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来源：省委党史研究院（省地方志研究院） 2015-02-10为深入研究明文化的起源、特征及其与滁州地域文化的关系， 12月11日至12日，由省地方志办公室主办，滁州市地方志办公室承办的明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滁州市召开。省政协副主席李修松、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朱文根、滁州市政协主席何希勇等出席会议，李修松、朱文根等先后致辞。来自全国80多名专家、学者汇集一堂，就明代文化进行研讨。大会收到学术论文38篇。 与会专家就明代文化的影响进行了讨论和交流。主要观点如下： 一、明文化对各地域的影响都很深远。 陈瑞的《明代合肥地域文化述论》提出，明代合肥地域文化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文学、艺术、哲学、史学、宗教和民俗方面都展示了其独特的地域风貌。刘星在《有明一代新疆地域文化的发展》一文中，提出明代新疆发生的变化和发展，不但左右了当时新疆的政治格局，还长期影响了伺候新疆的政治发展走向，也极大地决定了新疆地区的民族形成与发展、文化形态、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发展方向。方未艾、沈萌溦在《明代文化在江苏的发展与影响》一文中，提出明代文化是江苏古代文化尤其是金陵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明孝陵、南京城墙、明故宫、大报恩寺等纷纷入选在2013年“江苏符号”，成为江苏最具代表性的一组“文化名片”。 耿纪明在《试述明朝西南移民对文化的影响》一文中，认为明朝西南移民对于促进云南贵州的开发，加强汉人与少数民族土著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融合发展具有积极的历史作用。丁修真在《明代建文传说流衍考论—以<致身录>的出现为中心》一文中提出，以往的建文研究忽视了民间传说具有地域性和历史性的特质，更忽略了支持传说背后的地域文化等因素。朱渝军的《明文化与蚌埠》中认为明文化对蚌埠的影响长期而深远，蚌埠将历史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城市建设相融合，弘扬明文化，加大对明文化的保护与开发。吉祥在《明文化的起源及其区域遗产（南京角度）》一文中，提出明初的南京（南直隶）地区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出生地、崛起发祥地、建都地。同时明初该地区的大移民，也形成了特定的移民文化。这些明文化发源地的遗产对后世乃至当今区域文化发展具有持续的后续影响。桑荟在《明初的亲王分封与文化传播》一文中，认为明初亲王就藩时带去大量官吏和护卫，并在当地扎根，加之一些亲王崇文重教因此加速了文化的传播，客观上推动了明初各地文化的发展。 二、明文化的是丰富多彩的 周致元的《诗句中的灾荒与明代灾害文化》中，认为明代的防灾与救灾经验总结在我们传统文化史中早就占有重要地位。这些文化对我们后人的防灾救灾，以及对明代社会的认识，都是弥足珍贵的史料。周熙婷在《凤阳民歌传播主渠道中的明代皇室研究》一文中，提出明代皇室对凤阳民歌传播的重要影响，证明皇帝喜好、朝廷定制是凤阳民歌风靡全国的主渠道。宁业高在《清水十分花鼓娘 花腔巧调出凤阳》一文中从4个方面探索凤阳花鼓与各地的花鼓、秧歌、曲艺、喜剧等确实存在着的源流、演衍、借鉴、移植之类的关系，认证“凤阳花鼓”的殊异艺术价值与崇高历史地位。李云峰在《论汪廷讷传奇之<狮吼记>》中，认为《狮吼记》以其内容的陌生化给人以新鲜、奇特的审美感受，给明代剧坛注入了新的血液。反讽手法的运动，也增添了全剧的喜剧效果。张安东在《论明代皖志的发展—以明代与明代以前方志比较为例》认为，明代皖志是在前代防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沿袭前代方志内容、体例、体裁较多，但有较大变化，内容更丰富，体例逐步完善，并对清代方志编纂影响较大，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蒲霞在《<永乐大典>本<永阳志>编修时间考》一文中，认为大典本《永阳志》应该是宋朝林 修、龚维蕃纂的三十五卷本《永阳志》，修于南宋淳熙年间且在淳熙十一年（1184年）以后，修成后并未付刊，早已亡佚。明永乐二年（1404年）陈琏参考了这部志书，修成一部新的《永阳志》。祝虻的《明代“一本”宗法观的内容与实践》中，认为以“一本”观为基础的宗法体系是儒家学者对于宗族平民化的核心，通过对明代徽州宗族对“一本”观宗法精神的奉行，管窥当时儒家学者心目中宗族社会的理想形态。 三、明文化与滁州 朱文根在《滁州明文化是劳动人民的文化》一文中，认为明文化是被忽略的文化，是劳动人民的文化，是人民英雄的文化，是尊重知识人才的文化，是御寇抗倭的文化，是勤政廉洁的文化。袁凤忠在《滁州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与传承探析》一文中，提出滁州历史人文底蕴深厚，民间艺术源远流长，拥有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坚持“控、保、修、编、捐、推、引、祀”的原则将滁州非物质文化保护继承和发展起来。张军在《明代方志文化与滁州地方志编纂》一文中，从编纂体例、思想传承、文化弘扬、编纂组织、存史资政等方面阐述了明代滁州地方志的特色。夏玉润的《明初江南文人徙居凤阳的社会影响》认为，元末明初江南文人与张士诚政权关系较为融洽，但当朱元璋翦灭群雄之后这些与张士诚政权有关联的文人成了明王朝的阶下囚，造成明初文人中心中的阴影。许恒贵的《明初变革对滁州历史发展影响初探》认为，明初变革对滁州行政体制、交通与基础设施、政治移民等方面都产生很重要的影响。孙祥宽在《试论滁州明文化范围及其内涵》一文中提出，滁州明文化区域范围应指明代滁州、全椒、来安、天长、定远等地，今天滁州市的辖境空间区域。明文化的内涵既有专门性、特指性，又有包容性、序列性。徐茵的《明文化是滁州融入南京都市圈的特殊纽带》认为，以明文化为特殊纽带，回顾宁滁历史文化联系，构建宁滁现实文化体系，实现宁滁两地人民的文化认同，对除皱全面融入南京都市圈具有积极意义。张铉的《滁州南溪于氏家谱简编》将于氏同姓同辈且时代相符的滁州人大致断定属于南溪一支，对滁州明清时期于氏家族的概况勾勒出来，得到滁州于氏家族在明清历史社会的一个缩影。孙文海在《滁州与明文化初探》一文中从萌生帝梦、周围群英、中都宫陵、太仆寺诗文、明代名人、凤阳花鼓等方面讲述滁州与明文化的关系。张祥林在《明代南京太仆寺在滁州述议》一文中，阐述了南京太仆寺对滁州的政治、经济、人文影响，成为遗留下的宝贵历史资源。傅守乾、张卫宏的《明文化的特点、内涵及开发明光明文化旅游资源的前景》对明文化的特点、内涵及开发明光明文化旅游资源的广阔前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贡发芹在《明光溯源》一文中从神话、宫殿、铠甲、锦缎、日光、地名等方面阐述“明光”一次具有众多内涵。谢迎春的《弘扬明文化积极元素促进滁州经济腾飞》明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时段的文化，是国家层面上的文化，它具有很多积极的因素。滁州，作为明文化的发源地，要传承、弘扬明文化的积极元素，以文化软实力促进经济的腾飞。 四、研究明文化的现实意义 史五一在《明后期财政危机的根源探析》一文中提出，明代政府未能建立相应的财政制度，导致财政管理纰漏丛生，财政流失严重，由此引发了财政危机，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姚尚书在《明初大移民的路径及历史贡献》一文中，细数明初移民对巩固政权、恢复生产、多元文化的融合等方面做出巨大贡献。黄永龙的《以马氏为借鉴打造贤内助廉政文化》认为，马氏作为一个贤妻良母的所作所为不失借鉴和教育意义，用马氏为以身作则、约己束亲、桥劝善醒、分忧解难的贤内助典范。张立勤在《从中都鼓楼想起的》一文中认为，历史是一种记忆，要把历史记忆转化成为社会力量，努力做到不忘历史，警示未来。 五、明代安徽名人 胡劲松在《朱升朱元璋徽州碰撞对明朝建立的影响》一文中阐述了朱升辅助朱元璋建立明朝的重要贡献和其徽州文化背景对朱元璋成就立国伟业的影响。兰传秦在《蓝玉悲剧论》中提出，造成蓝玉悲剧的根源主要有两点，一是蓝玉未收的外戚军事集团对朱家王朝构成了威胁，二是蓝玉缺乏足够的政治经验，性格上容易走极端，过于强横霸道。李龙在《文韬武略岐阳王》一文中详细阐述了岐阳王李文忠波澜壮阔的的一生。熊明陶、石家红在《戚继光祖籍是定远不应置疑》一文中，从五个方面详细阐述了戚继光六世祖戚祥的发祥地是定远，从而确认戚继光的籍贯是定远县。居永立在《朱元璋出生地考》一文中，认为朱元璋对自己的出生地故意匿而不宣是为了神化自己，其出生地根据朱元璋家的迁徙路线可能在虹县一带。夷风的《朱元璋大姐夫王七一考》认为，朱元璋大姐夫姓“王”，而并不是姓“汪”，更不是李文忠的儿女亲家汪清。 滁州是明文化的发源地，明文化起源于草根，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她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同时也是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影响广泛而深远。通过深入分析明文化的“前世今生”，让人们对明文化的内涵、特点等有了更全面深刻的认识，“皖东明文化”理应成为安徽四大文化中重要一块。 胡朵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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