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米勒

The Henry Miller Odyssey, 1969 

关于米勒与《回归线》

文 | 译事君

亨利·米勒 (Henry Miller, 1891 - 1980)，与纳博科夫一样，都属于到处奔波辗转的人，都是把自己流放出去的人，都是在此地与彼岸之间徘徊不定的人，都纠缠于语言的切换，场景的变化，以及记忆的得失。

与纳博科夫一样，米勒也在年轻时把自己发配到异地。但与纳博科夫不同的是，米勒不是一个秉承传统与家世教养的人，而是一个凭着青葱勇敢、叛逆不羁，而察世行事的人。他的语言，像他的经历那样，简慢无礼，可又直入事物的核心。

Henry, his sister and parents

米勒出身于布鲁克林的一个德裔移民家庭，父亲经营一家裁缝铺。他从小就在穷困险恶的社区长大，由于要保护一个弱智的妹妹，对街头打斗与欺诈早就见惯不惯；其母亲性情粗暴，从未给予温暖，以至有一日，米勒见到一个伙伴的母亲拥抱其儿子时，才意识到天下竟有此事，感到无比震惊。长大成人后，恰逢经济大萧条，米勒早早开始谋生，从事过各式各样的职业：水泥店员、见习记者、洗碗工、报童、垃圾清洁工、电车售票员、旅馆服务员、打字员、酒吧招待、码头工人、体校教师、广告撰稿人、图书管理员、编辑、统计员、机械师、保险费收费员、电车售票员、慈善工作者、裁缝店小老板、电报公司经理，直至他终于对生活忍无可忍，于1930年奔赴巴黎定居。在巴黎，他的生活也好不到哪儿去，过着身无分文的波西米亚生活，但因此有了更多与底层人等的厮混经历，米勒也有了更多的写作素材。

米勒曾说：“那一年我三十三岁。耶稣三十三岁时被钉死在十字架，而我的新生活刚刚开始。”“要么成为一个作家，要么等着活活饿死。”

Paris in the 1930s 

1934年米勒在巴黎自费出版《南回归线》（Tropic of Capricorn)，五年后出版《北回归线》(Tropic of Cancer)， 前者描述了他在纽约度过的青春岁月，后者则是他潦倒的巴黎生活写照，但两书的共同之处是：对传统观念予以断然决裂与勇猛挑战，给文学界带来了巨大震撼。《北回归线》在英美被禁三十来年，直至1961年经过一场诉讼，才得以在美国本土出版。如埃里克·乔恩所言：“米勒比情色作家要神秘得多了。 他这样书写是为了惊世骇俗，一旦我们被唤醒，他就会带领我们仰望星空。”

Paris in the 1930s

贝克特曾称米勒的上述作品为“现代写作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乔治·奥威尔则说”好像米勒完全了解我，好像这书就是为我写的'；诺曼·梅勒则说”给我们带来了一场认知革命，如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劳伦斯·德雷尔认为“米勒的书写，终结了美国文学，也开启了美国文学”；鲍勃·迪伦则认定米勒是”最伟大的美国作家“。

The Bathroom Monologue,1975

多年以后，盛年不再的米勒，把亲朋好友们请到一起，帮他一起回忆往事。他需要在他们的协助下，来完善对过去的描述。他甚至几次返回巴黎，再次走进当年的旅舍酒肆、菜市街坊，在垂垂老去的知己好友或一面之交的引领下，无比吃惊地发现某个已经失落的片段，或矫正某种陈年的认识。

如果纳博科夫是在无数的蝴蝶标本上（其中一只蓝紫小蝶，就被他命名为洛丽塔），在死去的绚丽物件上，寻找时间的碎片，米勒则是拿起水彩和画笔，在无数块画布上，艰难地回忆爱恨情仇。阅读他们的作品，就是在摇摆不定的，被反复涂抹的字里行间，感召时间之梦的瞬间。纳博科夫虽在欧美辗转，其记忆似乎总在返回旧俄的荣光时刻；而米勒因战事爆发，不得以才返回美国，他对美国价值的摒弃，使之拾起了欧洲文化，但是他最在意的还是自由，所以也倾心于东方文化，比如禅宗与印度教的顿悟，但是正如威廉·布莱克所言：要想到达天堂，必先经历地狱。米勒曾说，我一辈子都在追寻自己，人生的三大问题，比如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儿去，我只问及自己前面两个问题，从来不问自己最后一个问题。

下面是试译的《南回归线》开篇部分，置于汪洋恣意的《北回归线》，读者自行阅读，就不作赘述了。

Henry in Brooklyn, 1975

《南回归线》开篇部分

译 | 译事君

一旦你放弃生存，便什么事都确凿无疑了，哪怕出现一片混乱。从一开始，就只有混乱：混乱就像一种液体，它将我包围，又是我以鳃呼吸之物。在表层之下，平静朦胧的月光里，它光滑丰饶；在表层之上，它烦躁不安。我很快认识到，万事都有它的反面和矛盾，真实和虚幻之间存在着讥讽和悖论。我就是自己的头号敌人。没有任何事情是我愿意做的，或者什么事我都情愿不做。小时候，我什么都不缺，却感到只欠一死：我就想着要缴械投降，因为我看不到抗争的意义。要继续这种我不情不愿的生存，我认为既不能证实也不能增减任何东西。我周围所有的人都是失败者，如果不是，也是荒唐可笑之流，尤其是成功人士，他们简直要让我哭出来。我总对缺陷者抱有悲悯之心，但并不是同情才促使我这样，而是纯粹的负面情绪，是我看到有人落难，便油然而生一种内心的软弱。我帮助他人，从没想到会对他有益；我帮助他人，是因为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要改变现状，那是徒劳；我相信，世事难迁，除非改变人心，可是谁又能改变人心啊？时不时地，有朋友信教了，可这让我恶心。我不需要上帝，正如上帝不需要我一样。如果确实存在一个上帝，我经常对自己说，我会平静地迎上去，朝他脸上吐一口唾沫。

最让我恼火的是，人们一想到我，就觉得我是个好人，善良慷慨，忠诚可信。也许我确实拥有这些德行，但那是因为我具有一种超然。我可以变得善良，慷慨，忠诚云云，因为我没有嫉妒。我从来不会成为嫉妒的俘虏。我从来不曾嫉妒过何人何物。相反地，凡人凡物，我都抱有怜悯之心。

从一开始起，我就训练自己，不让自己对事物存在非分之想。从一开始起，我就假装自己很独立。我不需要任何人帮忙，因为我想要自由，可以天马行空，为所欲为。凡是对我有所指望有所要求的，我都避让三分。这是我的独立性情所致。换句话说，我早已堕落了，打一开始起。好像母亲给我喂了毒奶，尽管早早断奶，可一直余毒难清。虽然断奶时，我似乎并不在意；大部分孩子会反抗，或者假装反抗，但我根本不在乎，我在婴孩时期便是一个哲学家了。但是，从原则上说，我是反对生活的。什么原则？生活无用的原则。我身边的所有人都在抗争，而我从来没有抗争过。如果我看起来好像也在抗争，那仅是因为我想取悦某个人；在内心深处，我才不在乎呢。如果你问我何以如此，我会反驳说，因为我天生倒霉，不可救药。我长大后听说，当年他们费了老大的劲，才让我降生。我完全理解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改变我当时所在的环境？为什么要从母亲子宫这样一个温暖之乡、万事齐备的地方出来？我最早的记忆，便是平民区的寒冷及冰雪，是窗玻璃上的霜花，是厨房里那湿漉漉的绿色墙壁的彻骨冰寒。人们为什么要生活在这样一种奇怪的天气里？在这样一个被误称为温带的地方？因为人们天生就是白痴，懒汉，胆小鬼。十岁之前我竟然不知道，世界上还存在温暖如春的国度，在那儿你无需为生计奔波，也无须浑身发颤，却假装精神抖擞，兴高采烈。世上哪里有严寒，哪里就有人累死累活；一旦有了孩子，他们还要教导给孩子工作至上的圣谕——实际上他们骨子里除了惰性，什么都没有。我的家人都是北欧人出身，也就是说，都是白痴。他们灌输的每个观念都是错误的。这里边就包括凡事要整洁，更不要说凡事要正确的观念。他们内心实际上臭不可闻。他们从来不会欢迎一个有灵魂的人，从来没想过要一头扎进黑暗中去摸索。晚饭后碗碟要立马洗刷干净，收到橱柜里去；报纸阅后要整理好，摆到书架上去；衣服洗后要熨好叠好，放到衣柜里去。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明天，但是所谓的明天永远没有实现。要知道当下才是唯一的桥梁，可是在这座桥上，他们就像全世界其他人一样，总是牢骚满腹，没有一个白痴想到可以把桥拆了，另辟蹊径。

Henry and Anais Nin

在痛苦中，我经常找各种理由谴责他们，这比数落我自己要容易，因为我在很多方面，与他们是半斤八两。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自己远离了这些鬼脸，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意识到自己也好不到哪儿去，甚至还要更糟一点，因为我比他们看得更清楚，却甘愿碌碌无为。如今我回顾过去，似乎做任何事情，都不是出于自发自愿，而是需要别人推我一把。外人看我是喜欢冒险，实则绝非如此。我的经历都是偶发的，都是被逼无奈的，都是逆来顺受的，而不是主动出击的。我就是这种骄傲自满的北欧人典型，这种人没有一丁点冒险意识，却踏遍千山万水，翻遍地球上的每个角落，到处留下足迹和印痕。不安于现状，但也不是锐意进取。天生易怒，也不能苟活于当下。可是所有人都是无耻的胆小鬼，包括我自己。因为世上只有一种伟大的冒险，那就是自我内心的冒险之旅，而这一点，与时间、空间、事件无关。

with cover image

by Tracey Emin

微信号：wgsgj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