。

6． 宋官印线条

叠文形成并成为宋官印普遍采用的文字形式。隋唐之后，官印采用朱文，印体又增大几倍。朱文线条粗则丑陋，细则疏空，在这种情况下，为求平满缜密，唯有盘旋曲叠。叠文线条盘曲，铺排停匀，目的只是装饰印面。至宋代，叠文成为固定格局，这是官印制作中按一定规律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不是朝廷的统一规定，这和秦代统一文字时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如“拱圣下十都虞侯朱记”（图16）

宋代早期的官印印文与边框粗细相差不大。后来印边总的趋向是逐渐加宽，如公元1090年所铸“雄节第一指挥第三都朱记”，印边已经比印文宽了一倍多，达到0.2厘米。宋官印不再用蟠条法制造，而是直接采用铸造法，线条之间也不如隋唐印疏阔，方长形的柄钮已经没有穿孔。

7． 元代官印线条

至元，赵孟頫、吾衍等人大力倡导，文人印章开始兴起。官印中出现了对文人印的兼容和吸收，注重笔趣，暗含着一种回归小篆和缪篆的倾向。有些官印则是几乎完全摆脱了叠文的羁绊，采用小篆入印，略加盘曲，文字典正，布局渊雅，落落大方，与文人印同调。元朱文线条匀细流畅，富有弹性，在中规中矩中流露出一种画如铁石、婉转流动的美感。元朱文印章就线条而言，主要是提高文化含量，体现出印人修养和才情，不仅仅是单纯的刀斫之功。如“常乐蘸印”（图17）

8． 明代官印线条

元代官印对文人印的这种兼容和吸收，在明清官印中已不复存在。明清两代是印学昌盛的时代，但对于官印，文人似乎已不预其事，这使明清官印无可救药地走进了呆板僵化的死胡同，成了官样文字。

明代百官印信按其等级，在官印质地、印体厚薄、印面大小、印文篆体、印钮的台级，甚至叠篆层次，都有明确的规定。例如二品以上用银印，三品以下用铜印；从九品以上用方印，未入流者用条记；文渊阁用玉箸篆，将军印用柳叶篆，监察御史用八叠篆，一般官员用九叠篆等等。叠文官印，到了明代印体再度增大，印边更加宽阔，文字趋于呆滞板塞，已成为图案式的僵死的线条堆积，其铸造技术虽精，然印面文字了无生气。尤其是九叠篆文，完全是机械排列的平方界格，令人眼花，难以辨识。如“南京户部四川清吏司之印”（图18）

9． 清代官印线条

清代官印皆宽边大印，一律阳文，其最大的特点是在一印之内并用满文与汉文字，“左为清篆右为汉篆”（《清朝通志·六书略》）。官印上所用“清篆”，是改造成为篆书体式的满文，而“汉篆”也与明代以前的叠文有明显区别，主要是屈曲折叠之笔大减。为了区分官阶等级，有所谓尚方大印、悬针篆、柳叶篆、垂露篆、芝英篆、钟鼎篆等名目，但基本上是按小篆的写法加以改造。如“孝恭宣惠温肃定裕慈纯钦穆赞天承圣仁皇后之宝”（图19）

清代文人流派篆刻是中国篆刻史上的一座高峰，但大量的清代官印却一律出自工匠之后，印文水平低俗，几乎看不到当代金石学和文人篆刻家对官印文字的影响。实用印章与篆刻艺术如此泾渭分明，也是这一时期一种很奇怪的文化现象。

（注：此文发表在《书法赏评》2009年第2期52-55页）

参考文献：

1．冯培霞《创造线的生命情感》，载《中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第32页。

2．全泉《对中国画线条的认识》，载《艺术探索》1998年第2期，第90-91页。

3．薛元明《风格塑造的基点——漫谈印章线条》，载《青少年书法》（青年版）2005年第5期，第28-32页。

4．崔平平《汉画像石中的线条魅力——以山东省嘉祥、邹城、滕州三地的汉画像石为例》，载《雕塑》2006年第1期，总第51期，第41页。

5．叶云龙《绘画中的线性内涵与思考》，载《美术大观》2005年第12期，第92页。

6．李伟锋《试析书法线条美感确立的三个要素》，载《美与时代》2005年第4期，第27-29页。

7．全心《线条艺术再探》，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第122-126页。

8．冯军胜《中国岩画造型的线条艺术》，载《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第23卷第6期，2002年11月，第90-94页。

9．赵昌智、祝竹《中国篆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