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的历史著作当中，有两部书成就最高、不可替代，这就是史学史上两个姓司马的史学家的著作，汉代的司马迁和宋代的司马光，他们分别编纂了《史记》和《资治通鉴》两部巨著。 《资治通鉴》为什么不可替代 第一，《资治通鉴》的体例具有特殊性。中国的古书，正史当中有二十四史，二十四史是纪传体史书，记皇帝的叫本纪，记大臣的叫列传，它是以人为中心的。而《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史书，记载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了什么事情。中国的编年体史书，前有《左传》，但是《左传》不太好读，而且它讲的是先秦的历史。从战国以后，一直到北宋建国以前的编年史，《资治通鉴》涵盖了这个很长的时段，没有一本书可以替代。 第二，《资治通鉴》的史学成就最高。中国古代学术最高水平出现在宋代，代表宋代最高学术水准的书是《资治通鉴》，毫无疑问它是中国学术的一个顶峰。陈寅恪先生说“宋贤史学，千古罕匹”，不是虚话。 第三，《资治通鉴》的主编司马光是个严谨务实、有崇高学术理想的学者。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的时候，是中国学术史上最有学术追求的时代，是一个不求功利、著书立说的时代。司马光本人具有很高的学术修养和学术追求，他是中国古代读书人当中，一个很标准的儒者，是一个希望自己著书立说能够传诸后世的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他的编纂宗旨是要写出一本让从此以后的治国者都必须读的书。中国的儒生人生目标有三个境界，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立德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立的，尧、舜这样的圣人才会在历史上立德。立功也是要有机会的，但立言每个人都有机会，因此司马光特别看重他的这本书。 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是按照左丘明编《左氏春秋》的体例，即编年体；要仿照东汉史学家荀悦编《汉纪》的语言风格，文字要而不繁，叙事周到，网罗众说成一家书。司马迁编纂《史记》，也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任何文字记载都不等于历史原貌，司马光追求成一家书，如同司马迁追求成一家之言，但这“一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家？这就对写历史的人要求特别高。无论如何，北宋就有了《资治通鉴》这样一部可供后世各类人阅读的通史书。 《资治通鉴》中三种特殊的文本形态 不少人面对《资治通鉴》这样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不知该从何读起。下面介绍《资治通鉴》叙事文本呈现的几种特殊形态。 第一种是“臣光曰”。司马光记载完一件事情以后，常标注“臣光曰”，再作一段提示。 例如，《资治通鉴》在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有一段关于曹操不敢称帝的叙述。本来编年体史书记事一定要有年月日才算准确，可是历史上很多事情无法记载这么详细。有的事件只知其发生年份，司马光就把它放在这一年的最后。如果明确是某一个月发生的，不知具体日期，司马光就把它放在这个月的最后。如果有具体日期，就按照日期先后编写。关于曹操的这段叙事只记了月份：“十二月，魏王曹操上表孙权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封南昌侯。”曹操给汉献帝写报告，推荐任命孙权为上述官爵，孙权派人到许昌去向汉献帝谢恩，后来又派人带着报告去向曹操称臣，说曹操有天命，应该取代汉献帝当皇帝。 这段记录涉及好几件事情，肯定不是同一天发生的，来来回回一定持续了好长时间，所以《资治通鉴》只记为十二月。这是严谨的写法，要突出的是整个事件。用编年体的体例写一个完整故事，哪个环节哪个人物放在什么时候出现，都很有一番讲究。 曹操把孙权派人送过来的这封劝进的报告公开拿出来念，说：“此儿欲踞吾著炉炭上邪！”孙权那小子想把我抬到火炉上烤，没安什么好心。正如曹操所说，汉末军阀很多，谁也不敢率先称帝，一旦有人称帝，就把所有野心家及其相互之间的矛盾全部引到他身上来了。所以翦伯赞说，曹操要把皇袍当衬衫穿在里面，不敢当袍子穿出来。底下官员也劝曹操称帝，曹操回答说，若天命在吾，我就做周文王，我的儿子可以做周武王推翻商朝那样的事情。 这段叙事记载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孙权跟曹操的这次过招是两人之间很重要的一次。记载完事件以后，司马光生怕后人读不到点子上，所以干脆来一段“臣光曰”。大意是说，为什么曹操不敢称帝，不是他不想，也不是他没有能力，关键是那时候教化的约束。东汉从光武帝以来，就特别倡导教化，倡导一种气节，尤其是名义。曹操难道不想篡汉自立吗？畏名义而自抑也。名对中国人太重要了，没有这个名，就干不起来这个事。《资治通鉴》从三家分晋写起，三家分晋就是东周的周威烈王坏了名，本来三个家族，在晋国他们是大夫，按照周朝的礼制，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属于不同的等级。周威烈王以天子的名义，任命三家晋国大夫做诸侯，这就把事情办坏了，乱了规矩，也就是没有“礼”了。“礼”，是要有等级秩序的，要讲名分的，礼以器成，器以藏礼，重器不可以示人。那些青铜礼器，不是谁都可以铸造一个。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就强调了“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在这里再次强调曹操是畏于名义而不敢篡汉自立，因为当时汉献帝即使再弱，也没有宣布将帝位传给曹操。在这件事情上，司马光特别希望后来读历史的人能看懂，提醒读者，你不要以为自己有了实权，就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对于统治者来说，则不可以轻易将名与器给予他人，否则就是自毁墙脚。 再如唐初的玄武门事变。当时李世民通过政变，当了皇帝。这件事又给司马光出了一个难题。因为李世民在《资治通鉴》里是圣明君主，可是他是通过宫廷政变、杀兄逼父，才登上皇位的。政变之后，李渊立李世民做皇太子，下令国家的日常政务都由皇太子处理，李世民只需要处理完后对皇帝报告一声就可以了。 司马光又担心读者会产生混乱，以为抢班夺权搞宫廷政变，只要把权力抢到了手，就可以成为伟大的帝王。如果那样理解，就偏离了司马光主张的礼治原则。但是又不能因为玄武门之变而否定李世民在皇帝任上的丰功伟绩，于是，司马光又来了一段“臣光曰”，做了三个假设。一是假如唐高祖李渊当初能够推功而立，那么老二李世民功劳大，直接立他为太子不就可以避免兄弟相争了吗？二是假如老大李建成能够让贤，让李世民继承皇位，自己跑了不就得了吗？三是假如李世民能够谨守礼制，虽然自己功劳很大，地位很高，可是毕竟不是长子，皇位继承权还是得让给哥哥，又有什么了不起呢？假如三人各让一步，不就能避免这样一个兄弟阋墙、宫门喋血的悲剧了吗？这些假设便体现了司马光的礼治准则——维护儒家的嫡长子继承原则。 以上两例“臣光曰”，均体现了司马光直接说明自己叙事意图的良苦用心。 第二种是“考异”。面对同一件事情的不同记载，如果司马光觉得这个记载不可靠，在编撰《资治通鉴》时便不予采用。但是，司马光整合这些材料，另外编了一部书，这就是三十卷的《资治通鉴考异》（以下简称《考异》）。在《考异》里，司马光要作判断，说明自己为什么不采用这段材料。 例如，《考异》里面有这样一段记载：唐朝武则天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徐敬业等人在扬州起兵谋反，会集了一批政治上不得意的人，其中有一个人叫骆宾王。骆宾王七岁写诗“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希望他说的话能上达天听，可见其远大理想。但他一直仕途不顺，投奔徐敬业后，替他起草了一篇《讨武曌檄》，文章最后喊出“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的豪言壮语。 这一场扬州谋反事件，一个月就被武则天镇压下去了。事件还牵涉了另外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元老宰相裴炎，资历很高，唐高宗去世前把中宗李显和武则天都托付给他。另一个是程务挺，是军队当中最有实权的人。 徐敬业、裴炎、程务挺三人，因为谋反事件以及各种“莫须有”的理由，都被武则天杀掉了。这件事之后，唐朝人写的一部野史笔记《唐统纪》中记载了武则天当众训斥群臣的场景。武则天召集群臣，破口大骂，大意是：高宗即位以来，我一直帮助他打理朝政。那时候宫中将我和先皇称为二圣，作为皇后，我是参与议政的。二十多年来，“忧天下至矣”。现在还在朝廷做官的人，你们的位置大部分都是我安排的，老百姓生活很安定，无疑也有我的功劳（客观来说，从武则天当皇后到当皇帝的将近半个世纪，确实是中国历史上农民反抗官府最少的五十年）。武则天又说，我挑起这副担子容易吗，我已经六十多岁了。造反的这些人，你们辜负我太深了。徐敬业，不要说你这个位置，你爷爷的位置都是我给的（徐敬业的祖父徐世勣从瓦岗起义到武则天当皇后期间，历经各种政治变故，均未受到冲击）。武则天接着说，在场各位有比裴炎资格还老的吗？有家世背景超过徐敬业的吗？这三个人都被我诛灭了。如果有人觉得自己能超过这三个人，还想造反，那就造反吧。群臣听了武则天这番斥骂之后，都趴下不敢仰视她，异口同声：“唯太后所使。” 唐人记录的这个场景，司马光觉得不合逻辑，所以他在《考异》里加了一句按语：“恐武后亦不至轻浅如此。今不取。”意思是说，这段话有一点泼妇骂街的味道，不像是一个帝王之尊的人说出来的。这种时候就需要读史的人作出自己的判断。司马光没有将自己不采用的史料完全删废，而是留下来给读者作判断的依凭。也许有人会觉得，这种话风恰恰很像武则天说的，“摆什么老资格，摆什么家庭背景？”就是这么横，这也是帝王气势之一。 第三种是在叙事中提出明确的告诫。有些事情在一般人看来不是什么大事，司马光却觉得很重要，要记载下来。例如，唐朝末年，朝廷任命渝州刺史柳玭担任泸州刺史。这件事情用一句话记载就够了，不过是朝廷的一次人事任免而已。但司马光想用这件事情告诫后人，也告诫皇帝，“好详名公巨卿兴家败家之故”。柳玭不是一般人，他的父亲是柳仲郢，祖父是柳公绰，叔祖是柳公权，都是一代名臣、士林领袖。柳家到柳玭几代人经历的几十年间，唐朝官场上政治风气不好，牛李党争，以牛僧孺和李德裕为首的两派官僚之间搞权力斗争，一派上台就打压另一派，导致朝政混乱。党争激烈的时候，很多人搞政治投机，有的人看到牛党在台上，就拜牛党的领袖做老师。过了几年牛党下台了，李党上台了，又去娶李党成员的女儿做媳妇。不料过了两年，牛党又翻身上来了，这样的人就陷入了人生的尴尬境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两个人，一个是杜牧，一个是李商隐。可是这期间，也有的人，譬如柳家，不管谁在台上，一直按自己的风格做事，持守家门礼法，最后两派都用他。柳家自柳公绰、柳公权以来，以孝悌礼法为士大夫所宗。柳玭曾经当过御史大夫，皇上后来要任命他做宰相，可是他不会巴结人，也不喜欢在两党之间搞平衡，因此长期在外地任职。 司马光之所以把这次看似平常的人事变动记载下来，就是要借此向后人推奖柳家的家风。他在叙事中引用了柳玭告诫子弟的一段话：“如果一事有失，将死无以见先人于地下。”意思是门第高的人家，立身行己，一定要谨慎。一事有失，则得罪重于他人，死无以见先人于地下。“膏粱子弟，学宜加勤，行宜加励，仅得比他人耳。” 阅读《资治通鉴》的三个层次 《资治通鉴》讲述历史有其自身特殊的文字表述方式和叙事体例，阅读这样一部经典的史学著作，需要相互照应三个层次，即：解读文本，还原事件，探究真相。 第一个层次是解读文本。文本解读是一个很复杂的理论问题，首先是要认字。但认字并不简单，不是说小学生查《新华字典》就叫认字，陈寅恪说过，读书需从识字始，很多时候你认得这个字，但是它在整句话或整个段落中的意思，尤其是字里行间透出的信息，你可能根本没有捕捉到。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说认完了所有的字，就读得懂所有的书。 从最基础的层面说，《资治通鉴》的叙事文字中，涉及年代、官职、地理、礼乐等方面的知识，就属于文本解读的任务。当然还有各种典故和史家笔法，只有在广泛阅读古典文献的基础上才能不断积累相关知识，触类旁通。 第二个层次是还原事件。事件可以还原，真相不能还原。我说的事件还原，还是文本意义上的。就是要汇集所有材料，将一个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梳理清楚。确切地说，是将各种说法或者叙事脉络梳理清楚。解读文本以后，我们要去还原一个事件，这本书记载的这件事情，只是一个说法。好在历史总是有很多蛛丝马迹，还会有各种说法以各种方式留存在不同的地方。历史学家的说法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 第三个层次是探究真相。我们相信真相只有一个，可是历史上的真相，可能永远也没有办法百分百还原，但我们可以探究。历史记录不是事实的再现。历史的绝对真相虽不可得，但是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立场，会带来对事件真相的不同理解。我们相信历史具有真相，而且探求真相的过程能够不断扩展人们的思维空间，提高问题意识，从而在历史真相的无限隧道中，不断接近真相。 学历史的人最喜欢追问“为什么”。我们在读《资治通鉴》的时候，既不可尽信书，也不能不信书，应秉持一种批判的态度，以质疑的精神，多问几个“为什么”“是那么回事吗”，然后不断扩展阅读面，一步步分析，作出自己的判断来。 刘后滨：江西吉水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代表作有《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唐代选官政务研究》等，主编有《资治通鉴二十讲》《唐宋历史评论》等。本文根据刘后滨2019年3月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演讲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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