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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于璜碑》全称《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东汉延熹八年（165年）十一月立。1973年于天津武清县出土。高242厘米，宽83厘米。隶书。碑阳16行，行35字。碑阴15行，行25字，有界格。共827字。额阳文篆书10字。碑现藏天津市历史博物馆。 《鲜于璜碑》的时代书风背景 汉朝是继秦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享国405年。汉朝民族统一，文化统一，以儒家文化为代表主流思想占统治地位。两汉时期，作为华夏民族“核心文化”的汉朝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它凝聚着中华民族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斗争精神，对世界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为华夏文明的延续和挺立千秋做出了巨大贡献。汉朝周边各民族纷纷学习和接受汉文化，源源不断地融入于汉文化之中。《鲜于璜碑》出土于北方，鲜于姓氏是少数民族姓氏，是这一时代背景的真实写照。汉文化朴厚博大、雄强奔放外，还往往表现为精密、繁复、瑰丽、华美、藻饰等，可谓是集壮美和华丽为一体，汉代书法也不例外。《鲜于璜碑》刻于东汉延熹八年（165年），此碑严紧中能宽绰，凝重中有奇趣，正是这一时风的产物。汉代的审美文化的基调是壮美与瑰丽，呈现出多元共融的整体特征。汉代碑刻风格在多种审美自觉的引导下，现实与浪漫并存，繁复与质朴和合，凝重与飞动兼容，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在《鲜于璜碑》刻石完成前后，一批著名碑刻也相继问世。典雅秀丽的《孔宙碑》、遒劲豪放的《封龙山颂》、端严劲厉的《张景碑》、清腴遒劲的《礼器碑》、方正沉厚的《乙瑛碑》、飘逸洒脱的《石门頌》、规范整饬的《熹平石经》、清劲秀逸《韩仁铭》、飘逸多姿的《曹全碑》、雄健酣畅的《张迁碑》等等。《鲜于璜碑》在如此众多特色鲜明的碑刻中，风格鲜明，独树一帜。由于同属于时代，同一雄强书风的大背景下，它同时也兼有其他各碑之美。 《鲜于璜碑》的鲜明个性特征 《鲜于璜碑》的个性特征是雄浑粗犷，奔放豪迈，丰厚苍浑，方拙朴茂。它比《张迁碑》早21年，可以说《张迁碑》是受其一路风格影响的产物，可谓之方笔之祖。碑阳碑阴应为一人所书，但风格略有不同。有人认为，《鲜于璜碑》、《张迁碑》方笔风格的形成，有石工“逞刀”的因素，这个观点应该是接近事实的。一方面，我们应该肯定石工们对中国书法笔法伟大的开拓之功，刀法笔法的交互影响，扩展了人们的审美视野。另一方面，还应该透过刀法看笔法，仔细体味行笔原貌，使笔法灵动起来。《鲜于璜碑》碑额的篆书也很有特色，采用了其他汉碑很少使用的阳刻手法，用笔刚劲有力，线质挺拔，点画瘦硬，字体大小参差错落，排列整齐，干净利落，整体像一枚古代的刀币，使人看一眼便不能忘怀。额首两边的青龙、白虎，与碑阴的朱鹊栩栩如生，使整个碑刻灵动起来，简直就是一幅诗书画印合璧的佳作。 《鲜于璜碑》独特审美追求 《鲜于璜碑》是一方难得的汉隶精品，我们首先要从整体上把握其博大雄强的审美追求。《鲜于璜碑》的巧妙就在于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的章法几乎完美无缺，每一个字都有它合适的位置，挪动了便失去意趣。其次，要仔细观察《鲜于璜碑》结字特色。《鲜于璜碑》的结字大小错落、收放自如，随意而生动。如小、文、定、久、乃等字生动活泼；书、席、乌、史、所等笔画逸出；讳字为了避免雷霆，结体一字多变等等。《鲜于璜碑》主笔画突出，横画比竖画略粗，笔画丰厚饱满，字形灵活多变，不死板，不僵硬，富有趣味。碑阳字以扁方为主，碑阴字扁、长，方交替出现，生动变化，摇曳多姿。重心时高时低，倚侧变化丰富，字形大小对比强烈，在平静中有波澜，妙趣横生，耐人寻味。
范斌临《鲜于璜碑》之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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