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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春，随着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取得节节胜利，正以摧枯拉朽之势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胜形势下，一些国民党残兵败将开始四散溃逃。 三四月间，大椿乡倪家河沿（今竖新镇境域）突然进驻了国民党江苏省保安团一个营，营长杨德章（江苏江阴人），营部设在倪家河沿南程宇平宅上。所部各连分东、南、西三处驻扎，分别距施家河沿地下党中心联络点2至3里。此时，大椿乡保安队也转移到了倪家河沿北半里许的陆家宅上，恰好对施家河沿地下支部形成四面包围，严重威胁着地下党组织的安全。 蒋军部队一来，就四出掳掠，明征强抢，白天收粮派款，晚上出动捉壮丁，搞得地方上鸡犬不宁、人心惶惶，社会秩序一片混乱。 敌营进驻后，大椿支部遵照县工委“分化瓦解敌军，做好统战工作，配合解放崇明” 的指示，研究决定，把工作重点放到策反敌营上来。当时，大椿支部由吴明福同志和施民同志负责。吴明福同志因地下工作需要不便公开露面，施民同志因身体有病只能在幕后指挥，具体工作都通过周士良（竖新镇跃进村人）布置。我们十多个地下工作人员都听从周士良的工作安排。为策反敌营需要，周士良指派我和宋金堂负责监视乡自卫队与敌营的串联活动，并观察顽乡长的一举一动。周士良和华岱（崇明县城人）重点做瓦解策反敌营的工作。 华岱是倪家河沿一带名绅倪介桓的外甥，与倪家常来常往。而倪家同敌军营部驻地是南北宅，相距很近，华岱就利用“邻里”便利有意结交敌营长，投其所好，一来二往，结成了“知交朋友”。 事有凑巧，该营很多官兵患上了痢疾，营部戴副官（另说姓李）、倪姓文书（另说姓沈）等也都染病。华岱本是医生，就出手相助，不取分文报酬，为他们医治，因此官兵都很感激，华岱也由此取得官兵信赖，为策反敌营创造了有利条件。华岱在与官兵接触中，从旁敲侧击到逐步“推心置腹”，又经宣传解放战争形势，使杨营长他们思想有了较大转变。其时包括杨营长在内的大多数保安团官兵对蒋军全面溃败的大势也看得一清二楚，且对蒋政权腐败到骨髓也是感慨多多。在劝谕投诚起义成熟的基础上，华岱把杨营长约到自己住地（倪家宅）房间与周士良直接面谈，杨营长表示愿意投诚起义，并策动部下一起走上光明之路。 5月3日近晌时分，杨营长急向华岱报告，所部已接到上级命令，今晚要开拔到新桥港（今新河镇境域），乘船撤往舟山。副营长是个顽固分子，之前，杨营长向他作过数次暗示，均不得要领，而他们之间又向来矛盾重重，因此杨营长也不敢与他“响鼓重锤”，挑明一切。在周士良、华岱和杨营长一起策划行动时，杨营长表明，要把全营拉过来肯定有困难，搞不好反而弄巧成拙。周士良汇报施民后，当即决定，由华岱为杨营长、戴副官、倪文书及通讯兵等几人准备便装，便于在夜行中脱离部队。 当夜，各部分批开拔。当杨营长率部走到新河镇西启蒙小学堂时，同戴副官等乘隙离队到学校，与华岱会合，换上便装，把手枪和军装寄放校内（该校教师张家谟、樊品玉是我地下工作人员），然后华岱带领他们西行县城，安排杨营长住华岱家中，把戴副官等安置在沈洪涛家中。 该营其他投诚官兵，按事前谋划，在部队“奉命”行动后，采取单线联络方式，半途汇合后立即折返，转移到施家河沿施惠清新宅驻扎。 投诚人员武器弹药集中后，分散保管在吴明福、张亚琴（竖新镇椿南村人，施民养母）、顾惠香家中。为防止变故，将官兵分开安置。支部派地下党员施有才带领施惠琴、宋浩明、施瑞康、时兆英、施金其等，负责官兵管理。在官兵驻地安排日夜站岗放哨，进行监管（站岗人员袖扎白布为记）；膳食供给包括做饭、烧菜、筹粮和“牵磨”（崇明土语，即用石磨人工粉碎玉米籽或麦子）。筹粮工作由施惠琴、宋浩明负责向当地富绅筹借。 所部交出军用电话机1部，由戴副官秘密安装在倪家河沿周士良岳父倪旦（倪介桓子）房间，随即与堡镇电讯局总机话务员黄云家、贾曙东（我方人员）联络，约定联络暗号为连续3响；同时与驻堡镇地下工作人员毛文谟、胡启源通话，布置工作。（该部电话为后来策反国民党暂十一师起到重要作用。） 该营投诚官兵计136人。其中不乏“老兵油嘴”，带来了军中的不良习气，一时难攺，调皮捣蛋的事时有发生，也常出现有违道德的恶作剧。吴明福同志亲临驻地，作了两次严厉的训话，情况有所改变。 批投诚的保安营官兵驻扎施家河沿直至崇明解放。6月上旬由县军管会派盛锡文同志前来接收，移驻县城万安仓。 严德隆 口述 郁尚高 整理  ▲严德隆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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