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丨卿心君悦 张幼仪，著名诗人徐志摩的第一任妻子。 对于旧社会的女人而言，一生的幸福都依托于婚姻。 婚姻不幸，一生不幸。  张幼仪在婚姻中是不幸的，但是在生活中又是幸福的。 幸福与否，关键在于自己的选择。  “在中国，女人家是一文不值的。她出生以后，得听父亲的话；结婚以后，得服从丈夫；守寡以后，又得顺从儿子。你瞧，女人就是不值钱的。”这是在《小脚与西服》中，张幼仪说给孙女张邦梅的话，讲述了那个时代女人的不幸，而她就是身处于那个年代不幸的女人之一。 1900年，张幼仪出生在江苏保山县，家中有十二个孩子，八男四女，她是女孩中的二姐，祖父曾是朝廷的高官，父亲是一名医生，是典型的封建家庭。 在这种家庭，女孩在童年是需要裹小脚的，这是当时的传统，也是女人的不幸。 小脚在中国有很美丽的名字叫“新月”或“莲瓣”，这种传统源于南唐李后主的一位嫔妃为取悦皇帝开创的。 小脚的美，不是女人自我欣赏的美，而是取悦男人的一种方式，这种美的代价对于女人来说是一种伤害。女人需要在幼时就开始裹小脚，整个过程需要很多年，中间的痛苦是难以言喻的，在期间女人不可以抱怨，更不能发牢骚，因为这是未来婆家衡量儿媳是否平和温顺的标准之一。 张幼仪身处封建家庭是不幸的，她也需要经历“裹小脚”这个过程。但她又是幸运的，得益于二哥张君劢的帮助以及母亲的恻隐之心，让她逃过此劫。 不是小脚的张幼仪，是当时家中的另类，也是家中阿嬷（佣人）的担忧对象。阿嬷身为封建传统的女人感觉此举并不是疼爱张幼仪，反而在坑害张幼仪，因为她担心未来很难有婆家会要不是小脚的儿媳。 或许是因为张幼仪不是小脚，或许是因为耳濡目染哥哥们的见识与才能，张幼仪在幼年就非常渴望学习知识。 但是在她七岁时，因为大哥与大堂哥之间出现了矛盾（大堂哥家被盗，怀疑是当时做生意正处于困难期的大哥所偷，很多年后才发现原来盗窃大堂哥家的是张幼仪祖母聘请的厨师的儿子），她的父亲携带一家搬出张家大宅。之所以一家人会搬出来，在她想来：名节是个人的第二生命。 此后家中曾经历一段极度落魄的时期。后来凭借她哥哥们的努力才让一家恢复往日的风光，成为一方有名的政治家族。 在那段家中落魄的时期，张幼仪想要学习的愿望是很难达成的。一是家中经济支持男孩学习已经颇为勉强，二是在当时对女孩的教育秉承的思想是“女子无才便是德”，那时普遍认为女子不学习文化，能更好的顺从夫家。 后来，张幼仪在上海《申报》中发现苏州一所女子第二师范学校在招生，学费极为低廉（一学期5银元，比正常在家的生活费还要低）。在张幼仪苦苦哀求下，取得父亲的同意，与大姐一同前往学习。 在张幼仪13岁时，四哥（张嘉璈）正担任浙江都督朱瑞秘书，一次杭州府中学堂视察时无意中看到徐志摩写的一篇文章《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出于对其的文采与书法欣赏，打听到徐志摩尚无婚事，便写信给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提议让张幼仪与徐志摩订亲（当时张嘉璈在家中地位很高，父亲将张幼仪姐妹们的婚事托付于他）。 徐申如早就听说过张家的名声，收到张嘉璈（张幼仪四哥）的来信后，很是高兴便欣然应下回复道： “我徐申如有幸以张嘉璈之妹为媳。” 张幼仪知道这件事后很是平静，一是对于她的婚事家中长辈早已托付于张嘉璈（父母之命），二是她对四哥绝对的信任，三是这本身就是在她理解中女人的命运：中国当时的传统就是女人要嫁给家人为其选中的男人。 但是徐志摩听到这个消息后，反应却很激烈，受新文化影响的他对这门婚事是非常抵触的，但是他又不敢违背父母之命，因此只好无奈的应下。 订婚以后，家中曾一度拒绝张幼仪回学校学习，但在她坚持与恳求下，允许她再读一年，但要在结婚前回到家中，因此学业最终并未完成。  “一旦进了徐家的门，绝对不可以说‘不’，只能说‘是’。不管我丈夫和我之间发生什么事，我都得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公婆。”这是张幼仪讲给孙女张邦梅曾经母亲在婚前对她的忠告。 1915年11月，张幼仪与徐志摩结婚，在这之前二人从未见过面，当时封建包办婚姻就是这样。两个人没有感情基础，对双方更不了解。  徐志摩与张幼仪 结婚几个星期后，徐志摩便外出留学，先去天津北洋大学，后入北京大学。 那段时间，张幼仪回忆： “徐志摩放假回家以后，除了履行最基本的婚姻义务以外，对我是不理不睬。就连履行婚姻义务这种事，他也只是遵从父母抱孙子的愿望而已。” 张幼仪婚后并不幸福，但在当时，这种婚姻状态又是无法改变的。那时的婚姻就像《礼记》中的记载：“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 婚姻不是爱情的产物，而是“两姓”的结合，也就是两家或两个家族结合的产物，除此以外就是“香火”的延续，在“重男轻女”的思想下，女人的地位是非常低的。 这种婚姻有爱情吗？在张幼仪的想法中是可以有爱情的，她对张邦梅说过： “这种婚姻并不表示夫妻之间没有爱情，他们的爱情是婚后才来的。先对公婆、夫家和配偶尽义务，爱情就会跟着来。” 张幼仪认为想要得到婚后的爱情，女人是要付出很多很多的，要对公婆孝顺，要对丈夫服从，得到他们的认可，从而就会获得想要的爱情。 如今爱情是平等获取的，但在当时显然爱情是不平等的，女人要以自己的付出与服从为获取爱情的前提条件，这中间不乏的存在着一定“乞求”的意味。 但即便如此，对于女人而言，仍旧要拼尽全力去获取爱情，因为爱情是幸福生活的基础。人人都想拥有幸福，而婚姻则是女人在当时追求幸福的唯一途径。 一旦女人在婚姻中无法获取幸福，那就意味着自己一生再难拥有幸福。女人没有再次选择幸福的权利，只有男人可以取妾与休妻，而女人却不可休夫。 在当时男人一旦休妻，往往就意味着女人触犯了“七出”：一、不顺父母；二、无子；三、淫；四、妒；五、有恶疾；六、多言；七、盗窃。女人一旦被休是会被绝大多数人指责与排挤的。因此，即便婚姻不幸福，女人也只能选择忍受，这就像鲁迅的发妻朱安一样，一生都没有得到鲁迅的爱，那就只能忍受不幸福的一生。 当然，那个时代还是存在不少婚姻幸福的例子，比如包办婚姻下的著名诗人闻一多与妻子高孝贞，二人婚姻生活就很幸福，但这却是二人共同努力经营婚姻的成果，一方的努力对于婚姻而言，往往是没有意义的。 徐志摩为何对张幼仪如此抵触？这主要源于西方自由与开放思想的影响。在当时西方思想正与中国传统封建思想进行碰撞，因此对传统婚姻观念的冲击非常之大。 在新思想的冲击下，婚姻被赋予了全新的定义。在婚姻中更加渴望心灵的契合、情感的交流，但这些都要以“沟通”为前提，而良好的沟通需要的是价值观一致，文化相匹配。 在徐志摩的眼中，张幼仪虽然不是小脚的女人，但仍旧属于“小脚”的范畴，作为封建社会下的女人，她是没有文化的。 在过度追求自由，对封建极度抗拒之下，有些人很容易忽略另外一部分重要的东西，比如责任与自律。而这些恰好导致了徐志摩对张幼仪态度的冷淡，以及后来发生的事情。 1918年，张幼仪生下长子徐积锴后，徐志摩便前往马萨诸塞州渥赛斯特的克拉克大学攻读银行学与社会学。 1919年毕业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修习政治学（博士），中途因为不喜欢当地的氛围选择辍学前往英国。  “你愿不愿意，做徐家的儿媳妇，而不做徐志摩的太太。”这是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婚前，托好友黄子美前来问张幼仪的话。无法想象像张幼仪那样的女子听到这句话后的绝望与悲伤。 在徐志摩留学期间，张幼仪很想念他，她曾多次想过为何徐志摩不愿带她出国，但得到的结论是一方面可能是他认为她不想去西方，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他根本就不愿意将她这个“乡下土包子”带出国。 她虽然知道徐志摩不喜欢自己，但是从不相信他会不要她。 在《小脚与西服》中记载这样一段话： “我小时候听说过的离婚事件只有在女人失贞、善妒，或没有好好侍奉婆家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当然，这些事情我都没做过。我还听说，女人离婚是件丢脸的事，娘家会不想让她回去，所以她只有三个选择：卖娼、出家和自尽。我不相信徐志摩会逼我走上这几条路，我了解他的背景和家庭。” 因此张幼仪的处境即便艰难，但从未绝望过，甚至还存在着期望与幻想，她相信只要在一起，终究有一天徐志摩会发现她的好，她希望那一天可以快点到来。 在那段时间里张幼仪的二哥曾找徐志摩的父亲谈过一次： “如果徐志摩继续在海外念书，而幼仪留在硖石的话，他们两个人的心就要愈分愈开了。” 而徐申如却说： “她要跟老太太做伴，还得照顾娃娃。” 不得不说这也是那个时代女人的悲哀之一，在公婆眼中看重的是张幼仪应尽的儿媳义务，而不重视作为儿子的妻子该享有的权利。但后来徐申如经过慎重考虑以后，还是选择让张幼仪去找徐志摩，因为徐志摩的父母也察觉到了一丝不一样的味道。 去往欧洲找徐志摩的路上，张幼仪的心中还幻想着如何凭借自己的努力得到徐志摩的爱。然而，等见到徐志摩以后，二人的关系并没有得到任何改善，徐志摩依旧我行我素，弃张幼仪于无物。 即便在后来，察觉徐志摩可能另有喜欢之人的时候，也没有嫉妒的怨恨，唯一的愤懑就是我可以接受你喜欢别人或者“纳妾”，但是你不应该骗我。可是，徐志摩却不只是想要“纳妾”，而是想休妻再娶，因为那时他正在追求林徽因。 让张幼仪绝望的不仅是后期徐志摩托好友黄子美前来带话离婚，更是因为在英国的那段时间里，她再次怀孕时徐志摩的态度。他知道张幼仪再次怀孕后，第一反应就是让她“打胎”，即便她以生命安全为由抗拒，但他还是无动于衷，竟弃怀孕中的张幼仪一人留在沙士顿，后来张幼仪在无奈之下只好投奔在法国的二哥张君劢。 在《小脚与西服》中记录着张幼仪对那段时间的回忆： “在他没把家里安顿好，罔顾他对我，还有他未出世孩子的责任，就把我丢在沙士顿不管以后，我再也不认为他是个好丈夫了……我可不愿意像徐志摩突然把我丢下那样，遗弃我的小孩。” 在张幼仪看来，那一刻她对幸福所有的幻想全部破灭了，她只想对未出生的孩子负责，因此她第一次没有服从徐志摩的安排。她想要按自己的意愿，生下这个孩子，这是作为母亲的责任。  “我想，是生活把我变得坚强的。想想看：我在你这个年纪，十八岁，已经结婚三年喽！我十五岁结婚，二十二岁离婚，这么年轻就经历了这么多事。”这是张幼仪后来对自己坚强原因的总结。 张幼仪在法国居住不久，二哥张君劢因忙于学业无暇照料，又将她托付于前来法国留学的刘文岛夫妇。  左起依次为张君劢、刘文岛妻子、怀孕中的张幼仪、刘文岛。 在那段时间，张幼仪几度想要寻死，但得益于童年所受的教育，让她在艰难中顽强的走了下去。 她想起了幼年所学的《孝经》中的孝道守则：“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打消了病态消极的想法后开始反思，她发现所有的问题都出现在旧时思想的束缚，作为家中第一个不缠脚的女性，她应该充分利用这种“恩赐”，打破枷锁，把幸福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在她临产前一个月，趁七弟前来看望时，随之一起去了德国。 1922年2月24日，张幼仪独自在德国生下第二个儿子彼得。不久之后，张幼仪找到徐志摩，最终与之签订了离婚协议。 对于徐志摩的这个举动，他老师梁启超的评价是最为中肯的。 徐志摩离婚数月以后回国，梁启超得知他与张幼仪离婚，且在追求林徽因以后，于1923年曾写信给徐志摩： “吾昔以为吾弟与夫人（此名或不当，但吾愿姑用之）实有不能相处者存，故不忍复置一词。今闻弟归后尚通信不绝，且屡屡称誉，然则何故有畴昔之举，实神秘不可思议矣……人类恃有同情心，以自贵于万物。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 在信中可以看出，梁启超知道接受新思想的徐志摩是不喜欢封建女人张幼仪的，但是徐志摩不抛弃婚姻责任的行为，梁启超是赞同的。可后来徐志摩竟然抛弃责任选择离婚，让梁启超不能理解。在梁启超看来，人要有同情心，更要有责任意识，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行为，很不妥当。 接受离婚是张幼仪最后一次服从丈夫的安排，也是最后一次履行封建社会下女人的义务。在离婚协议上签字的那一刻，张幼仪就决定不再以过去的价值观行事。她要追求另外一种幸福：实现自我的价值。 离婚以后，在德国的三年她学习到了如何当幼稚园的老师，在朵拉（张幼仪二哥的朋友，与张幼仪住在一起）帮助下找德语老师学习德语，并申请到裴斯塔洛齐学院（Pestalozzi Furberhaus）学习。对于张幼仪来说，想要学习的愿望终于在离婚以后得以实现（或许想要学习的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徐志摩的缘故吧）。 1925年3月19日，张幼仪的二儿子在德国柏林因病夭折，张幼仪在悲痛中更加的坚强。 1926年春，应徐志摩及其父母的邀请回国，因为当时徐志摩要与陆小曼成亲（林徽因于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结婚，后来徐志摩又遇到了陆小曼，二人有了感情），而陆小曼的母亲需要确定张幼仪与徐志摩真的离婚才同意这门亲事。张幼仪回国后，到徐志摩的家中证实离婚这一事实后，至此张幼仪与徐志摩之间划上句号。 徐志摩的父母或许是出于愧疚，或许是出于对张幼仪的认可，在张幼仪提出由她扶养大儿子徐积锴时，二老并未反对，随后将徐家的财产平分成三份：一份给徐志摩和陆小曼，一份给张幼仪，另外一份留给二老自己。 1927年，张幼仪凭借自己的能力在东吴大学任职教授德语。 1928年，张幼仪担任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并应八弟张嘉铸之邀兼任云裳服装公司总经理，那时张幼仪已成为上海知名的女强人。 1949年4月，张幼仪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并在香港遇见另一段爱情。  张幼仪与长子徐积锴 1953年，张幼仪征求移民在美国的儿子徐积锴的同意（徐积锴在与母亲张幼仪的回信中写到：母职已尽，母心宣慰，谁慰母氏？谁伴母氏？母如得人，儿请父事），在香港张幼仪与苏记之结婚。 1974年，张幼仪的丈夫去世后，她前往美国与儿子及家人团聚。 1988年，88岁的张幼仪于巴黎去世。 这就是张幼仪一生，前半生乞求幸福却未曾得到，后半生凭借自身努力终于获取幸福，正如作家池田大作所说：“幸福绝不是别人赐予的，而是一点一滴在自己生命之中筑造起来的。”  卿心君悦，头条原创作者，知名情感博主。用文字温暖你，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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