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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人与物的关系，是个恒久的话题。有人认为，游于物外，自得其乐；游于物内，则被物役，甚至为物所害。 什么是对待“物”的正确态度？苏轼在《宝绘堂记》中作了很好的解读。苏轼认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寓意于物，喻指欣赏美好的事物，通过事物来寄托自己的情趣；留意于物，则指过分看重外物，耽溺于物、不可自拔。两种对物的态度截然分明，给人颇多启示。 寓意于物，可以得物之趣味，涵养品性，悠然自乐，自然不会被物奴役。譬如，刘备之雄才也，而好结髦。嵇康之达也，而好锻炼。阮孚之放也，而好蜡屐。他们能够寓意于物，故能“乐之终身不厌”。 反之，留意于物，久久不能释放，则很可能被物所害。就书画而言，钟繇至以此呕血发冢，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复壁。他们因书画害了身体，也害了国家，“此留意之祸也”。 人生天地之间，须臾离不开外物。然而，人与物究竟如何相处，一直是古圣先哲们经常讨论的话题。《庄子》中讲述了“胜物而不伤”“不以物挫志”“不以物害己”。这告诉人们，物应受人支配，而不应支配人、奴役人。倘若“以物易其性”“弃身以殉物”，人成了物的奴隶，反倒会丧失应有的欢乐和自由。 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笔下有一个贪婪的人物，叫做葛朗台。他是守财奴的代表，在葛朗台的眼中，金钱高于一切，妻子、女儿甚至还不如他的一枚金币。葛朗台对金钱的渴望和占有欲几乎达到病态的程度：他半夜里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密室之中，“爱抚、把玩、欣赏他的金币，放进桶里，紧紧地箍好”。葛朗台留意于物，一生被物所役，自然也就失去了亲情、快乐。 再来看大文豪苏轼的一生，虽坎坷不断，但他随遇而安、随缘自乐，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苏轼能正确认识并处理好自己与物的关系。他在《超然台记》中写道：“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苏轼能游于物外，故物可以怡情、可以助兴，却不会蒙蔽他的视野。事实证明，物本无大小贵贱之分，人一旦被束缚其中，便眼界狭小，如在缝隙中观战，不能洞察胜负的关键在何处，自然就“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 今天，寓意于物、不被物役，也应成为党员干部处理人与物关系的一剂“良药”。 共产党人也讲情趣，也提倡发展自己的爱好，但要正确对待五色、五音、五味，真正做到寓意于物，而不被物所役。我们党的很多领导干部，都有自己的爱好。周恩来总理酷爱书法艺术，对《龙门二十品》向往已久。一次在龙门石窟，洛阳市的一位领导要送给他一幅。周总理正色批评道：“你这个同志怎能说这样的话，国家财产怎可随便送人。”在周总理看来，个人爱好是私事，用公款送礼则是个原则问题。还有党的优秀干部郑培民，他有集邮的爱好，却一生隐藏自己的爱好，为的是不给送礼者丝毫借口。正因为他们能够正确处理人与物的关系，才能做到既发展个人爱好，自得其乐；又不至沉迷其中，突破原则底线。 现实中，有的党员干部不能做到寓意于物，而选择留意于物，整天为票子、车子、房子、位子而忧虑，甚至铤而走险，大肆贪污受贿。综观许多贪腐分子，因为身陷物欲，遭人“围猎”，无力抗拒，最终身陷囹圄。如，“兰花局长”周华清在忏悔书中写道，正是自己养兰、爱兰，让别有用心的人有机可乘，最终被兰花俘虏。细细想来，与其说他是被兰花所缚，倒不如说他是心为物役。 名声实无穷，富贵亦暂热。对党员干部来说，越是物质丰盈、越是诱惑增多，越要保持廉洁操守、健康情趣，越要游于物外、寓意于物，如此才不会被物所累所困。 （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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