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士人的“吏隐”心态与笔记创作的新变

终南居 2017-06-01

展开全文

来源：《华中学术》作者：刘师健

　内容提要：论文阐述南宋时期士人的“吏隐”心态与笔记小品创作新变之间的深刻联系。南宋大批士人边隐边仕的“吏隐”的生态与心态，使他们既不失传统士人身份和人文素养，又兼具个人闲适趣味和享乐文化的价值取向。特定心态、趣味、取向的合力，使笔记创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动力与广阔空间，拓展了笔记小品的叙写题材，丰富了笔记小品的艺术特色，加速了笔记小品与志人、志怪、传奇小说的分离趋势。

关键词：南宋/士人/吏隐/笔记/新变

南宋虽国势孱弱，但在文化发展史上，却有着重要的地位。它一方面继承与延伸了北宋的文化，另一方面在时局变动、思潮更迭的历史条件下，又产生了一系列新质的变化，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近世之变①。有学者认为，“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模式，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②。

　　作为社会政治、文学与文化的主体，士人自然是引起这种历史现象的关键因素，也一直备受学界关注。但学界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士人通过科举的向上流动，而对他们本身心态在社会变动中的转变，以及在转变过程中对笔记创作主体的心境影响，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尽管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分类详述了各朝笔记内容的情况，但由于研究主要局限在笔记的著述内容方面，士人心态在社会变动中的变化与笔记创作的取向，也就不在其考察范围之内。至于吴礼权、苗壮、陈文新以来大量关于笔记文体的分类、史料价值、审美特征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虽然注意到了这种文体在南宋的新变与发展，但对于士人心态与这种文体新的写作倾向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底蕴，缺乏深入的考究。实际上，南宋士人心态与笔记文体创作的新变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因此，从社会变动引起士人身份、思维变化，从中揭示士人的文化心理，以及因此导致笔记文体新变的内涵特征及其意义，是本文试图探究的。

　　一、南宋的官场生态与士人心态

　　宋室南渡后，士人心态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传统的儒者形象逐渐分化，具有了新的时代特征。

　　首先，政治时局的变动使士人身份随之生变。偏安时期，统治者昏庸无能、骄奢淫逸，大臣之间结党营私、互相倾轧，王朝已是“君不似乎人之君，相不似乎君之相，垂老之童心，冶游之浪子，拥离散之人心以当大变，无一而非必亡之势”的岌岌可危的时局③。加之“三省至百司事有违失，皆得谏正”的严苛的台谏监督弹劾制度④，朝廷上下常常是“一唱百和，唯力是视，抑此伸彼，唯胜是求。天子无一定之衡，大臣无久安之计，或信或疑，或起或仆，旋加诸膝，旋坠诸渊，以成波流无定之宇”的局面⑤。处于党争漩涡之中的士人大都是“志未伸，行未果，谋未定，而位已离矣”⑥，稍不留神，便被摒斥于统治阶层以外。大量寒族下层士人纷纷沦落民间，分化为游士、幕士、儒商、塾师、相士、术士、隐士等江湖士人，其身份实现了由唐代的“世家大族”，北宋的“文官家族”，到南宋“地方精英”的转化⑦。

　　其次，时代的思想根源使士人实现了思维的转变。卡尔·雅斯贝斯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中说：“人不仅生存着，而且知道自己生存着。他以充分的意识研究他的世界，并改变它以符合自己的目的。”⑧处在动荡的时局面前的士人不得不开始研究他的世界，尝试改变世界来符合自己的目的。这时，陆九渊承继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的心学观念应运而生，强调对于理的体验式追求而不是道学的认识式印证⑨，诚如陆九渊所说：“人心至灵，此理至明。人皆具有心，心皆具是理。”⑩只要认识了心，也就达到了理，由追求外在事功转向关注自身价值，倡导人从名利世界回归澄澈透明的精神世界，突出了对内在心性、自我价值的强化，更贴近了现实生活。这正契合了备受思想束缚与精神压抑的士人，他们由此把注意力投向内心世界，力图以自我心理的调整去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努力为个体生命和精神寻找自适点，由“外王”而转入“内圣”，实现了思维方式的转变。

　　再者，传统文化使士人找到了契合自身的心灵归宿。随着时代的发展，隐逸文化的精神化倾向日渐明显，注重心性，修炼主体精神的“心隐”逐渐取代了传统意义上的凿岩穴居、餐霞饮露的“形隐”。白居易以仕为隐的“吏隐”心态和行为对南宋士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它强调“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道治其心，旁以山水风月歌诗琴酒乐其志”(11)(白居易《醉吟先生墓志铭》)。既保持理想，又可在“禅定”的状态中潜心体验鲜明活泼的生命本质，或在山林江河、田园台阁、品茗饮酒、吟诗作文中恣意享受生活的乐趣。这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回避社会政治的“逃禄归耕”，而是“隐在心间”的一种实实在在的快乐的生存体验。这对承担了太多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又受到“政统”羁縻、控制，但又不想为外物所役，还希望保持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的南宋士人来说，实在是一个两全其美的选择。他们走向自然、优裕自如地享受自己的各种爱好，为心灵找到了一片新的生存空间。

二、士人的“吏隐”心态与笔记创作的新变

　　当吏隐成了士人的自觉意识，成了他们刻意追求的生活理想，它就会以具体化的生活样态反映在他们的笔记创作中。《齐东野语》云：“吾乡前辈俞且轩侍郎，善墨戏竹石，盖源流射泽而自成一家，逮今为人宝重。……短小精悍，清谈简约，乐易无涯岸，而居官守正不阿。……俞氏自退翁起家，未七十而纳禄者，至澄凡五人。且皆享高年，有园池、琴书、歌舞之乐，乡曲荣之。”(12)俞且轩作为一名“居官守正不阿”的传统儒家士大夫，为天下百姓服务的同时始终不忘生活的物欲享受，在家尽情欣赏园林之美、琴书之雅、歌舞之乐。他们甚至认为：“士之处世，视富贵利禄，当如优伶之为参军，方其据几正坐，噫鸣词棰，郡优拱而听命，戏罢则亦已矣……遭横逆机阱，当如醉人之受辱骂，耳无所闻，目无所见，酒醒之后，所以为我者自若也，何以加损哉？”(13)士人应是集佛徒、儒者、佳公子、诗客于一身，这才是隐逸精神的最高境界。

　　这种向内超越的“吏隐”心态使士人获得了高度自由的思想和自主创作的精神。诚如王国维在《宋代之金石学》中指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14)充分肯定了宋代士人的精神创造能力。陈寅恪举南宋汪藻《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的实例说明：“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于上乘。”(15)余英时在研究朱熹以及南宋的“士大夫政治文化”后，断言：“宋代是士阶层在中国最能自由发挥其文化和政治功能的时代。”(16)他们都认定南宋士人拥有高度自主和自由的思想文化精神。当然，这种自主和自由是基于当时时局与思潮的向内心深处开掘的自由和自主，是“由受动之时代出而稍带能动之性质”(17)。基于他们这种内倾心态高度自由的创作，往往具有反观现实人生、建构生命意义的镜像化特征：一方面，不完全脱离“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的入世情结；另一方面又时常秉持一种相对纯粹的文学观念，追求情感交流的出世的自由理念。以下分述创作主体入世情结、出世理念在笔记创作中的投射情形。

　　一方面，他们身在江湖，却心存魏阙，此心态在笔记创作中，便体现为对黑暗时局的不满、对国破家亡的痛惜和渴望收复中原的情怀。如罗大经《鹤林玉露》“格天阁”条写道：“密奉虏谋，胁君误国，罪大恶极，上通于天，其可赦乎！”(18)反映了作者对秦桧乞和行径的抨击。赵彦卫《云麓漫钞》“秦太师十客”条(19)，记载了殿前司军校施全不畏权势、反对和议、刺杀奸相秦桧的壮举，虽反遭杀害，但他的行动却代表了平民百姓对和议的强烈反抗和对投降派的憎恨。《东京梦华录》作者孟元老源于对“节物风流，人情和美”的珍惜，源于对过去的追忆和对现在的“怅恨”，“谨省记”编次成《梦华录》(20)。诸如朱胜非《秀水闲居录》、《渡江遭变录》，王安中《入燕录》，郑望之《靖康奉使录》，赵良嗣《燕云奉使总录》等，都反映了作者对当时奸邪当道、党争倾轧、昏庸统治者的不满与忧国忧民的情怀。

　　另一方面，他们崇尚心灵自由，怀揣个人闲适趣味，取向享乐文化价值，笔记内容多了些“无关紧要”的奇闻异事和日常琐事。如《石林燕语》序中说：“嵁岩之下，无与为娱，纵谈所及，多故实旧闻，或古今嘉言善行，皆少日所传于长老名流，及出入中朝身所践更者；下至田夫野老之言，与夫滑稽谐谑之辞，时以抵掌一笑。”(21)《癸辛杂识》序：“余卧病荒间，来者率野人畸士，放言善謔，醉谈笑语，靡所不有。”(22)他们荣光不再，燕谈而录，自娱自乐，于生活中求取安逸，以释放心灵的羁绊。往往“或欣然会心，或慨然兴怀，辄令童子笔之”(23)。或“时时或自记录”，表现出以文为戏，文以自娱的倾向：“士大夫作小说，杂记所闻见，本以为游戏。”(24)“不敢夸于多闻，聊以自怡而已。”(25)罗大经甚至认为：“圣贤忧乐二字，并行不悖。……盖惟贤者而后有真忧，亦惟贤者而后有真乐，乐不以忧而废，忧亦不以乐而忘。”(26)把责任与娱乐协调在一起，并行不悖，鲜明地反映了文以自娱的心思。

　　士人自由自主的主体精神融入笔记抒写中，使其在反映社会生活和人生境遇的广阔性和丰富性上，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笔记作品。仅从笔记命名时常用“杂识”、“野语”、“闲谈”、“杂记”、“杂志”、“燕谈”、“纪闻”、“漫录”等便可窥见一斑，它不同于唐代笔记强调其事实性而以“史”为题，直接表明作者著述性质的“杂”、“野”、“琐”、“漫”，开始记录自己的生活、思想，记录旁人忽视的、生活化的内容，使笔记逐渐成为可以叙述个人生活琐事、感想的文体。正如四库馆臣所言：“其说或抒己意，或订俗讹，或述近闻，或综古义。后人沿波，笔记作焉。大抵随意记载，不限卷帙之多寡，不分次第之先俊。兴之所至，即可成编。故自宋以来，作者至夥。”(27)

三、笔记文体新的抒写价值

　　由此可见，南宋笔记创作主体转向自身，淡化、甚至消弭精英意识，拥有了自己的话语空间，使笔记的叙写在其价值和艺术上，均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

　　其一，在叙写价值上，士人的“吏隐”心态将其取向定位在自由的文化空间，通过自身的视域，叙写自身的生活与命运、情趣与愿望，从而使叙写者拥有了前人难以比拟的自由自适的叙写立场和丰富多样的叙写题材。

　　笔记作为补史阙或资闲谈，搜集“街谈巷语”的小说，南宋前的“笔记之文，不论记人、记物、记事，皆为客观之叙写；论议之文固非随笔之正轨，抒怀抒感之作亦不多见”(28)，严格遵守“述而不作”的信条，不发表意见，不展示内心，难见作者的见解。南宋笔记则从自己的角度记录人事，表露对文艺、学问、人事、世态的意见和感想，明显多了作者的声音。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南宋末期李之彦《东谷所见》云：“皆愤世嫉俗，词怨以怒。末载太行山戏语一条，谓是非不必与世人辨，盖其篇中之寓意。前有自序，题咸淳戊辰小春，正宋政弊极之时也。”(29)充分肯定了其通过叙写表达个人见解和立场、寄托寓意的特点。

　　与此同时，作品的内容也空前丰富了，举凡朝廷掌故、遗闻逸事、风土人情、文物鉴赏、山川地理等无所不包。如杨万里序曾敏行《独醒杂志》时言：“盖人物之淑慝、议论之予夺、事功之成败，其载之无谀笔也。下至谑浪之语，细琐之汇，可喜可笑，可骇可悲，咸在焉……后之览者，岂无取于此书乎！”(30)李瀚序洪迈《容斋随笔》称：“文敏公洪景卢，博洽通儒……聚天下之书而遍阅之。搜悉异闻，考核经史，捃拾典故，值言之最者必札之，遇事之奇者必摘之，虽诗词、文翰、历谶、卜医，钩纂不遗，从而评之……可劝可戒，可喜可愕，可以广见闻，可以证讹谬，可以祛疑贰，其于世教未尝无所稗补。”(31)

　　其次，在叙写艺术上，士人“吏隐”心态使叙写者在尊重和认同“学志于道”的同时，又融入自我的审美素养和艺术技巧，带来了笔记内容的诗情化，使其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清新、自然、真切的叙事色彩。

　　传统的笔记主要流行于社会中上层，一般表现为忌俗尚雅的审美追求。南宋笔记则多是林下闲谈，信笔直书，取向民间，抒写性灵，有着小品的特质。如《鹤林玉露》、《避暑录话》、《经鉏堂杂志》等，便是“随意点染，饶有风韵”(32)。《樵谈》、《几上语》、《枕上语》等，也都以生活中的断想为主，自由信笔的写作倾向明显，成为后来小品的滥觞。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经鉏堂杂志》云：“明代陈继儒一派，发源于此。”(33)又评《樵谈》云：“核其词气，如出屠隆、陈继儒一辈人口。”(34)评《几上语》、《枕上语》云：“词多丽偶，明人小品滥觞于斯。”(35)郁达夫评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四《山静日长》曰：“看了这一段小品，觉得气味也同袁中郎、张陶庵等的东西差不多。大约描写田园野景，和闲适的自然生活，以及纯粹的情感之类，当以这一种文体为最美而最合。”(36)晚明人喜欢读南宋人笔记的原因，恐怕就是与笔记清新、自然、真切的内容风格，有与古人促膝而谈的感受有关。《五朝小说·序》在论及宋人笔记时说：“唯宋则出士大夫之手，非公余纂录，即林下闲谭。所述皆生平父兄师友相与谈说，或履历见闻、疑误考证；故一语一笑，想见先辈风流。其事可补正史之亡，裨掌故之阔。”(37)闲谈中情文相生、美丽动人，往往引起读者的共鸣，让其在幽邃深远的意境中体验一种人生，领略一种心境，感受一种思想，自然而真切。

　　综上所述，南宋士人的“吏隐”心态赋予了笔记创作主体自由自适的叙写立场，决定了其创作的价值取向，既表现对个人价值的肯定，也表现出与社会价值的融合，通过个人化的叙述方式、微观化的叙述角度曲折地表达对国家政治的关注，拓宽了笔记在表现内容上的宽度和广度。抒写“本心”的叙事方式的确立，则赋予了笔记价值取向的艺术形态，除了具有一般笔记随意性的特点外，还突出体现了清新自然真切的叙事特色，进一步显示出与志怪、传奇分离的趋势。

　　①内藤湖南认为中国从宋代开始进入近世，列举了八个特征：贵族政治的衰落和君主独裁政治的兴起、君主地位的变迁、君主权力的确立、人民地位的变化、官吏录用法的变化、朋党性质的变化、经济上的变化、文化性质上的变化。参见[日]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上)，夏应元译，《中国近世史》第一章“近世史的意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②[美]刘子健：《略论南宋的重要性》，《两宋文学史研究汇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第80页。

　　③(清)王夫之：《宋论》，《船山全书》第11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201页。

　　④(元)脱脱：《职官志一》，《宋史》第12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778页。

　　⑤(清)王夫之：《宋论》，《船山全书》第11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119页。

　　⑥(清)王夫之：《宋论》，《船山全书》第11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70页。

　　⑦[美]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5～36页。

　　⑧[德]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导言》，王德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3页。

　　⑨(宋)陆九渊：《象山集》，《四库全书》第115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51页。

　　⑩冯友兰先生在比较朱熹和陆九渊时曾说：“朱熹区别心与性，完全不是文字上的区别；从他的观点看来，实在的确存在着这样的区别。不过，朱熹所见的实在，与陆九渊所见的实在，迥不相同。在朱熹看来，实在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抽象的，一个是具体的。在陆九渊看来，实在只有一个世界，它就是心(个人的心)或‘心’(宇宙的心)。”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64页。

　　(11)(唐)白居易：《白居易集》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504页。

　　(12)(宋)周密：《齐东野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80页。

　　(13)(宋)洪迈：《容斋随笔》，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80页。

　　(14)王国维的论断虽是针对整个宋代，在评述“宋代之金石学”时作出的，但讨论“金石学”，南宋自当属重镇。参见(清)王国维：《静安文集续编》，《王国维遗书》第5册，上海：上海书店，1983年，第70页。

　　(15)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65页。

　　(16)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378页。

　　(17)王国维在论及中外文化思想交流的《论近年之学术界》中，以“能动时代”和“受动时代”为标准，把中国思想哲学史分为四个时期：春秋战国时期，“于道德、政治、文学上灿然放万丈之光焰，此为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自汉至宋为“受动时代”，宋代则“由受动之时代出而稍带能动之性质”，宋以后至清又陷入“受动时代”，“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参见(清)王国维：《静安文集续编》，《王国维遗书》第5册，上海：上海书店，1983年，第94页。

　　(18)(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9页。

　　(19)(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69页。

　　(20)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5编第1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114页。

　　(21)(宋)叶梦得：《石林燕语避暑录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22)(宋)周密：《癸辛杂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页。

　　(23)(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页。

　　(24)(宋)叶梦得：《石林燕语避暑录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25页。

　　(25)(宋)姚宽：《西溪丛语》，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页。

　　(26)(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73页。

　　(27)(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057页。

　　(28)吕叔湘选注：《笔记文选读》，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37页。

　　(29)(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24册，上海：商务印书馆，第43页。