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纪70年代，以著名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 (Arthur Kleinman)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医学工作者开始对西方医疗体制和医学院教育进行质疑和反思；凯博文教授首倡以人类学方法重构欧美精神医学体系，力主借鉴非西方文化中医治病痛的经验，来改革纯粹依赖科技仪器的治疗制度和医学院教育体系[1]如果将我国的非西方文化的医学分为中医学、少数民族传统医学和民间医学，那么我国学者关于中国的非西医的医学人类学研究大多数集中在少数民族传统医学领域，包括水族医学[2]、蒙古族萨满医疗[3]、傣族睡药疗法和口功治疗[4]、侗族收惊疗法[5]、哈尼族仪式治疗[6]、白马藏族医疗实践[7]等，对中医的民族志、人类学研究还十分罕见。而国外的人类学家很早就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医，如美国人类学家冯殊娣(Judith Farquhar)曾于广州中医药大学学习中医，她的作品《Knowing Practice》探讨了中医的知识和实践，指出中医学总在经历着各种创新[8]；美国人类学家Nancy Chen的《Breathing Spaces》探讨了气功的医学化及其实践[9]；英国医生和人类学家蒋熙德(Volker Scheid)在他的《Chinese Medicine in Contemporary China》一书阐明了中医实践过程中固有的多元性，他将其称为“中医民族志”（ethnography of Chinese medicine）[10]。 本文是关于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心理科的“中医心理学”临床实践过程的民族志。改革开放以后，日益增长的精神压力使得人们开始关注心理学（psychology）。同其他所有的现代学科一样，心理学也是“进口”自西方社会；而不同的是，心理学的知识建构与其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它在中国的应用必然要经过一个“本土化”的过程[11]，而本文所讨论的“中医心理学”，也可以看作是这一过程的一个有机部分。另外，由于中医学历来倡导“形神合一”，“中医心理学”的出现，又可以视为中医本身为适应当代文化而作出的创新。需要指出的是，“中医心理学”这一范畴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目前还没有统一的阐述，本文所讨论的“中医心理学”只是其中的一种。 本文的研究将对关于中医的民族志及人类学研究起到补充作用，且由于本研究涉及中医、心理学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经历，因而能够为理解心理学的本土化及中医在当代的创新提供解释。 以下数据基于2014-2016年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心理科门诊的参与式观察、录像和对科室的创建人金医生、金医生的患者、进修生和学生的采访所收集的数据分析，研究中所涉及的被采访者均为化名。 本文所描述的“中医心理学”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多种疗法，包括气功、认知疗法、行为疗法和催眠，主要治疗的病种为失眠及失眠相关性疾病，包括抑郁症、焦虑症、恐怖等，有时也有一些疑难杂症，比如牙疼、痛经、厌学、少数的性取向、性功能障碍等等，并且其治疗的目标常常是使患者的“自我”得到“再成长”。金医生是整个科室里中医心理治疗的主要实践者，他致力于通过“中医心理学”的实践改变患者的“自我”，特别是与家庭的关系和对疾病的理解，并且他的最终议题是要改变中国文化，尤其是“关系自我”[12]的形成模式。相比较于其他“中医心理学”的体系，金医生的“中医心理学”的特点体现在情绪的表达、对“自我”的理解、对独立的强调，以及纳入催眠的心理治疗对话上。然而无论是在诊断、治疗还是病历记录上，金医生所使用的方法和制度却与大多数以“中医”为名的系统相差甚远。金医生认为，传统的中医在治疗心理问题的上有根本的局限性，类似针灸和草药等治疗不能解决问题的根源；心理问题的来源主要是“不成熟”，这不仅有别于一般的身体症状，而且会导致这些各种身体症状的出现。在采访中，金医生说：“西方是分析思维，把躯体和心理分开来看，而中医讲的是形神一体化。” 1、是中医还是心理学？ （1）金医生的学术背景 在撰写本文时，金医生已经将他的工作重心从中医心理的门诊治疗转向宣传和教授他的“中医心理学”理论和技术体系。现在的金医生更愿意以一位本土心理学家自称，他的理论和技术既来自传统又有所革新，他所希望的是中医心理学能够“脱胎”于中医，并与现代医学心理学接轨，因此他的理论借用了许多现代的概念。在金医生的许多同事（中医）看来，金医生的做法完全不是中医，而是催眠或者心理咨询；尽管如此，金医生的中医心理学也没有引起心理学家们的重视。用金医生自己的话说，他和他的中医心理学都“处在夹缝之中，艰难地生存和发展”。也许这会很难令他的学生们想象，在大学时代（1980年代），金医生曾经是个“铁杆中医”，他熟读中医的经典，并且成绩优秀。后来，金医生考上了北京念气功研究生，期间他被派到一个研究机构学习心理学，在那里他发现，催眠和气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此他的研究便开始跨越中医和心理学两个领域。 （2）中医心理门诊的设置 初进金医生的诊室，人们并不会感到它和其他的中医门诊有什么不同：穿着白大褂的金医生坐在诊室中，前面摆放着一张桌子和多把椅子，其中一把是给就诊患者的；一群年轻实习生或站或坐围绕着金医生和患者，未看诊的患者需要在诊室外面的走廊上等候，这是很传统的设置。虽然最初的问诊和交流在这种传统的环境中进行，但金医生在治疗时所使用的场所却完全不一样，那是一个单独的小房间，通过房间的门连通到金医生更大的办公室，其中有一扇窗户、一张床、一座沙发、柜子、播放器和一套音响，有时也可以看到床边摆放了一些小型的机器。 除了心理治疗，该科室还设有精神科大夫和传统的中医大夫，他们分别开具精神药物（西药）和中草药处方，此外的设置还包括针灸室、定期开设的八段锦等传统气功班。也就是说，中医心理科门诊的患者，可以自己选用其中任何一种方式进行治疗或者调理，虽然在金医生看来，这些方法都仅仅是去除了症状而已，只有心理治疗能够解决根源性的问题。此外，类似于综合医院的心理科，这里还设有存放了各种现代化设备的治疗室、心理测试室等，金医生说：“中医过去没有独立的心理学，它（心理）是跟身体在一块的。但你独立出来以后，它不可避免的要用西方的一些先进的东西。” （3）中医心理门诊的患者 当问及“为什么来中医心理门诊”时，患者们的回答是多种多样的，但朋友介绍和看电视台的催眠节目慕名而来为最常见的答案；有一部分患者原先在其他大夫处开药或针灸，然后推荐而来；还有一些患有疑难杂症或被诊断为精神障碍的患者，也会抱着试一试“中医”的态度前来看病；与之相似的，有一些有情绪问题的患者在医院外也找过一些心理咨询，但因为效果不佳因此转移到中医心理门诊，但也有同时进行的，有患者表示心理治疗也像吃药一样，要“中西结合”才能获得更好的疗效。有时候，金医生的诊室像一间收容所，这里聚集了很多“迷茫”的人——患者需要理解和被理解，需要知道“我这是怎么了”、“我应该怎么办”。 通常中国人遇到人事上的困惑时，通常求助的对象是家人、朋友和长辈。然而当今代际之间的鸿沟加大，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变得紧张。年轻一代的人更善于运用网络来学习和解决问题，在知识上他们可能已经超越了自己的父母。然而处于实际支配地位的仍然是父母，这是通常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当两代人的价值观念出现了不可调和的冲突，有时处于被支配地位的年轻一代就会成为“患者”的角色，被家长送入医院。按照金医生的观念，家长和孩子都需要“再成长”。这时金医生的诊室又变成了“调解室”，但并不以座谈的方式为主，而是通过他的心理治疗。 在心理门诊上，虽然患者所能表达的时间十分有限，他们就医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倾听、想象和感受金医生的话语，但金医生的共情能力很强，尤其是对于中老年患者。因此，越是缺乏自我的患者，越会需要金医生这样的大夫，即使他的风格是如此的严厉，由于他们的生活中，欠缺类似有力、可靠的支持。 个案1 患者M大娘（以下简称“M”），女，年龄63岁，因长期失眠求治于中医，先是吃汤药，然后由主诊大夫推荐到金医生（以下简称“金”）门诊（治疗失眠），采访时已经治疗了大约7、8次，本次的主诉是“喉咙中像是有一口痰，用力咳又咳不出来，老糊在这儿难受”，看诊时无家属陪同。 金：（看实习医生的问诊资料）现在睡觉好了吧！ M：比以前好些了。 金：你看看，中国的医生不懂啊！失眠是心理问题，吃药那个，不解决根本问题！你看你，通过我们的心理治疗，现在已经改善很多了，现在不用吃那个安眠药哎，但是要彻底治好还要一段时间，哈！ M：是，是，谢谢，谢谢。 金：现在最难受的是喉部的这个症状吗？ M：嗯，我就感觉整天这都跟有一块痰似的，又咽不下去，又咳不出，我去开汤药医生说我这是梅核气。难受的时候堵得胸口都闷。 金：睡觉的时候也堵吗？ M：好像没感觉。 金：这就对了，好了，不用再说了，我一看你这作业就明白了。这个症状，交给我们帮助你。M大娘都六十三岁的人了耶，还没有找到自我，不用担心，我们会帮助你一点点地再成长起来。 M：那我还要吃汤药吗？ 金：先做心理治疗哎，做完我再给你看看，哈，不一定要吃汤药，好吗？不要着急。 （观察时间：2014年6月17日，地点：金医生门诊办公室。） 2、重构“自我” （1）成熟与依恋 金医生的总体理论在过去五年中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在撰写本文时，他的主要重点是寻找患者成长记忆中导致其无法成熟或“长大”的情绪创伤，以及那些具有普遍性的、具有促进其成长作用的创伤的缺失。因此，金医生的许多患者被诊断为“依恋”、“没长大”，而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来自父母或祖父母的过度呵护。有趣的是，那些年纪较大的患者却被通常诊断为“没有自我”，其中的缘由也出自对家庭的过度依恋。于是，金医生认为，治疗的主要目标是让病人摆脱对他人（有时是物品）的依恋、使之更加独立，以便他们能够在社会中恰当的扮演成年人的角色——所谓“恰当”，即人格独立、情绪稳定、人际关系良好、从事服务社会的职业、与异性结婚生子、赡养父母等。尽管金医生认为传统的家庭观念阻碍了“自我”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恰当”的标准，除了严格的“独立”之外，几乎都来自于中国文化的传统观念。 （2）量表、问卷和作业 类似的“传统”与“革新”还出现在诊断上。除了使用流行的西方心理学的量表和仪器进行测试之外，金医生的门诊还使用了一些特别的测量工具：自制的问卷、量表和一份必须回避亲人和朋友的“家庭作业”，这些都构成了患者的病历。问卷和量表通过特定的问题指向患者的认知、行为、情感和人格特质等，这些问题的设计来源于多年门诊所积累的患者的“家庭作业”——这份作业由一系列问题组成，要求他们详细描述其记忆中的所有情感经验，这些报告的集合涵盖了国人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金医生通常会让学生布置作业，并告知患者这是绝对保密的，然后亲自再强调一遍：“从小到大都写出来，让我们了解你。我了解你，才能慢慢让你走出来。尽管这个（流行的心理测试）说明有问题了，但是这个（作业）会回答我为什么有问题。”问卷是为了诊断和治疗失眠专门设计的，其中的问题如：“你是否看电视时会睡着，而想睡的时候却睡不着了”、“你是否认为睡不好就什么也干不好”等。有的患者写不出作业，那么诊断和治疗的根据则变成了自制的量表，量表的问题多达好几百题，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相同的问题会在不同的年龄阶段重复出现，要求被试根据记忆中的程度分别打分，比如“家里贫穷”、“父亲严厉”、“被人欺负”等等，这些主题同样来自门诊患者多年的家庭作业的积累。此外最重要的是，金医生和实习生们努力在患者的家庭作业中寻找关键的情感创伤——例如父母的死亡或某些亲密关系的丧失，并对这些创伤所发生的年龄段给予关注；此外，对于1980年以后出生的患者，他们还常常特别注意某些创伤或经历的“缺乏”，并把它归咎于家庭过度的照护，并将其作为患者的“没有长大”的原因之一。最后，他们使用他们的分析来确定一种心理诊断——通常与自我的缺乏或太过，成熟度不足和对家庭的过度依恋有关。 （3）再造“自我”：使用气功的心理治疗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追求精神和躯体的紧密结合。中国人往往追求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治疗方式，他没觉得心理治疗是治疗，而中医讲的是形神一体化的诊疗模式。”为了心理治疗能够持续进行，金医生运用中医的传统设计了一套流程：患者的家属或朋友被要求在外等候，患者被带入一个单独的小房间；患者被告知要平躺在床上，在音乐的引导下“练功”直到治疗开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发生任何事情都不要睁开眼睛”，（以此模糊处理对心理治疗的疑惑和恐惧）直至医生宣布治疗的结束；大约15分钟以后，医生进入治疗室，将手放在患者的头顶，引导患者感受医生手的温度到达全身；完成这样相似于“灌顶”的仪式后，医生便开始正式的治疗——再成长治疗。在每一次治疗即将结束的时候，医生引导患者“让你的意念飘回来，回到这张治疗床上”，然后指导患者做一套“收功”的动作：“搓一搓手”、“搓一搓脸”，这样的仪式结束一次心理治疗——在中文当中，“洗手”、“洗心革面”这样的词语通常用来表示对“旧我”的告别，从而开启一段“新的人生”，这样的肢体语言配合着“气功”的暗示，似乎让心理治疗的内容被接受和承认了。 “再成长治疗”是金医生的心理治疗中最核心的部分，实际上是一组为患者量身编制的充满了指导性的的一组故事，其根据之一是患者的家庭作业，之二是金医生关于正常人格发展的理论。金医生认为，这一系列的故事将通过治疗师生动的讲述“导入”患者的记忆，从而逐渐赋予患者一个能够成功地驾驭与异性的关系新的“自我”。以患者被诊断为在两性交往方面“不成熟”为例，在患者平躺在床上处于“练功”的状态下，医生进入治疗室，完成“灌顶”的仪式，便开始演讲：“让你的意念带动你整个的心身飘回到……（青春期、或儿童时代一个具体的年岁），你正在学校里和小朋友玩，有小男孩，也有小女孩……”这样的“再成长治疗”通常持续两到三个月或更长时间，同时为了让病情好转，金医生将为患者和家属出具在额外的医嘱：通常是一些行为忌宜，包括分床睡觉、独立行动、自主作出选择、与更多异性个体交谈等等，金医生认为这些心理、行为上的治疗“会进入过去并改变基本的人格问题。” 个案2 以下片段选自金医生对一位中年患者进行针对其失眠的一次心理治疗。 “现在的你非常的放松，你的意念带着你整个的身心飘到你的家中。三年前母亲去世，你失眠了。本来生活中遇到一些重大的事，一两个晚上睡不着是很正常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事过去了，人自然地就会恢复正常的睡眠，甚至因为劳累，睡得更深、更沉。可是，XXX，由于对母亲深深的依恋，今天的你，仿佛还停留在母亲去世的那一天。失去了最深的依恋，你在夜里难以入睡，辗转反侧，仿佛整宿都没有睡着。太痛苦了！回忆这个过程……渐渐地，你对母亲的去世感觉似乎是已经变淡了，转而将你的注意力集中在睡眠这件事上面来，你的心里感到，睡不好，什么也做不好，把白天出现的许多身体症状都归因在睡眠上来，这些都是依恋的表现。现在的XXX，虽然已经做了妻子、做了母亲，仍然是一个没有“自我”的人哪！……然而，睡眠本来是最自然的事，越是当成一件事，反而越难以睡着。你看你，每天睡觉前要泡脚、喝牛奶等等，换个地方，就更睡不着，把睡觉当成一件重要的事去做。做这些事的同时，其实你就是在暗示自己今天晚上可能睡不好觉，但你不做这些事，又更害怕自己睡不着。总是在找睡不着的外因。然而，你这种依恋性的人格，才是你失眠的根本原因。现在你明白了这个道理，让你的意念带动你整个的心身飘回到2岁、3岁的时候。那时候你梳着两个小辫儿，在爸爸妈妈和哥哥们的照顾下长大，由于你是最小的孩子，妈妈给你的关怀最多，你也最依恋妈妈。到了3岁，你上幼儿园了，你正在幼儿园里和小朋友玩，有小男孩，也有小女孩。你看到他们都学会自己穿衣服和吃饭了，放学回家的时候妈妈来接你想背你，你说不要妈妈背，我要自己走。妈妈要帮你穿衣服，你偏要自己穿衣服、自己穿鞋，还自己去找自己喜欢的衣服穿，不穿大人给拿的衣服。好像从小就很独立。你想象着自己从小就是这样子。在幼儿园和别的小朋友比赛吃饭，看谁吃得快。回到家里，吃饭也不要大人喂，感觉自己和哥哥们一样长大了。在家里，哥哥们都是让着你，在幼儿园里可不一样，有的小朋友过来推你，你也推他，谁也不让谁。有时候你欺负别人，有时候也被别人欺负。……” （时间：2015年5月21日，地点：金医生门诊治疗室。） 1、再造“自我” “自我”显然是金医生的“中医心理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在《心理学原理》一书中提出了“自我”概念[13]。西方文化肯定人作为个体的价值，并把这一点看作人类社会结合的基础。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鼓励这种个体化，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精神》中指出，中国社会里的个人，必与其家庭、社会、国家、天下重重结合相配而始成为此一人[14]。因此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人的自我意识一直依附于族类意识而存在，从没有真正独立过，因此它是缺失的、不健全的[15]。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以西方文明为主的现代文明也在与传统中华文明的冲撞中不断形塑着中国人的“自我”，相关的研究显示，中国的个人之间也变得越来越独立和离散[16]，“我”和“家”之间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远[17]，Yan将中国社会的这种现象概括为“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18]。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自我”的内在冲突是许多心身疾病的根源，换言之，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冲撞，难免给中国人的心灵带来压力和纠结。 重视心灵本来是中医的传统；如果说中国人的健康观念是基于中医文化的，那么中国人的心理健康观念也应该基于中医文化，但中医心理学的作用远没有像中医诊断学、内科学、方剂学等那样影响着中国人[19]。相反，人们在描述心理问题的时候使用的总是西方心理学的语言，包括金医生的中医心理学体系。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中医并没有发展出一套能够被大众所理解的适用于精神及心理问题的概念，现有的古典概念只能在很小的专业圈内被人解读，而传统的中医理论上解释各种心灵现象的能力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金医生摒弃了这些古代韵味的字词，在概念上力图与现代心理学接轨，并试图用这些概念作线，用中医的哲学作针，织出一张本土心理学的理论之网。因此，乍看之下，金医生的中医心理学根本不是中医，但它恰恰保留了中医对心灵重视的传统，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有一些“现代化”的中医却放弃了这一传统，将心灵现象作为生物性的功能，从而走向生物医学的极端，忽略了人是生物性与社会性的统一。 当科技文明乘着全球化的浪潮冲击着传统，在都市生活当中，人在工作中的组织变得严密了，而当离开工作回到家中，却又变得无所归属[20]。如何调适这种独立与归属的平衡，如何在传承传统文化中的同时赋予“自我”其恰如其分的时代精神，实现对“自我”的内外在调和与超越，是中国文化在转型期所面临的重要问题[21]。对此，金医生的中医心理学体现了一种文化自觉，它将患者的社会适应作为目标，以气功和心理治疗为手段，期望能够通过改变患者的“自我”影响文化的转向。尽管这个目标听起来是遥不可及的。 金医生将睡眠问题称作“所有精神与心理疾病的共同表现”，为了“接引”这些患者，金医生将“睡眠医学”加在了“中医心理科”的后方。比较普遍的情况是，失眠患者并不知道自己需要做心理治疗，有时候甚至做完了心理治疗，也并不会认为这是一种心理治疗，因为患者通常觉得这是一种身体疾病——“神经衰弱”，虽然美国已经不再使用这一名词作为诊断，但正如凯博文所说的，“神经衰弱”的说法从文化上保护了患者不受精神疾病的“污名”，同时减轻了个人的责任，并在某些情况下成为患者本人逃避社会责任的工具[22]。借由“睡眠医学”四个字，金医生的中医心理学得以进入患者的个人生活和心灵世界。 从医患交流、填写问卷、量表、完成作业到再次接受“再成长治疗”，患者通常能够学会金医生用于描述他们的问题的框架，并将“自己”、“父母”、“认识”、“情绪”、“身体”、“心理问题”等关键词融入对自己身心状况的理解。小园是一名大学生，她在父母的陪同下来到中医心理门诊，希望“中医”能够治疗小园不定期背部抽搐的疑难之症。尽管她的父母对金医生不断强迫他们接受中医心理学的理论表现出消极的态度，特别是当金医生指责父母“管得太多了”、“太疼爱这个孩子了”使孩子形成了今天的疑难病。但小园本人却在采访中表示：“我感觉自己对自己的理解已经扩大了，而且我认识的事情有点深刻了......我觉得我的想法不是天真的。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些东西一样，对于我的情绪来说，这些东西都与父母有关。”随后，小园报告说，她想开始改变她与父母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医心理治疗确实对患者理解世界的方式产生了影响，至少它提供了一种对自身健康的解释框架，使患者的焦虑程度下降。 2、医患与师生 事实上，中国人讲的“身”不是单纯的物质概念，它包含了“自我”等精神概念，是一个开放的场域，兼具生理、心理、精神的多重功能[23]。在中医的价值观当中，内在和外在并重，并且两者相互作用。根据Pritzker的研究，当代中医心理学尽管有许多不同的学派，但相同的是，它们均发挥“形神合一”的经典理念，并将内在的情感与道德的体现对应起来[24]，因此，传统的中医本身就兼具着身体调理和心理指导的双重作用，这也就意味着，中医同时也肩负着传递文化价值和维持社会秩序的使命。Zhang研究了开中药、扎针灸的中医大夫与患者的互动之后认为，中医在心理上的辅导是社会秩序的延伸，医生的语气常常更像说服或指挥，有时候他们说话的内容更是成为了一种道德再教育，借用“社会的声音”让患者走向理想的“自我”[25]。金医生的治疗也总在体现这一点：“我们追求的是真诚诚实的世界，那是一个美好的期望，就像咱们追求共产主义一样。”换句话说，如果不服从社会的秩序，那么内在也很难和谐，这是不利于治愈的，因此，医生必然要关注情绪和社会问题的调整。 中医学侧重于脏腑功能平衡的诠释减轻了心理冲突所带来的精神压力，但同时也增加了把心理问题误解为躯体问题的机会[26]。对于多数患者来说，金医生所设计的问卷、量表、作业等等环节在形式上几乎使全然陌生的，因为他们对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从未有过实际的接触，他们原本期望的是神秘的催眠或者传统方法的中医治疗，但问卷、量表中的问题，包括作业的提纲，却是中国人十分熟悉的情境和话语。“布置作业”的仪式，更是无形中在医患之间建立了一种“师生”关系，这些环节暗示着，中医心理门诊是一所“学校”，患者要在这里学习、接受训练。 尽管目前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对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没吃过的螃蟹”，但心理学在中国越来越受到重视，它源于人们真正需要在当代社会中改变自己。有关的知识在线论坛、微信群组、书籍、电视节目中层出不穷，许多的沙龙、课程也在致力于帮助人们找到认识自我、表达自我的方式。而科学知识并非完全取决于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和总结，而是受制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因素[27]；尤其在医学发展中，人们希望利用医学改造社会的期待，所以社会因素直接作用于医学知识建构。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医学也必将分化出心理学，来帮助人们认识和表达自己。在这个意义上，医患关系中融入师生关系的设计巧妙地化解了心理咨询的尴尬。 在治疗过程中，“静卧”、“灌顶”构成了某种形似“斋戒”的仪式；“搓一搓手”、“搓一搓脸”，又分别包含着“洗手”、“洗心革面”的隐喻。这一系列的身体操作构成了一组告别“旧我”、开启“新生”的暗示，很明显它的灵感来自中国的传统文化。加上患者平躺、闭眼、静止的体姿，与站立着的、行动自由的医生构成了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在这样的设置下，患者没有办法表露对医生的抗拒。无论患者有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心理治疗”，在这一系列的过程当中，这样的被动表达的肢体语言配合着“气功”的暗示，似乎让心理治疗的内容至少暂时地被接受和承认了。我们认为，这为心理治疗的开展提供了基础，因为它构成了认识自我心灵世界的准备工作。 3、用自然理解社会 崇尚自然是我国的文化传统，而自然又代表了包含社会运行规律的总的法则。老子说：“反者，道之动也。”失衡之处也是历史运动变化的动力所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所蕴含的思想非常丰富，而从时间的维度上看，它在各个时代的面貌虽有所顺承但也不尽相同。因为各个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总有一些过分或不及的部分要被新的时代平衡。由于现有的社会文化承前朝而来，前代所尚未必今日之需，加上以西方文明为主的现代文明的冲击，中华文化处在剧变当中，“具体的正确的方向”对个人来说常常是难以把控的。当其自身不能良好适应社会环境，个人自身也必然感到心身的痛苦。 因此，金医生致力于以心理治疗的方式解决他所理解的中国文化的根本问题。他从自己的个人经验中摸索总结出一个标准的“自我”，一个能自然看待自身和各种社会现象的“自我”，并以“作业”的形式鼓励他的患者表达真实的自我，然后用“再成长治疗”在不违背社会秩序的条件下对某些畸形的观念进行解放。 金医生的再成长治疗中往往会以患者的名字塑造两个“自我”，其中一个接近于金医生所认为标准的“自我”，而又有患者现实“自我”的影子；而另一个“自我”更接近患者在家庭作业或量表中所报告的“自我”，同时又有标准“自我”的影子。同时，金医生在治疗的时候不断地为患者提供一系列的描述和解释其现实自我的框架，使之与那个标准的“自我”能够在同一个框架内相比较，或者相混淆。事实上，金医生所塑造的标准“自我”在大体上是非常传统的，它的外在表现为独立、情绪稳定、人际关系良好、从事服务社会的职业、与异性结婚生子、赡养父母等。革新之处在于（1）它能自然地面对许多两性问题（譬如早恋、青春期的困惑），如“在这个年龄阶段，喜欢女孩子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要做，比如说需要完成学业，需要去学习更多的技能，需要去完善自己的能力”；（2）强调对负面事件的转化，例如“背叛往往能够促进我们成长，一个成熟的人，是能够经历委屈、欺骗，经得起欺负的”；（3）淡化了一些道德观念，如“在幼儿园里，你被人欺负，也欺负别人”。 我们认为，对于传统中华文化中所鼓励的那种“自我”，金医生的革新非常有限，仅在鼓励谈论两性、情感表达方面较为突出。又或者说，在现有的社会文化当中，关于两性和情感表达方面的压抑需要被释放，这将帮助人们从更广阔的的空间去看待和理解社会规则，促进人们的身心健康和内外在和谐。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