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实质是东、西两大藩镇集团的军事角力 唐玄宗时期的募兵制和节度使制度存在严重的弊端,二者的结合又形成了藩镇体制。从根本而言,藩镇体制是安史之乱发生的制度根源。从某种角度看,安史之乱的爆发是东、西藩镇集团对峙的结果,而唐廷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则是两大藩镇集团军事角力的延续。 天宝年间,节度使制度得到快速发展,并且和募兵制结合起来,形成了藩镇体制。由于东、西方边疆形势的巨大反差,玄宗欲实现了两大藩镇集团的均势,于是就形成了西北和东北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局面,这成为安史之乱发生的重要因素。 由于受到宰相杨国忠的排挤,以及与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矛盾的升级,安禄山实际已经处于政治和军事的“孤立”状态。加之天宝十一载(750年),安禄山讨伐契丹、奚的失败,东北藩镇集团已经无法利用“边功”获取唐廷的重视。“边陲势强既如此,朝廷势弱又如彼,奸人乘便,乐祸觊觎,胁之以害,诱之以利。禄山称兵内侮,未必素蓄凶谋,是故地逼则势疑,力侔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 尽管安禄山得到唐玄宗的青睐,但是玄宗所求是东、西方军事集团力量平衡,厚待安禄山固然有姑息拉拢的意图,但还不能说玄宗对安禄山毫无替惕,且王忠嗣、哥舒翰、杨国忠、裴士淹、冯神威等人均多次奏安禄山反状,玄宗岂能不知,所以厚待安禄山的背后,仍有欲擒故纵的杀机,因此安史之乱的爆发并非偶然。 从某种角度来看,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实质是东、西两大藩镇集团的军事角力。 玄宗时期的“募兵制”导致了唐王朝中央军事力量的空虚,安史之乱的平定只能依靠其它藩镇。安史之乱爆发后,先有安西、北庭系统封常清、高仙芝六万大军在洛阳的战败,又有陇右、河西系统哥舒翰十五万大军的潼关失守。 正所谓想当初玄宗任用二统,结果安禄山所统的东北三师反戈内向,哥舒翰所统的西方二师战败馈亡,剩下来依靠的倒是并不特别重视的朔方,这也是始料之所不及。 最终郭子仪、李光弼凭借五万朔方军成为平定安史之乱的中流砥柱。安史之乱后,玄宗朝遗留的藩镇问题持续发挥影响,属于玄宗朝藩镇集团的朔方军先后有仆固怀恩、李怀光之乱,而东北藩镇集团的安史叛军残余则形成河朔藩镇,成为割据藩镇的代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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