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史书编传新趋势及其特点

　　三、史书编传新趋势的主要成因

　　在整个宋代史学发展中，普及、实用类史书编传之所以出现新趋势，无疑是当时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宋代史学繁荣与发展是普及、实用类史书编传得以兴盛的内在基础。宋代修史体制完备，官修史籍数量与种类众多，这为史家撰修、改编史书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础。如史官李焘利用官方修史的便利条件，不仅撰有以繁富著称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而且还撰有简明史书《思陵大事记》36卷和《阜陵大事记》2卷等。(82)不仅如此，在一些普及类史书编刊方面，朝廷时而还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如前述《三朝训鉴图》等形象生动类史著的编刊，正是官方利用多方资源、集体合作完成的典范之作。此外，不少史家将所著上进朝廷，以实现其著述目标，扩大社会影响力。如陈均所撰《皇朝编年纲目备要》30卷，“举宏撮要，在几务之繁，尤便省览。”(83)据陈振孙言：“端平初，有言于朝者，下福州取其书，由是得初品官。”(84)可见陈氏还因史著获得认可而改变了仕宦前景。总之，以上情况表明，普及、实用类史著的编修与传布，仍与朝廷支持密切相关。与此同时，宋代治史队伍庞大，史家撰史所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除朝廷时段性史禁之外，史家撰史热情颇为高涨。其间，他们不仅能依据个人兴趣以及学术专长撰史，而且不少史家能紧密结合社会现实编撰时人所需之史。又在这些史著中，就不乏普及、实用类史书。如陈傅良撰有《建隆编》1卷，据陈振孙言：“盖《长编》太祖一朝节略也。随事考订，并及累朝始末。庆元初，在经筵所上。”(85)对于此书，李心传评论道：“近岁吕伯恭最为知古，陈君举最为知今，伯恭亲作《大事记》，君举亲作《建隆编》，世号精密。”(86)可见该书系陈氏精心编撰的有为之作。又如据魏了翁在《邵万州孝弟蒙求序》中记述：“蒙求之书便于记诵，自迁、固书以迄于本朝史，先儒为之者凡数家矣。”(87)此属蒙学类史著能及时满足社会需求的具体体现。此外，宋代史学创新风气浓厚，如前述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的产生，正是宋代史学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的具体展示。

　　其次，教育文化的兴盛与普及，使得宋代整个社会形成了良好的读书风气，而该风气又成为了普及、实用类史书得以畅行的外在主因。宋代自建国初始，在崇文国策以及科举制的有力促使下，广大民众的读书热情就极为高涨。如据欧阳修记述：“钱思公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时，尝语僚属言：‘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谢希深亦言：‘宋公垂同在史院，每走厕必挟书以往，讽诵之声琅然闻于远近，其笃学如此。’”(88)以上所言钱惟演和宋绶虽属个案，但他们无不是嗜好读书的官僚士大夫珍惜宝贵时光的典型写照。不仅如此，如孝宗少年时，在佑圣观壁问题有：“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89)该题壁出自皇位传承者之手，它对观览者的激励作用不言自明。正是因为宋代许多民众喜好阅读，由此激发着史家著史、传史的热情。其间，一些史家从便于观览的实际效果出发，编撰成方便读者参阅之书。如徐自明撰有《宋宰辅编年录》20卷，主要记述太祖建隆元年至宁宗嘉定八年间宰执任免状况。据章铸在该书《序》中言：“今观徐公《编年》，惟及宰辅，而百官不及，则于省览为尤便。”(90)可见纪事“专一”的该书，颇便于读者“省览”。又对于蒙学类史著而言，在唐代李瀚《蒙求》带动下，该类史著始终受到读者欢迎，由此激发着不少编撰者。据楼钥言：“《蒙求》始于李氏，后有作者终不及之。……有句赓者，亦有广编十七史，或专用小说及本朝故事、《左传》、《西汉》或道家之书，意亦勤矣，终不及李氏之盛行。”(91)其间，如史家洪迈亦撰有《次李翰蒙求》3卷。(92)可见《蒙求》及其带动效应极为明显。此外，适合科举应试之需的综合实用类史著，更是广大士子传阅的必备之物，在此不再赘述。

　　最后，物质和技术的快速发展成为了普及、实用类史书编传日渐兴盛的助推器。宋代经济发达，社会财富增长迅速，民众生活丰富多彩，它不仅为史家从事著述提供了物质保障，更为广大民众阅读、购买、收藏以及传布史书提供了经济支持。如据南宋初的王明清言：“近年所至郡府多刊文籍，且易得本传录，仕宦稍显者，家必有书数千卷。”(93)可见当时仕宦之家藏书较为普遍。其间，一些士人还特意购买国子监书籍。如据李心传记述：“今士大夫仕于朝者，率费纸墨钱千余缗，而得书于监云。”(94)此外，据史载：“越藏书有三家：曰左丞陆氏、尚书石氏、进士诸葛氏。……陆氏书特全于放翁家，尝宦两川，出峡不载一物，尽买蜀书以归，其编目日益巨。”(95)此例表明，出身于藏书世家的陆游能充分利用任职之便，尽力购求蜀书以归。与此同时，雕版印刷业与制图技术的进步，为普及、实用类史书编刊提供了技术支撑。宋代是雕版印刷迅猛发展的时期，史书刊印在宋初就日渐展开。如早在大中祥符三年十一月，真宗告诉向敏中：“今学者易得书籍。”向敏中答道：“国初惟张昭家有三史。太祖克定四方，太宗崇尚儒学，继以陛下稽古好文，今三史、《三国志》、《晋书》皆镂板，士大夫不劳力而家有旧典，此实千龄之盛也。”(96)此仅系正史刊传状况，此后其他史籍刊传多如此。到南宋时，不仅朝廷和书坊刻书兴盛，而且地方刻书发展迅猛。如据陆游言：“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书版。”(97)仅以《稽古录》而言，据陈振孙所见，“此书始刻于越，其后再刻于潭。”(98)凡此等等，表明官私各方刊传史籍的热情极高。此外，据戴埴言：“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钧手写五经，置巾箱中。……今巾箱刊本无所不备。嘉定间，从学官杨璘之奏，禁毁小板。近又盛行。第挟书，非备巾箱之藏也。”(99)可见便于携带的巾箱本，已被士子用于科考了。该装帧形式的盛行，有力地推动着普及、实用类史书的编撰与传布。

　　归结而言，在宋代史学繁荣发展、教育文化颇为兴盛、印刷业与制图技术快速进步、广大民众阅读需求日益高涨以及商品经济取得显著成就等诸多因素共同推动下，宋代涌现出诸多简明直观类、易读便诵类、形象生动类以及综合实用类史著，并且以上诸类史著编传目的较为明确，叙事内容简明、易晓，甚至颇为实用，传布效果较为理想。其间，尤为重要的是，一些社会名流或者学术精英不仅认可甚至推崇该类史著，而且还积极参与到该类史著编传之中。这些举动不仅改变了不少士人对该类史著的固有认识，而且还有效地引导人们多方面接受以及传布该类史著。由此可见，宋代史书编传所呈现出的新趋势，不仅是整个宋代史书编传活动的重要亮点，而且是宋代史学繁荣与发展的突出体现。　注释：

　　①脱脱：《宋史》卷286《王益柔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9635～9636页。

　　②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3、119页。

　　③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5《史部·史钞类》，中华书局，1981年，第578页。

　　④王称：《东都事略》卷114《王当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8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50页。

　　⑤⑧赵希弁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读书附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96、1111页。

　　⑥陈傅良撰，周梦江点校：《陈傅良先生文集》卷40，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10页。

　　⑦翟汝文：《忠惠集》附录《孙繁重刊翟氏公巽埋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3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14页。

　　⑨王炎：《双溪类稿》卷2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5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25页。

　　⑩杨士奇：《东里续集》卷17《通鉴纪事本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38册，第591页。

　　(11)参见燕永成：《论纪事本末体在南宋时期的创立及运用》，《中华文史论丛》2004年第77辑。

　　(12)参见燕永成：《试论纲目体在南宋时的创立及运用》，《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4期。

　　(13)(16)廖刚：《高峰文集》卷11《古今通系图后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43页。

　　(14)王应麟撰，武秀成、赵庶洋校证：《玉海艺文校证》卷22《图·治平历年图》，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1078页。

　　(15)彭龟年：《止堂集》卷10《镜古历年图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5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57页。

　　(17)脱脱：《宋史》卷203《艺文志》，中华书局，1985年，第5109～5110页。

　　(18)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79～180页。

　　(19)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03《经籍考》，中华书局，2011年，第5813～5814页。

　　(20)王明清撰，燕永成整理：《挥麈前录》末《自跋》，《全宋笔记》第六编第一册，大象出版社，2013年，第54页。

　　(21)据书目著录以及现今存留状况可知，宋代该类史著不下三十种。具体可参阅徐梓《中华蒙学读物通论》第四章“宋元明清时期的蒙学读物”(中华书局，2014年，第144～160页)、吴桂翎《宋代历史教育研究》第二章“宋代蒙学历史教育”(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5～66页)等。在此需说明的是，因该类史著亡佚严重，故诸家统计数字不完全一致。又笔者认为一些史著虽用蒙求体撰成，但未必属专供童蒙观览者，或者原本就不属于童蒙读物，如下文所述《唐史属辞》和《通鉴韵语》等，故单列论述。

　　(22)程文海：《雪楼集》卷23《黄成性史学提要赞并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0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32页。

　　(23)楼钥撰，顾大朋点校：《楼钥集》卷74《跋郑德舆历代蒙求》，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332页。

　　(24)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89《史部·史评类》，中华书局，1981年，第758页。

　　(25)赵希弁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读书附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02页。

　　(26)(28)脱脱：《宋史》卷202《艺文志》，中华书局，1985年，第5078，5059、5065、5061页。

　　(27)王应麟撰，武秀成、赵庶洋校证：《玉海艺文校证》卷15《论史》，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728页。

　　(29)(33)(37)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14《类书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673、674，676，676页。

　　(30)脱脱：《宋史》卷430《张洽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12788页。

　　(31)(38)脱脱：《宋史》卷207《艺文志》，中华书局，1985年，第5300、5302、5297，5300页。

　　(32)张栻：《南轩集》卷34《西汉蒙求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6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01页。

　　(34)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1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29页。

　　(35)尤袤：《遂初堂书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7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72页。

　　(36)王庭珪：《卢溪文集》卷47《故校书郎曹公行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3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23页。

　　(39)徐元杰：《梅野集》卷10《题圣宋蒙求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8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52页。

　　(40)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54《邵万州孝弟蒙求序》，《四部丛刊初编》本，第471页。

　　(41)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37《子部·类书类》，中华书局，1981年，第1163页。

　　(42)曾丰：《缘督集》卷18《胡谦庐陵蒙求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5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05页。

　　(43)(49)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1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32、430页。

　　(44)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47《子部·道家类》，中华书局，1981年，第1260页。

　　(45)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下册《艺文略》第五，中华书局，2009年，第1644页。

　　(46)杨杰：《无为集》卷9，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9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724页。

　　(47)赵希弁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读书附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03页。

　　(48)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99，中华书局，2007年，第3792页。

　　(50)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28《经籍考》，中华书局，2011年，第6266页。

　　(51)王明清撰，燕永成整理：《挥麈后录》卷1，大象出版社，2013年，第73页。

　　(52)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63页。

　　(53)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01《经籍考》，中华书局，2011年，第5775～5776页。按：对于王明清所言，邓小南教授认为：“王明清祖父王莘曾在元祐年间获赐该《三朝训鉴图》之摹印本，他在《挥麈录》中的说法，有可能是根据哲宗朝的情形逆溯推断的。但王明清的理解，亦并非空穴来风。”参见邓小南：《图画作品与宋代政治史研究》，《宋代历史探求：邓小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73～374页。

　　(54)(57)王应麟撰，武秀成、赵庶洋校证：《玉海艺文校证》卷22《图·庆历三朝训鉴图》，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1074、1072页。

　　(55)郭若虚撰，黄苗子点校：《图画见闻志》卷6《训鉴图》，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第144页。

　　(56)李心传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6，中华书局，2013年，第1645页。

　　(58)王应麟：《玉海》卷15《地理》，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第280页。

　　(59)夏文彦：《图绘宝鉴》卷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1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92页。

　　(60)《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卷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7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71页。

　　(61)参见夏其峰编著：《宋版古籍佚存书录》之《宋版书目》，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2010年，第682页。

　　(62)参见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37、339页。

　　(6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5《史部·史钞类》，中华书局，1981年，第579页。

　　(64)(65)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91、92页。

　　(66)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48《史部·编年类》，中华书局，1981年，第432页。

　　(67)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89《史部·史评类》，中华书局，1981年，第758页。

　　(68)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68、169页。

　　(69)罗璧撰，赵龙整理：《识遗》卷1《成书得书难》，《全宋笔记》第八编第六册，大象出版社，2017年，第11页。

　　(70)刘克庄著，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卷170《丞相忠定郑公行状》，中华书局，2011年，第6595页。

　　(71)周必大：《文忠集》卷187《黄日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07页。

　　(72)徐元杰：《梅野集》卷10《题圣宋蒙求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8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52页。

　　(73)脱脱：《宋史》卷203《艺文志》，中华书局，1985年，第5104、5124页。

　　(74)瞿镛编纂，瞿果行标点，瞿凤起覆校：《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9，第236页。

　　(75)(78)(79)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01、92页。

　　(76)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50《史部·别史类》，中华书局，1981年，第453～454页。

　　(77)《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卷6《史部·编年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15页。

　　(80)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1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24页。

　　(81)周必大：《文忠集》卷187《赣县叶丞才老》，第114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06页。

　　(82)(84)(85)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0、121、121页。

　　(83)陈均撰，许沛藻等点校：《皇朝编年纲目备要·郑性之序》，中华书局，2006年，第5页。

　　(86)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昔人著书多或差误》，中华书局，2000年，第692页。

　　(87)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54，《四部丛刊初编》本，第471页。

　　(88)欧阳修撰，储玲玲整理：《归田录》卷2，《全宋笔记》第一编第五册，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257页。

　　(89)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2《佑圣观》，中华书局，2000年，第80页。

　　(90)徐自明撰，王瑞来点校：《宋宰辅编年录校补》，中华书局，2012年，第1832页。

　　(91)楼钥撰，顾大朋点校：《攻媿集》卷74《跋郑德舆历代蒙求》，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332页。

　　(92)脱脱：《宋史》卷202《艺文志》，中华书局，1985年，第5079页。

　　(93)王明清撰，燕永成整理：《挥麈前录》卷1，大象出版社，2013年，第18页。

　　(94)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4《监本书籍》，中华书局，2000年，第115页。

　　(95)施宿等：《嘉泰会稽志》卷16《藏书》，《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第7册，第7023页。

　　(9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4，中华书局，2004年，第1694页。

　　(97)陆游：《陆游集·渭南文集》卷26《跋历代陵名》，中华书局，1976年，第2232页。

　　(98)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4页。

　　(99)戴埴撰，储玲玲整理：《鼠璞》之《巾箱本》，《全宋笔记》第八编第四册，大象出版社，2017年，第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